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修正论——“毒驾”入刑之再提倡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只将“醉驾”与“飙车”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之中,显然,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无法涵盖所有应当处罚的“危险驾驶”行为,“毒驾”行为入刑势在必行.对于“吸毒”的主观界限,应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吸毒”内涵保持一致,也即既包括出于非医疗目的也包括出于医疗目的而使用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对于“毒驾”行为的入罪标准,选择“零容忍说”较为恰当,即只要驾驶者吸毒,不论其体内毒品浓度,一律可以入罪.     

吸毒驾驶相关立法现状及完善建议

吸毒后驾驶行为（简称毒驾行为）是指非医疗目的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后（查获时毒品检测呈阳性）驾驶机动车的行为^[1]。当前,我国因毒驾导致的各种问题正逐渐显现并呈愈演愈烈之势,社会焦虑感日益增强,严重威胁着道路交通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我国关于毒驾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毒驾入刑”仍在论证中,具体的处理程序、法律责任等尚不明确。本文就我国吸毒后驾驶相关的立法现状给予总结,并借鉴我国酒驾相关立法的规定,科学分析我国毒驾相关立法完善的难点,并提出有针对性的立法建议。     

醉酒驾驶入罪与风险社会的秩序构建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入罪,在立法层面予以规范。醉酒驾驶入罪的立法理由与醉酒驾驶入罪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而立法理由体现出刑法的民生理念。在汽车时代、风险社会的当下,刑法经由醉酒驾驶入罪有力地回应了时代问题的挑战,完成了刑法规范对社会秩序重建的使命。     

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二元处罚之厘清

醉驾入刑十年间,由醉酒驾驶行为引起的交通事故数量明显下降。作为行政犯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理应受到行政法和刑法的双重规制,但是囿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对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罪状规定极其简单,缺乏情节严重等限制性条件,司法实践中大量的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不当入罪,使得部分本该处以行政责任的醉驾行为都被纳入刑法的规制领域。明晰行政犯的本质特征,阐明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划分依据,通过对构成要件进行以规范保护目的为核心的实质解释,来科学划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二元处罚范围,才能使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的处罚更加科学。     

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的立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危险驾驶入罪。危险驾驶罪包括＂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两种行为方式。危险驾驶案件多为醉酒驾驶。实践中,其规定存在着不足。应当扩大醉酒驾驶交通工具的范围、增加情节的限制,完善对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的刑罚处罚,规范与醉酒驾驶行为相关的机制。     

论醉酒驾驶的刑事一体化追惩机制

《刑法修正案(八)》与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配套实施,使醉酒驾驶由行政处罚升格为刑事处罚,凸显了法律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公共安全的重视。醉酒驾驶虽已入罪,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也面临着种种困惑。本文通过分析醉酒驾驶刑事追惩机制存在的问题,探讨醉酒驾驶刑事一体化追惩机制的构建。     

醉酒驾驶类危险驾驶罪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已经明确将危险驾驶入罪。我们从醉酒状态的认定入手,认为应将血液检测作为涉嫌醉酒驾驶类危险驾驶罪的刑事取证必经程序;在醉酒驾车者的刑事责任能力方面,对相关理论进行评析,提出可以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确定不同类型醉酒者的刑事责任;在主观状态方面,认为醉酒驾驶是故意犯罪,并对自愿醉酒、非自愿醉酒两种类型的主观...     

醉酒驾驶犯罪化若干问题的探讨

醉酒驾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带有报应刑色彩，对于醉酒驾驶尚未造成实害结果的无计可施。我国大可将刑事政策定位于刑法早期介入公共安全领域，将刑法的防卫线向前推置，进一步严密法网，将醉酒驾驶行为犯罪化。     

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适用——基于浙江高院五起典型案件的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犯罪行为规定为危险驾驶罪予以刑事处罚，为打击惩处醉酒驾驶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有效地遏制了醉酒驾驶事故的发生，有力地保障了道路交通安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并无统一的量刑规范。导致本罪在量刑适用上存在不规范、不统一、不均衡的问题。因此，如何准确适用量刑，确保罚当其罪，是审判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1年公布的五起危险驾驶犯罪案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指导性，通过对上述案件的比较分析，结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罪责刑相适应、体现宽严相济和确保量刑均衡的量刑原则，最终以细化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情节来规范、统一、均衡本罪的量刑适用。     

对醉酒驾车刑法规制的反思及立法构想

目前我国关于醉酒驾驶刑法规制主要体现在《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和《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存在未将醉酒驾驶明确入罪、对于可罚的醉酒类型并未明确及醉酒驾驶并未被评价为定罪量刑的法定情节等不足之处,对醉酒驾驶进行刑法规制具有正当性,应从增设醉酒驾车罪名、合理设置量刑等方面对醉酒驾驶刑法规制的立法进行完善。     

