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庭审中的证据调查

证据调查是刑事庭审程序的核心内容.审判中心主义、法律的形式理性、程序正义理论和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理论是刑事庭审中设置证据调查的理论基础.两大法系基于不同的诉讼理念,在证据调查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以日本法、意大利法为代表的"混合式"诉讼构造在证据调查的设计上的确体现出"混合式"的特征.与此相比较,我国刑事庭审中的证据调查存在很多问题,应借鉴国外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对我国的证据调查予以重新构建.     

刑事诉讼事实研究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的一项法制原则。什么叫事实？传统理论和司法实践一般将其理解为案件本身的客观事实,随着程序正义观念的加强,在现实的刑事诉讼中,不仅案件事实,而且程序事实、证据本身真伪性的事实,也纳入了证明范围。因此,刑事诉讼中的事实,应当包括在诉讼中具体体现的案件事实、程序事实和证据事实,并在事实推理的基础上,达到作为审判结果的法律事实。     

论清代刑事案件裁判事实的获得路径——以巴县衙门司法档案为基础的分析

清代立法规定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应当以当事人及证人陈述为依据,而有罪事实的认定则还应有被告人对犯罪行为的承认及证据证明,司法理论更加强调证据的重要性,司法实践表明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与立法及司法理论大体一致,但这种一致性更可能是表面现象.     

程序事实与法官责任范围

错案追究制是近年来司法改革中较受学界关注的情况,它体现的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责任范围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法官审判过程中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两个阶段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程序中事实的特征分析,以明确在现代法学背景下,法官应承担责任的范围.司法过程是一个严格的程序过程,以程序公正为其价值追求,这是本文论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电子数据庭审证据调查模式识辨

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改变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对司法审判中证据调查的方式形成深刻影响.电子数据是一种特殊的新类型证据,如何界定其属性,目前在法理上争议较大.对电子数据属性的界定影响着当事人如何在诉前收集证据、保存证据和提交证据,同时也关系到法院如何根据这种新类型证据的性质来确定庭审证据调查的方式,以便查明案件事实.     

自由心证的法理与实证--民事证据司法认知的一个永恒问题

本文从法理、判例的视角对民事证据司法认知进行分析,以个案事实的相对性与司法认知的有限性为切入点,贯穿法律真实这条主线,遵循自由心证的规律,对自由心证、司法推定标准及其方法进行实证分析、阐释,以期为司法裁量提供一个相对可以量化的参照系,以便更好地解决民事诉讼中的事实问题,实现法律真实的最大化和程序正义.     

行政裁量与行政判断余地及其对行政诉讼的影响

行政裁量和行政判断余地理论,可以有效确定人民法院所审查的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范围和界限。这不但有利于明晰司法权和行政权各自的界限,也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性问题.同时,该理论还将对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行政性证据材料的审查,提供重要帮助。     

刑事自认：认罪之证明效力的教义学阐释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认罪事实的证明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中认罪与同意简化庭审质证程序、庭审调查的重点从案件事实转换为认罪自愿性、法官确信认罪真实性之间的逻辑关系亟须理论阐释。供述和承认可以融合并概括为认罪，在认罚及其程序从简、量刑从宽后果的加持之下，供述和承认共同产生刑事自认的法律效果。刑事自认的实质是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及证据的真实性达成了共识，形成共识性的事实，进而达到共识性真实。自愿和明智的刑事自认有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认罪在内容、形式和效力上已经具有了刑事自认的属性。刑事自认可以产生事实及证据合意、减轻控方的说服责任、省略庭审证据调查程序以及增强法官内心确信的效果。     

论刑事案件中人民陪审员的事实认定范围

潜在人民陪审员对刑事裁判事项的归类并不全和裁判事实的理论分类一致,应当认真对待其中反映的重要问题。刑事裁判叙事表明事实认定问题不等同于纯粹的事实问题,事实认定活动同样需要认定法律问题。在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案件中,对事实认定范围的确定应当综合考量裁判事项对法律理解程度的要求、政策和立法目的、裁判可接受性等因素。人民陪审员的事实认定范围应为定罪事实和死刑案件量刑事实,排除“二级事实”、非死刑案件量刑事实和程序法事实;事实认定权的职权范围应为认定指控罪名是否成立、事实是否足以判处死刑、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司法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等。     

