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的策略及其影响要素——基于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件的分析

本文以近年来得到新闻媒体关注的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件为研究对象,综合归纳了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在申请信息公开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并分析了影响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行动策略的主要因素.研究认为,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都是理性的行动者,他们策略性地采取行动,以实现控制信息或分享信息的目的.主要作为表达性的社会活动,公益申请行动是受到公民权利指导的.公民向政府提出信息要求权,验证了<条例>的规则,具有倒逼政府的作用.政府面对公民的申请,具有天然的优势地位和广泛的制度资源.特别是政府的创制权力提高了政府及其官员策略性应对的能力.正是由于不同的行动资源、制度地位和制度约束状况,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在信息博弈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取向和策略能力.     

慎始敬终 才能成功

中国确实在不断进步,不但经济在持续发展,政府的行政也在明显改善。今年以来,有许多事都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一是《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使依法行政有了更详尽的法律依据。无限权力政府那种无所不管,无所不能,政府官员想怎么管就怎么管的局面无法再继续了。不该管的事不许管,应该管的事依法管。政府应当是依法行政的政府。无限权力政府,很难制止权力的滥用;无限权力政府,很难控制机构的无限膨胀;无限权力政府,给官员腐败留下了太大的空间。严     

限制政府规模的理念

关于适度政府规模的研究是政治学和行政学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政府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难题。自从人类有了政府以来,政府规模的非理性膨胀就陷入了周而复始的运动中。社会对政府公共供给的需求是政府规模膨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自身的体制、权力运行机制和政府职能发展的历史趋势也必然促使政府规模膨胀。政府规模的膨胀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而限制政府规模膨胀的一切理论设计和实践方案又都是不成功的。所以,限制政府规模的问题必须在政府类型的根本变革中才能得到解决,那就是用服务理念取代传统的统治理念和近代以来的管理理念,建立起服务型的政府模式。     

对我国行政管理实行大部门体制的思考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在我国行政管理中探索实行大部门体制的构想,意味着政府机构改革将逐步按照大部门体制的模式进行.大部门体制能有效抑制部门利益膨胀,切实化解政府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矛盾,强化官员问责制的实施,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大部门体制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机构设置的通行做法,他们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同时,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认清大部门体制改革过程中将会遇到的问题.     

中国政府官员规模问题研究

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臃肿”。但是,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即可发现,中国在政府官员规模方面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绝对规模过大,而是比例、结构不合理和“运行性过剩”。要打破“数量屏障”,避免人云亦云,理性地分析政府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官民比、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农业人口和政府职能,是制约政府规模的五个基本因素。在21世纪初,以中国的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为基础,政府官员的合理规模,应该是控制在全国总人口的1％左右:“官民比”在纵向政府间应当逐层次降低;要分阶段调整政府官员规模。目前对政府官员规模的控制要“适度从紧”,将来有条件时再逐步到位;要重视调整官员结构,包括文化、年龄和专业结构,也包括政府部门之间的配比关系。     

构建有限政府:行政宪政化的开端

在国内经济发展、民主意识增强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我国政府正面临行政宪政化的机遇和挑战。构建有限政府是通往行政宪政化的开端。有限政府的特征是职能范围有限、机构设置和规模有限、行政权力行使有限、政府官员的特权有限,即构建一个小而精、小而强的法治政府。     

基于官僚理论分析我国行政成本偏高的原因及对策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行政管理费支出规模呈现着不断扩张的趋势，造成了政府行政成本偏高的状况。行政成本偏高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管理的供给方．政府部门并不是按照社会的需求确定公共支出的规模，官僚垄断、官员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官僚组织扩张等因素都对行政管理费支出规模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是造成我国行政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     

论行政道德责任的缘起及实现机制

行政道德责任在政府责任诸形式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关键的导向作用。本文从公共行政的属性,行政道德责任在构建责任政府中的地位,政府规模日趋膨胀及行政权力的扩张、行政责任和行政权力的分离、行政人员的角色冲突等方面剖析了行政道德责任的缘起,并提出了行政道德责任实现的法制机制、教育机制、监督机制、行政组织文化建设机制及行政伦理人格塑造机制。     

我国政府部门实施质量管理体系的探索

引进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是政府部门实现行政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有效途径,是构建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手段和有效保障.本文概述了政府部门引入质量管理体系的理论基础及其独特性,对我国公共部门实施质量管理体系进行了可行性探索.     

