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适用探讨

在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逐渐成为一项指导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刑事政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主要适用于法益不明的犯罪和恶性轻微的犯罪.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包括全部非犯罪化和部分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不同,其适用效果也会有所差别.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研究

司法化既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中的重要一极,又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落实的必要路径.对此路径的认识缺乏以及规划错位,必然会影响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制度绩效的发挥,进而直接影响到国家犯罪控制的效果与人权保障的程度,因此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必须科学规划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的道路.就其未来实现而言,应该让最高司法机关承担刑事政策解释之重任,并把刑事政策解释作为各级司法机关的行动指南,违者必究.     

略论我国的刑事禁止令制度

刑事禁止令是指人民法院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况，认为确有必要禁止其在管制执行期间、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而采取的一项监管措施。禁止令制度是刑罚“严而不厉”的体现，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刑法修正案（八）》中刑事禁止令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刑罚体系的一项创新和发展。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念与程序设置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和司法的灵魂,它不仅对刑事立法起着价值导向作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刑事司法的前进方向.我国当前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了刑法谦抑理念、人权保障理念和和谐理念.为更好地实施这一政策,在程序设置上应当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积极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扩大不起诉范围,引进暂缓起诉措施.     

从刑法修正案看我国轻微犯罪的立法趋势及其影响

随着我国确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指导立法和司法的基本刑事政策,以及受国家法治发展、国家权力重新配置、警察权限缩、司法权扩张的影响,近几次的刑法修正中出现了强烈的轻微犯罪立法趋势,且这种立法趋势在未来仍将持续,并成为我国刑法修正的主要内容。为有效应对该立法趋势将给我国现有的刑法体系、刑法制度、诉讼制度、司法救济制度带来的巨大挑战,应尽早建立轻微犯罪制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刑事立法制度改革探讨

作为对“严打”的理性反思，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刑事政策。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为契机，重塑我国的刑事立法制度，以期发挥我国刑事法制的最大制度理性。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及其司法化研究

正确看待法治的本质内涵，合理调和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之间的张力，将“罪刑法定”与“与时俱进”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势在必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不是单纯地“用政策代替法律”，而是充分借助刑事政策的灵活性来弥补刑事法律僵化落后的弊端，最终在程序合法的司法环境下，实现实质的正义。     

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中运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几点思考

宽严相济是我们党和国家重要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检察机关正确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根本方针之一。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司法机关惩治犯罪、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若干意见》，明确了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导思想、原则，并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各环节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措施，也是对检察机关自侦工作执法办案水平和执法效果的重大考验。笔者仅就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如何贯彻宽严相济的司法刑事政策谈一点粗浅认识。     

“赔钱减刑”的价值分析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适用"赔钱减刑"引发了社会各界很大地争议。有人认为,金钱的介入挑战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潜藏着司法腐败的危险;也有人认为",赔钱减刑"能够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利益,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符合刑罚轻缓化趋势。对该政策的具体落实,应从立法上加以完善,树立"以人为本"的量刑理念;明确适用条件和范围;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我国反恐应坚持“重重轻轻”的刑事政策

恐怖活动犯罪具有不同于世俗世界的价值体系、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机制以及道德观念,以人权保障为圭臬的市民刑法难以发挥其作用。"严打"刑事政策不利于对恐怖活动人员的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建立在市民刑法思维之上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也似乎对提出切实可行的打击和预防恐怖活动犯罪的措施力有不逮。对恐怖活动人员,应在区别"敌人"和"市民"的基础上分别适用"敌人刑法"和"市民刑法"。这也是"重重轻轻"刑事政策的合理内核——针对不同的恐怖活动人员实行不同的刑事政策,对不能改造者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能够改造者尽力改造;"重者更重、轻者更轻",以实行报应和预防不同的刑罚目的。     

