试析议题设定对全球治理模式的影响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和议题对国际体系的重构进程、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国际格局的变革均产生重大影响。全球治理作为解决全球性议题的主要路径,随着议题的不断更新变化也呈现出新发展与新模式,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试图从问题变化和议题设定的互动,剖析当前治理模式转变这一重要特征,为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全球治理体系内选择合理、恰当的角色提供借鉴与思考。     

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政府改革

全球治理既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崭新理论,又是一种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作为一种理论,它是对传统政治学所体现的国家统治理念的超越,反映了当代国际政治发展到全球政治新阶段在政治结构、政治主体、管理方式的新变化、新特点.作为一种客观发展进程,它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的新形态,是国际规制有效性的现实要求,是全球公民社会和世界民主潮流的产物.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既对国家主权和政府有效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政府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这就是,以治理与善治思想为指导,以公民社会成长为依托,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前提,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让市场、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三者在各自的作用范围内发挥作用.     

新冠疫情、全球化与国际秩序演变

新冠疫情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经济、社会、政治治理和国际秩序等方面的"综合性危机",给西方社会造成较大恐慌。受疫情冲击,全球化呈现回归"经济主权"时代的趋势,可能演变为"有限的全球化"。欧美国家将更加强调自身的"经济主权",并通过"产业回归"的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将事关国家安全和民众生命安全的生产能力留在国内或转移回本土。"有限的全球化"在短期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但从长期看,中国可以从中获益。疫情的持续蔓延推动国际秩序加速调整演变。欧盟和美国在此次全球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这将导致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下降。美西方十分担忧中国在全球抗疫过程中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上升。疫情使原本就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将面临更大挑战。     

全球化的深化与民粹主义的复兴

全球化的演进在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发展失衡加剧、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增大、国内社会矛盾和治理危机上升、风险全球化加重等问题。特别是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全球化的基本内涵、发展动力、聚焦点及治理体系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全球化正处于新的深化调整进程中。全球化发展的失衡及其负面效应不仅助推了民粹主义的全球性复兴和转向,而且给世界政治秩序带来许多新的不确定性因素。为此,中国应当通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新型全球化、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等战略安排,积极增扩全球化深化之利,避免民粹主义极端化之害。     

从经济冷战到相互依存和全球主义

本文简要回顾了经济冷战和西方相互依存关系发展的历程,并就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及其带来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最后简要论述全球主义、国家主义与地区主义的关系,并在结论部分提出几点完善全球化时代国际治理机制的建议。论文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战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制与规则的全球化,也是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逐渐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论文强调,过去百年人类社会的重大教训之一是,必须找出适应生产力新发展的调节、解决国家间利益纷争的国际治理模式。承认全球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并不等于排斥国家主义,作为有效治理单位的国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互形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形成,在与全球化互动中发展。近40年来,全球化不断改变着中国,中国也日益塑造着全球化。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渐成风潮,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维护者,中国模式提供国际发展案例,"一带一路"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中国方案贡献全球治理思路。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引领作用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影响与贡献,开启了全球化的新阶段。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改革路径与中国角色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被认为是21世纪迄今为止全球公共卫生遭遇的最大威胁,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机制在疫情冲击下受到重创,凸显出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从人类共同挑战中独善其身。无论是作为个体的国家还是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都应摒弃意识形态偏见与零和思维,深化合作,共克时艰。世界各国携手抗疫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变革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中国助力国际社会走出公共卫生治理困境、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转型提供了机遇。     

新冠疫情与经济全球化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已经使全球化进程呈现倒退趋势,疫情突如其来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激化了反对全球化与支持全球化力量间的矛盾,也暴露出供应链全球配置的脆弱性。虽然疫情不断催生国际卫生合作和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国际合作需求,但短期内难以阻止全球化倒退步伐。疫情之下,中国在推动全球化方面发挥的作用愈发凸显,影响力不断提高。疫情后,中国将进一步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中坚力量。     

新兴经济体、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多元化的未来

以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等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正在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层次变化,新兴大国在所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成为更加重要的行为者。新兴力量呼吁并推动全球治理进行转变以适应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全球治理需要纳入多方面的力量以形成合力推动全球治理更健康地稳步前进。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论坛等模式就是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竞争中的制度化形式,体现了全球治理改革的进步。在力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变革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国家有可能重塑全球治理谱系。国际政治体系正在新兴力量的推动下发生重大转型,全球治理多元化的变革势在必行。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未来”到来与全球治理新议程

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经济进程带来了科学、技术、数据、网络、信息等多重影响。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导致新的全球问题出现,因而主要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不得不参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并寻求有效路径,以期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探索全球问题的解决之道。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问题,表现为人工智能可能引发新的全球焦虑、对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构成双重挑战,而人工智能本身还可能存在数据隐忧。有鉴于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新议程,无疑首先指向人工智能本身,即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一般路径,表现为人工智能治理集中化、合法化与专业化,通过政府政策对人工智能的直接或间接治理,并就人工智能治理寻求国际合作。中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在利用人工智能优化经济治理和企业战略布局、提升国家治理智能化水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基于主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及其实践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是推动当前国际网络空间实现有效治理、塑造网络空间新秩序的重要路径。然而,当前实现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却面临着众多挑战,尤其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网络霸权的盛行。尽管是网络空间的后来者,但中国作为一个互联网大国的崛起,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创造性地提出了基于主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强调,尊重网络主权是保障所有国家平等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基础;以主权为中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才能赋予其足够的合法性;基于网络主权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是实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必由路径。当今中国正在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实践着"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其网络空间治理实践为实现真正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提供了新力量、新规则和新理念,这既是中国智慧的时代表达,也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中国“丝绸之路”倡议引领全球化进程