我国社会转型期政府信用缺失的体制原因及其改革路径

政府信用是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恪守并有效履行其法定职责或对公众的承诺而赢得公众的信任。政府信用之本质在于政府恪守职责,以有限的公共权力谋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信用堪忧,政府职能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屡见不鲜。这与政府集权化、政府系统内部权力配置失衡、制约与监督的缺失与低效有着重要关系。转型期政府信用重塑,必须注重加强民主制度建设,通过建立以制约为主、监督为辅的权力约束机制和完善政府及官员的责任追究机制等来规范权力,从而确保权力为民所用,服务人民。     

我国政府垂直管理制度探讨

法学界对政府垂直管理制度关注与研究较少,但政府垂直管理却是我国目前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我国在如何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存在诸多困惑与问题,很有必要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论视角对我国政府垂直管理问题予以分析。通过宪法和其他宪法性法律严格控制垂直管理的设定与扩大,使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和关系处理充分体现平等、民主、法治的宪政精神,将是实现我国政府垂直管理制度法治化的发展路径。     

行政生态学视野下的适度政府规模构建

从行政生态学视角分析,构建适度政府规模实质是寻求政府规模与行政生态环境间的动态平衡.转型期的我国政府规模由于所处行政环境及政府自身原因,存在非理性膨胀,其适度政府规模构建应以营造良好行政环境为基础,以大部制改革为依托.     

问责制：必须走向制度化

问责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宪政民主政体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一年多来，已逐步进入制度化操作层面，出现了从追究“有过”官员向追究“无为”官员、从“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从事故多发部门向其它领域和部门(尤其是权力部门)推进的趋势，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问责的制度框架，也得到群众的普遍认可。     

地方政府自利性视域下的公共政策冲突

利益是影响和制约社会个体和组织的根本性因素,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也不例外.地方政府在不断追逐公共性的同时,也带暗含着相当自利性.公共政策作为地方政府重要的公共性活动,客观上也必然受到其自利性行为的影响和制约.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官员的自利件是引发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冲突的重要原因.     

地方政府应提高对公民需求的回应力——对我国频发群体性事件的反思

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群体事件,与各地方政府回应力不足有密切的关系.究其原因是权力来源体制不顺、权力运行评价机制不合理、官僚文化的影响等.必须从改革官员任用制度、完善权力运行考核评价机制、提高官员素质、形成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等方面入手,才能提高政府的回应力,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     

论以社会制约政府--兼论市民社会在我国的意义

政府与社会是古往今来学者们所热切关注的。在本文中社会指的是市民社会 ,政府起源于社会 ,而且政府只是作为社会的工具 ,其存在是为了实现社会蕴含的自由和平等。在现实中 ,由于政府具有自我膨胀的本性 ,导致了“强政府 ,弱社会”的现状。而这种局面有许多的缺陷 ,所以在世纪之交“政府权力回归社会”成为一种趋势所向。那么 ,社会怎么能制约政府权力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加以分析 ,并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如何加强社会制约我国政府权力的机制。     

行政权力运行畸变的原因探析与矫正对策——一种基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的考量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市场中的权力主体也是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如果不存在有效的制约机制或者约束机制对这种自利性加以软化,政府及其官员的自身利益就会不断扩张,这种利益扩张又与行政权力的腐蚀性有着一种天然的共生关系,其结果必然是造成公共利益的异化和行政权力运行的畸变。矫正行政权力运行畸变就必须实现行政权力设置的法治化,行政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行政权力监督的多元化和行政权力主体的自律化。     

论政府规模的扩张与限制

政府规模与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效率、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政府规模扩张具有必然性,其原因在于行政权力的相对独立性、社会需求的扩大及政府职能的扩张。政府规模扩张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政府规模膨胀一旦超出其适度的界限,就会成为社会健全的一种破坏力量。合理政府规模的度量通常采用三个指标:政府支出和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政府公务人员与总人口或就业人数之比与行政机构的数量,从这三个指标来衡量我国的政府规模是比较大的。限制政府规模的途径包括:服务型政府理念的转变,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界定,行政资源量的刚性约束的建立,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行政效率及借鉴灵活政府模式、精员简政、缩减政府规模。     

略谈政府行政机构改革与五大转变

新的一届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已着手实施,政府机构将精简四分之一,人员精简近二分之一。各地各级地方政府及其政府部门也开始考虑行政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工作。但据笔者所闻,大部分的政府部门都把注意力放在压缩机构和人员上,考虑问题更多的只是停留在精简比例的简单仿效。而且大有“一级看一级,上下一刀切”之势。政府机构改革如果不从职能转变等深层次上考虑问题,机构和人员精简只会重蹈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     

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创新——基于社会公正的视角

社会公正与社会管理创新密切相关.一方面,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准则,社会公正对于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具有重要的导向价值和引领功能；另一方面,社会公正的实现必须以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为基本依托和重要条件.当前,社会公正视野下我国政府在社会管理职能创新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制度不公、社会权利贫困和公共权力腐败.应对这些挑战,政府需从保证社会分配的正义、确保社会制度的公正、保障社会权利的平等和实现公共权力的合法等方面变革和创新社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