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互形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形成,在与全球化互动中发展。近40年来,全球化不断改变着中国,中国也日益塑造着全球化。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渐成风潮,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维护者,中国模式提供国际发展案例,"一带一路"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中国方案贡献全球治理思路。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引领作用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影响与贡献,开启了全球化的新阶段。     

经济全球化主体结构变革与全球治理创新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主体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反全球化"运动反对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化的实质,在客观上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进入新阶段的积极因素。西方国家自身社会结构变革及国际格局调整导致了"逆全球化"现象,这一现象促进了全球治理主体关系的平衡与协调。科技进步、国际分工变革、普惠性发展要求等因素共同作用催生了"后全球化"力量兴起,并开始塑造全球治理秩序新版图与人类文明新愿景。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知行智慧成为适应和引领"新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治理变革的新力量,并逐渐汇聚起推动这一进程和变革的有机合力。     

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不断深化的全球化,既是国家治理变革的基本时代背景,也是其内在因素。全球化凸显了国家在治理变革中的重要性,也对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增添了全球向度,因此要从协调国家与国内社会、国际社会双重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发展的方向以及着力的重点。     

新书讯

正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蔡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定价:70.00元本书是一部论文集,收录了作者2007-2017年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共21篇文章。全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全球学的构建与基本理论,全球性探究、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全球治理的反思与展望,统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国际公共物品,中国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定位与战略选择等。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在新时代背景下,作者对创建中国的全球学学科的思考,对理性审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坚守,对国家主义回归和民粹主义膨胀的忧虑与警惕,以及对全球主义新理念一如既往的倡导。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制度建设与中国角色

全球环境治理从启动伊始就与制度建设相伴相生.全球环境治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相关机制建设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国际机制赋能全球环境治理,重塑国家治理行为,为全球环境治理持续深入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逆全球化现象出现、治理领域日趋扩大、大国博弈不断升级等情况下,全球环境治理暴露出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而碎片化的国际机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制度建设中,经历了由被动参与到主动贡献、再到积极引领的演进历程.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愈加无可替代.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环境,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诸多变局:国际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大国退出导致治理赤字扩大、全球治理规则亟须现代化、常态化改革必要性骤然上升等。全球治理改革也面临诸多挑战:缺乏部分核心大国的支持、个别国家国内政治"负面溢出效应"制造大量不确定性、规则建设和制度建设具有时滞性、逆全球化思维频现削弱全球治理合作意志等。在此背景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不断凸显,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现代化谈判进程、全方位重视专业人才培养、加强话语体系建设,为优化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注入强劲动力。     

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一种调研基础上的透视

国际公共产品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基石和关键组成要素,在当今的世界政治中占据突出的位置。在新型全球治理模式下,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在数量规模、组织能力和对外影响力各方面进步卓著,通过一些路径参与到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但囿于各方面制约因素,目前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话语权暂时落后于国家在世界上的整体影响力。研究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现有路径与主要问题,把握这一领域的新趋势,探索改进方式与未来可行性路径,是发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举措,同时对于增强中国民间社会组织自身发展能力与提升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逆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国际战略选择

<正>对于中国而言,推动全球化不仅是大国责任,更是历史机遇。道理很简单:当西方出现治理危机而失去围堵中国的能力时,当全球化出现问题而需要中国来提供公共产品时,中国就有机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顺势加快和平崛起。当前,逆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西方极右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迅速抬头,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愈演愈烈,这些都对全球化进程造成了重大负面     

全球治理的趋势及我国的战略选择

进入21世纪后,国际政治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便是全球治理作为一种理论思潮与实践活动的兴起。全球化将各民族国家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只有依靠全球治理,才能有效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确立真正的全球秩序。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     

数据民族主义：驱动逻辑与政策影响

数据本地化和数字保护主义正成为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和数字经济的重要议题。数字数据是一种战略资源,一些国家通过相关政策争夺数据所有权,数据议题日益与民族主义叙事相结合,数据民族主义由此产生。作为一种由市场、社会与国家等驱动逻辑共同促成的复杂现象,数据民族主义关注数据的排他性控制权,具有明显的政治回应性、国家中心主义和议题拓展等特征。数据民族主义是一种合理的客观政治现象,也是对数据领域全球化与国际权力争斗的一种反应,对全球数字贸易制度、国家主体性、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和大国互动都有较大政策影响。中国和国际社会应该认识到数据民族主义的必然性,预防其潜在风险,关注其合理诉求,维护各国数据治理自主性,约束数据处置流程中的封闭化和政治化倾向,倡导负责任的数据民族主义,在主权、能力、安全和利益之间达成平衡,积极推进全球数据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改革路径与中国角色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被认为是21世纪迄今为止全球公共卫生遭遇的最大威胁,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机制在疫情冲击下受到重创,凸显出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从人类共同挑战中独善其身。无论是作为个体的国家还是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都应摒弃意识形态偏见与零和思维,深化合作,共克时艰。世界各国携手抗疫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变革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中国助力国际社会走出公共卫生治理困境、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转型提供了机遇。     

全球治理新态势下的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

近年来,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格局遭遇系统性震荡,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叠加发酵,热点、难点问题交替升温。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加强政治安全合作既是金砖机制建设的应有之义和经济合作的内生要求,也是金砖国家重构公平合理国际新秩序、主张国际新安全观、维护国际安全格局的现实需要。全球治理体系因解构与建构而导致失序和失衡,金砖政治安全合作的内外挑战前所未有。为应对各种挑战,金砖国家政治安全合作需要妥善处理内部的利益纠葛,不断创新思维、设立新平台,助推金砖机制建设行稳致远。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地方支持——兼论长三角次区域的地方全球联系与责任