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行为的刑法规制

某种行为能否构成犯罪，通常是从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惩罚性三个方面予以判断的。当行为在其他法律制裁之下，无法实现行为与责任相适应时，就要采取刑事严厉手段予以制裁。偷逃高速公路通行费的行为是危害社会应受惩罚的行为。一方面要紧密结合我国刑事政策的规定，做到宽严相济；另一方面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依据刑法规定，该怎么处置就对照处理。     

论“新失业群体”犯罪的刑法规制

新失业群体犯罪现象日益严峻，对这一弱势群体犯罪现象的规制，必须坚持刑法之内和刑法之外两个视野，确立理性的防控理念，合理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一调节器。具体来说，一方面要打击群体犯罪，预防群体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要尊重弱势群体犯罪的“可宥性”，当宽则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中的贯彻——以范某某巨额逃税案为切入点

《刑法修正案(七)》对逃税罪增加初犯免责条款规定的目的在于限制逃税罪的成立范围,避免纳税人轻易沾上逃税罪的"污名",保证国家税款不流失。该条款是对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是该政策"宽"的一面的具体体现。立法者为逃税罪所设置的初犯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没有区分逃税罪轻罪和重罪,作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核心的区别对待并没有在该条款中得以充分彰显。可以考虑将逃税罪初犯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限定为逃税罪中轻罪的情形。对于逃税罪中重罪的情形,如果行为人是初犯,而且又接受行政处罚的,可以将行为人的事后行为作为从宽处罚的事由。     

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司法应是社会的良心,用理性、公正、人性化的态度,冷静而敏锐地处理社会纠纷。应当说,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特征,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对于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将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来阐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性,并对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予以论述。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评析——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视角

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对合犯,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的治理有利于减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发生。《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进行了修改:一方面适度加重其刑罚力度,另一方面区分了犯罪的对象以适用不同的刑罚。对该罪的修改遵循了"宽严相济、保障权利"的刑事政策,加重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处罚存在合理性。同时,"收买儿童即入刑"原则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贩卖、收买妇女、儿童的犯罪,一味地加重刑罚并不能达到刑法的目的。     

论经济犯罪的刑罚模式改革

当前,经济犯罪刑罚轻缓化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而我国经济犯罪惩罚还存在刑种设置单一、财产刑适用不足、量刑情节模糊等问题。为使我国经济犯罪刑罚改革跟上世界刑事法的发展潮流,应在宽严相济形势政策指导之下完善经济犯罪惩罚的财产刑和资格刑,对现行刑罚模式予以改革。     

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责任竞合中的运用——以《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责任竞合为案例

党中央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当前打击犯罪、应对犯罪战略策略的理性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等行为都作了具体规定,可处罚标准存在着差异,属于责任竞合问题.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法条竞合的违法行为、犯罪行为,如何处罚是十分值得探究的.     

论我国刑法机能与刑事政策的内在关系

刑法的机能是刑法通过其制定及其现实化的过程所应具有的功效,其内在要素主要有行为规制机能、社会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刑事政策是指国家为防控犯罪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总称,其主要功能有导向功能、规制功能和中介功能。厘清刑法机能与刑事政策的内在关系问题,方能使二者内外结合,共同促进刑法作用的完善发挥。     

我国缓刑制度的不足与完善——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人类刑罚的发展趋势是由严苛走向轻缓,缓刑制度作为替代监禁的行刑制度,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运用社会力量监管犯人,使犯人改造不脱离社会,并且可以节省费用,优点较多,适用范围不断扩大.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对缓刑适用条件进一步完善,法院可以发出禁止令,建立了缓刑社区矫正机制,规范了缓刑的考察制度.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加强监督,积极参与缓刑犯的改造,保证缓刑犯改造的效果.     

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刑事政策源流论

现代刑事政策与儒家法律思想在很多层面存在共鸣与契合。从“宽猛相济”、“德礼政刑”、“省刑罚”等角度来看，儒家法律思想与“宽严相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罚轻缓化”等现代刑事政策之间具有牵连性和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