试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刑事诉讼法是维护正当程序的限权法,也是人权保障法。以正当程序保障人权,是对现代刑事诉讼目的范式准确且完整地描述。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抑制违法理论对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范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应当为程序正义理论、保障人权理论和抑制违法理论。     

论当代民事证据法的范围与任务

证据法是独立于实体法与诉讼法的法律范畴,界定当代民事证据法的范围需要协调证据法与实体法、诉讼法的关系,要在证据规则与法官自由裁量之间寻求平衡。将证据实体规则作为民事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包括证据能力、证据证明力、证明标准以及证明责任的有关规定。当代民事证据法的基本任务是在实现事实认定的准确性的基础之上保障诉讼效率并协调司法证明过程中的价值冲突。     

审判阶段补充侦查制度反思与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一项精细化的系统工程，任何一项具体制度的改革完善都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补充侦查的目的在于弥补前期侦查疏漏，完善案件事实和证据。法庭审判阶段补充侦查是程序倒流的典型样态，导致侦查行为与审判程序交错，渲染了侦查中心主义色彩，与程序安定、程序构造、公正审判等诉讼原理冲突，缺乏理论证成。实践中，这一制度呈现功能异化倾向，成为延长诉讼期限、规避控诉风险和终结诉讼程序的变通之策，背离立法初衷。从长远来看，宜于废止法庭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同时建立健全检察引导侦查、公诉审查、撤回起诉、司法业务考评等配套制度，以契合审判中心之要求和庭审实质化之价值。     

对我国物证证据的多维思考

物证是我国法定的证据种类之一,在各国诉讼实践中也被普遍应用。物证不仅具有区别于＂实物证据＂、＂物的证据＂、＂以物证为基础产生的笔录证据或鉴定证据＂等证据法概念的语义内涵;而且具有真实可靠性、相对稳定性、间接证明性、直观说服力等证明特征。除此之外,物证的大量应用还具有历史与现实、实体与程序等多维度意义。     

行政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

证据规定中原告的举证责任内涵模糊不清,建议确立结果责任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原则。证明标准的缺失加剧了举证责任的不确定,建议区分起诉人的初步证明责任和原告的举证责任。证据规定遗漏了因事实行为引发的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建议增补完善。原告对某些程序性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     

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之探讨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设置的侦查程序忽视程序公正,不利于保障人权,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因而借鉴国外侦查程序中的合理成分,本着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思想,完善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之规定。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应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广泛的参与权,强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保障,确定各种侦查措施和行为的适用应遵循比例原则或必要性原则,扩大侦查控制的范围等,以期实现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的统一,实现我国刑事司法的公正。     

侦查取证环节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兼论侦查取证规则的确立

近年来,对错案的讨论成为热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刑事证据法律规则的缺失导致对侦查取证的监控和管理不力。司法实践中在证据的收集、固定、保管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为此需要在分析侦查取证环节常发问题的成因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完善侦查取证的对策,并对确立侦查取证规则的相关基础理论进行反思。     

论我国民事证据收集与调查之法理及制度完善

在我国，学理上和司法实务上对民事证据规则仅仅停留在一般规则意义上的分析，即仅仅注意了规则逻辑上的自治性和经验上的合理性。因此，不仅缺乏对证据规则之法理的考量，而且缺乏把证据规则与诉讼结构相结合的思想。民事证据收集和调查制度亦如此。所以，完善其制度必须根据其法理来界定民事证据收集和调查的含义，并将其法理与诉讼结构相结合来构建正当性的证据制度。     

民事二审新证据的界定与适用

新《民事诉讼法》规定,有“新证据”是二审开庭审理的法定事由之一,但新法对二审新证据的规定阙如,导致二审法院对新证据如何界定与适用存在疑惑,现有司法解释也未能较好地解决此问题.民事二审的特殊功能决定了新证据仅应被有限引入,且其适用须遵循实体与程序的双重限制,以平衡实体公正、程序正义与程序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