全球化时代的加速推进、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以及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实际需要,都促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地方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政治经济动力、建制经验与智力支持。长三角次区域作为中国沿海三大经济区域之一,其突出的地方全球联系促进了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并承担起国际组织落地、国际社区形成、国际智力开发以至分散外交压力等责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外交既需要国际制度的内化,也要有央地关系的优化,以实现对外关系和国内发展的相互促进。     

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政府改革

全球治理既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崭新理论,又是一种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作为一种理论,它是对传统政治学所体现的国家统治理念的超越,反映了当代国际政治发展到全球政治新阶段在政治结构、政治主体、管理方式的新变化、新特点.作为一种客观发展进程,它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的新形态,是国际规制有效性的现实要求,是全球公民社会和世界民主潮流的产物.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既对国家主权和政府有效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政府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这就是,以治理与善治思想为指导,以公民社会成长为依托,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前提,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让市场、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三者在各自的作用范围内发挥作用.     

中国外交全球战略环境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两大背景下,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环境自2015年以来呈现某些新特点和新趋势。具体来说,经济全球化在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后,又遭遇"逆全球化"现象蔓延、地区一体化受挫,治理与发展两大赤字尚未根本改善;全球政治生态因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稳定性下降、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衰败、民粹主义影响急剧上升而趋于恶化;主要大国围绕国际领导权、全球关键地区以及新疆域等问题的战略博弈异常激烈,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遭到严重破坏;全球安全形势因军费总额持续增加、军控体系遭遇重大挑战、国内冲突频发以及恐怖主义进一步蔓延等问题而更为严峻,和平赤字有所扩大;全球思想文化领域则日益呈现出既互学互鉴又相互激荡的复杂局面。面对全球战略环境的新特点与新趋势,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必须勇于面对复杂局面,辩证看待现实状况,始终保持信心,并在此基础不断开拓创新,在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发展、为人类谋大同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球化的深化与民粹主义的复兴

全球化的演进在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发展失衡加剧、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增大、国内社会矛盾和治理危机上升、风险全球化加重等问题。特别是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全球化的基本内涵、发展动力、聚焦点及治理体系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全球化正处于新的深化调整进程中。全球化发展的失衡及其负面效应不仅助推了民粹主义的全球性复兴和转向,而且给世界政治秩序带来许多新的不确定性因素。为此,中国应当通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新型全球化、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等战略安排,积极增扩全球化深化之利,避免民粹主义极端化之害。     

欧盟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的原因与表现

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逆全球化"思潮的产物。"逆全球化"与以资本、生产和市场在全球层面加速一体化的全球化进程背道而驰,是指重新赋权于地方和国家层面。"逆全球化"思潮产生的原因在于全球化进程导致西方产生一种新的结构性分歧,即全球化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对立。如果把全球化视为一种现代化进程,那么"现代化输家"论点总体上可以解释"逆全球化"思潮出现和涌动的原因。"现代化输家"论点是指在西方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持续变迁过程中,低收入、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不能适应现代化进程,他们在自身处于经济边缘,地位与声誉受到影响以及遭受社会排斥的情况下,表现出反全球化和反精英的态度。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内部社会两极化和不平等状况的加剧为"现代化输家"论点提供了现实基础。本文重点分析当前欧盟内的三个"逆全球化"现象,即欧盟内右翼民粹政党的普遍崛起、英国脱欧公投以及欧盟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同时,对特朗普当选对欧盟内"逆全球化"思潮的助推作用也加以分析。     

中国海外公民保护的理念、内涵与未来走势

中国海外公民保护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海外利益日渐拓展的产物,在海外利益或国家利益中居于最重要、最优先位置,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野。与西方海外公民保护的实践相比,中国坚持以人为本、不干涉内政、合作共赢等理念,表现出目标明确、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的特点。随着自身实力地位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在海外公民保护实践中,中国正从国家资源的供给者转变为市场治理的推动者、从所有受众的维护者转变为重点人群的聚焦者、从传统方式的践行者转变为现代科技的受益者、从海外民生的关注者转变为国际责任的承担者、从国际制度的适应者转变为全球机制的塑造者。相对应地,中国应当从市场治理趋势、企业能力建设、科技使用水平、国际责任、公共产品方面锻造国家外交能力,构建海外公民保护机制,在全球海外安全治理中贡献中国智慧。     

新冠疫情、全球化与国际秩序演变

新冠疫情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经济、社会、政治治理和国际秩序等方面的"综合性危机",给西方社会造成较大恐慌。受疫情冲击,全球化呈现回归"经济主权"时代的趋势,可能演变为"有限的全球化"。欧美国家将更加强调自身的"经济主权",并通过"产业回归"的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将事关国家安全和民众生命安全的生产能力留在国内或转移回本土。"有限的全球化"在短期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但从长期看,中国可以从中获益。疫情的持续蔓延推动国际秩序加速调整演变。欧盟和美国在此次全球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这将导致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下降。美西方十分担忧中国在全球抗疫过程中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上升。疫情使原本就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将面临更大挑战。     

从新冠疫情下国际合作看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正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也带来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挑战。作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途径,有效的全球治理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承担起牵头与协调的责任,要求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国家间的充分协商和积极务实的合作,要求相关国家在合作中抵制国内政治的干扰。依据上述标准衡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