醉酒驾驶相关犯罪问题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已将单纯的醉洒驾驶行为单独入罪,但是并没有＂情节恶劣＂的限定。实践中应将醉酒驾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予以排列,对醉酒驾驶行为作出合理量刑,进行刑事处罚。     

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入罪,增设危险驾驶罪,一般判处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拘役,并处罚金,但是,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判处的刑罚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一个量刑的统一标准,在刑罚的适用上排除了缓刑的适用,对罚金刑的适用也没有任何的限制,存在法官恣意行为之虞,也有悖于罪刑相适用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的行为人适用拘役刑应当有一个统一的量刑标准,对其适用罚金刑时应当根据不同的影响量刑的因素对罚金的数额加以限制,并且存在对行为人适用缓刑的可能性,而不能主观地认为缓刑轻于行政处罚。     

论醉酒驾驶的罪与罚

自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正式列入刑事犯罪范畴,距今已两年有余,成效显著.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不仅存在对醉酒驾驶罪名适用上的争议,而且对醉酒驾驶犯罪如何量刑也无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导致本罪在量刑适用上存在不规范、不统一、不均衡的问题.从刑法理论和实务的角度分别对醉酒驾驶的定罪与量刑问题进行分析探讨,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醉酒驾驶罪与罚的相关法律,以充分体现司法的公正.     

危险驾驶罪的强制措施研析

危险驾驶罪是刑法所有罪名中唯一一个最高刑为拘役的罪名,也是刑法所有罪名中唯一一个不能适用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罪名。因此,危险驾驶罪的强制措施适用方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后,危险驾驶罪的行为类型增加至四种,即醉酒驾驶、飙车驾驶、超员超速驾驶以及违规运输危化物品驾驶。鉴于醉酒驾驶与其他三种行为在行为方式、入罪标准和人身约束紧急性上存在不同,其危险驾驶罪的强制措施适用应当采用严格的"二分法"。     

《刑法修正案（八）》关于醉驾规定之缺陷分析——兼论醉酒驾驶行为入罪的错误性

为有效遏制因醉驾导致的恶性交通事故的发生，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行为入罪，但《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关于醉驾的规定仍然存在删除了醉酒驾驶的情节限制要件、醉酒驾驶的交通工具和犯罪场所没有与交通肇事罪有效衔接、对危险驾驶行为的范围界定过窄等缺陷。     

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行为探究

《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危险驾驶入罪。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与把握危险驾驶罪这一新罪名,如何掌握危险驾驶罪的客观行为,并准确判断醉酒驾驶者的责任能力和主观态度,是司法工作者应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我国毒驾规制的行政法反思

毒驾问题是继醉驾问题后又一个公共话题。在未经由行政法规制而将毒驾直接入刑的做法是与现代刑法谦抑主义相悖的,基于此,我国毒驾规制采用行政规制手段,并体现在事先性驾驶禁止的法规范之中。这种"以权利换管理"的规制模式直接违反我国《禁毒法》的相应规定,且对毒驾问题采用行政事先审查办法予以解决,这不符合行政许可的一般法理,也不符合实践的发展需要。因此,毒驾规制的重心应当实现从行政事先强制性禁止向事后的行政严惩转变。     

对醉酒驾驶行为入罪的思考

近年来,因＂醉酒驾车交通肇事＂现象愈演愈烈,以致增设＂醉酒驾驶罪＂的呼声日渐高涨。在此背景之下,《刑法修正案（八）》对醉酒驾驶行为进行了规制,未造成任何实害的醉酒驾驶行为亦构成犯罪。然而,现阶段即使在我国增设＂醉酒驾驶罪＂,其实际操作的可行性也较低,并且在由于执法不严造成行政处罚的威慑作用没有充分显现出来之前,贸然增设＂醉酒驾驶罪＂不仅违背了刑法谦抑之品格,而且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醉酒驾驶行为不应犯罪化。     

醉驾入刑下的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

醉酒驾驶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写入《刑法》,意味着醉驾入刑的法治化,这将从根本上提高醉驾的违法成本,对治理这一社会问题带来了新的契机。公安民警在查处醉酒入刑的执法过程中应遵守程序,严格依照权责对等的原则来维护醉驾者的合法权益。促进醉驾入刑下警察规范执法的策略有:制定统一的执法规范,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建立考核制度;加强民警培训和投入精密查处设备。     

抽象危险犯的限缩认定研究——以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为例

在刑事立法的进程中,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入刑是典型的抽象危险犯作为刑法理论对风险社会的积极回应。虽然抽象危险犯立法式的工具化特征契合防控因醉驾而引起的交通风险的现实需要,但对其拓宽刑法打击半径,扩张犯罪的界限仍然要保持警惕。因此,应从入罪限缩及出罪扩张二元机制进行限制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扩张范围,以此保持刑事司法的谦抑性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