正全球化并不完全是新现象,古丝绸之路就是一个例证。这一古代的长距离贸易通道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在过去的确存在,而且使东方成为了全球化的中心。现代全球化进程则在西方开启,向东方发展,北美和欧洲国家最先受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参与全球化进程。从1990年开始,中国加入了更多的国际组织,现在是许多重要国际机制的成员。2013年,中国国家主     

全球治理新观察与中国角色再思考

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对长期以来主要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造成了强烈冲击,也使全球治理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在谋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新兴大国之间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巨大的合作潜力,但要真正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一员,尚有很长的路要走。新的时代背景需要新的战略思维,究竟以何种身份和角色参与全球治理进程,进而推动国际秩序朝向真正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大战略课题。     

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不断深化的全球化,既是国家治理变革的基本时代背景,也是其内在因素。全球化凸显了国家在治理变革中的重要性,也对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增添了全球向度,因此要从协调国家与国内社会、国际社会双重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发展的方向以及着力的重点。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的角色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自形成以来一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着变革。进入2018年以来,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加,大国之间竞争博弈日趋激烈,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重构关键期。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不但面临价值共识的危机和单边主义的严重冲击,而且全球贸易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也十分激烈。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变革,不仅是中国营造有利国际环境的需要,也是自身应承担的一项重要国际责任。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中国的角色是新价值理念的引领者、国际制度的共建者、全球方案的贡献者和集体行动的参与者。     

全球发展治理转型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前全球发展治理处于转型的关键期。这一转型由全球发展体系权力结构的变革、新的发展挑战和新的全球发展议程共同推动,其中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重要原因。转型主要体现在全球发展治理的四大方面:在治理主体上,新兴经济体崛起,治理主体趋向更平等、更包容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治理手段上,贸易、投资与援助相结合的"一揽子"方式成为重心;在治理机制上,联合国逐渐打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垄断而发挥重要作用,一些新兴的机制建设也不断涌现,总体呈现出复合型机制的特征;在治理目标上,减贫不再是唯一目标,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目标。中国是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面对发展治理转型,新时代的中国应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并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与百年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出现剧烈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大行其道,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改革势在必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严峻的全球治理困境和"四大赤字",根据自身经验提出了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独特思路,即"一带一路"倡议。经过6年的努力,"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到实践再到国际共识,是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有益补充,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要求,并在实践中获得巨大成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中国应对全球治理新挑战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方案选择和重要实践路径。     

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的金砖国家合作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努力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对话与协作,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平等协商与有效合作仍受到多方面因素限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金砖国家是当前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关键变量,不仅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主要力量,还事关发展中国家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诉求,更涉及新兴市场国家自身发展优势的延续。与此相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既是推动金砖国家强化合作的动力,同时也从经济增速、市场规制、要素配置、治理能力和合作机制等五个方面对其合作构成新的挑战。对金砖国家合作而言,推动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渐进式变革"和对全球金融体系的"补位式改革",是现阶段金砖国家合作的必需也是其战略特点。着眼未来,金砖国家的有效合作取决于经济实力、利益纽带、机制建设和行动能力四个因素。其中,经济实力和利益纽带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内核,机制建设和行动能力是金砖合作的外在表现。     

如何辨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战略新机遇

当前国际上出现一些“看淡中国发展前景”“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这反映了一些西方国家对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优势缺乏准确认知,无法辨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战略新机遇。事实上,从历史维度看,国际体系转型蕴含着双重战略机遇。一是国际秩序整体上从殖民秩序、霸权秩序不断向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转型;二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体现了中国发展的历史主动性和不断上升的塑造能力。从空间维度看,随着技术和产业的深刻变革,中国在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蕴含着重要的战略机遇,尤其是超大规模市场和生产性权力结构所形成的市场空间整合效应,铁路物流和数字贸易的发展,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产业变革等,都为中国带来了战略新机遇。从关系维度看,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逻辑,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范式,促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创新,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大国关系总体稳定及巩固和拓展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提供了战略新机遇。     

试析全球治理的非正式化与私有化发展

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主要是霸权与多边主义的结合,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以国际组织为载体的治理。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以及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得传统治理模式遭遇"治理赤字",非正式与私有化治理模式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非正式治理模式是世界主要国家就应对全球问题进行平等协商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私有化治理模式是非国家权威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的治理体系,主要在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等领域发挥作用。新治理模式的灵活性、操作性强的优势弥补了传统治理模式的不足,因此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虽然新的治理模式也存在缺陷,但其在未来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需要处理好新旧两种治理模式的关系,并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公平和民主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