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犯罪立法的宽容度度衡

我国已经步入老年社会，老年人犯罪问题在当今社会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从刑事责任与年龄的关系、社会对老年人犯罪的宽容度、老年人犯罪原因、违法性认识、秩序与功利、刑罚目的等方面看，对老年人犯罪应当予以从宽处罚。当前世界各国的立法普遍对老年人犯罪予以从宽处罚，许多国家还作了较为具体、细致的规定。我国当今的刑事立法没有任何关于老年人犯罪的特殊规定，有必要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增设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     

我国刑法从宽处罚规范化研究

从宽处罚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之一,更是在具体案件的量刑中法官不可避免应考虑的基本问题。我国刑法规定了从宽处罚的具体情节和方式,但这些规定仍不够完善和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量刑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完善我国刑法从宽处罚的有关规定,对从宽处罚适用进行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原则探析

随着老龄化的到来,老年人犯罪与日俱增。面对如此状况,我国刚刚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对老年人犯罪作出从宽处罚的规定,这不仅具有坚实的理论根据,也符合社会现实。但对老年人从宽处罚,其内涵丰富又不应仅仅限于《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索和展开,以及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唐代更犯加重原则的历史变革

数罪与更犯虽然都是解决同一人再犯罪的问题,但是二者略有不同.早在《秦律》就已有再次犯罪加重处罚的规定,但还未明确数罪与更犯.到汉代已经对数罪与更犯进行区分,规定了更犯的成立条件,到《唐律疏议》则规定地更为具体和细致.它规定了一般更犯和特别更犯（“三犯盗”）,二者加重处罚的根据都是行为人在犯罪之后,不知悔改,又犯新罪,罪不可宥.但在处罚原则中,前者是前罪和后罪累计并科处罚,不得超过法定最高限度,是一种限制加重;后者“三犯盗”则是升一级刑种,有时重于并科,这符合历朝历代都将“盗”作为镇压的重点,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财产安全,也是唐律重罚贼盗的措施之一.但亲属间盗窃不适用,体现了宗法原则对更犯加重原则的影响.     

过失犯罪若干基础问题研究

文章结合1997年刑法的规定,对我国刑法规定了多少个过失犯罪,过失犯罪如何处罚,以及刑法规定了哪些过失危险犯,过失危险犯是否为结果犯之一种,过失危险犯是否成立结果加重犯等基础问题进行了汇整分析与研究.     

检察环节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与程序设计

认罪从宽制度的完善是时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现行立法关于认罪认罚案件并没有规定专门的处理程序。检察环节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独特的价值,同时该制度也存在内生的风险,但是这些风险能够通过科学的程序设计有效地加以规避。因此,检察环节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正当性依据。在搭建这一制度框架时,应当围绕"自愿认罪认罚"与"从宽处罚"两项核心内容展开。     

部分共犯和解量刑问题研究——对“从宽处理”与“量刑平衡”的再认识

共犯的量刑平衡并不意味着可以依据和解共犯的部分和解行为对普通共犯进行从宽处罚,且将造成部分被告人"搭便车"的现象。限制从宽处罚的幅度便是一种相对务实的做法,但仍然面临认定上的障碍与适用上的混乱。从宽处理作为刑事和解的主要方式,已随恢复正义而被纳入刑事责任体系之中。量刑平衡是指兼以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为根据的量刑平衡,是多重目标价值的体现,其与对部分和解共犯的从宽处理并不存在根本上的冲突。     

对自首的再认识

自首从宽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项刑罚制度 ,也是一项重要的量刑法定情节。自首的两个构成要件是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其中更应该注意的是关于余罪自首的法律认定。刑法规定 ,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一制度对感召犯罪分子主动投案 ,鼓励犯罪分子改过自新 ,有效惩治犯罪 ,具有重要意义。     

中止犯减免处罚根据论

各国刑法理论对中止犯减免处罚根据的说明并不一致,这与中止犯的立法背景、法律文化传统以及立法规定的不同有关。对中止犯减免处罚根据的不同理解,会对中止犯的具体成立要件、适用范围产生认识差异。根据我国刑法第24条的规定,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应结合刑事政策说与法律说来说明,采取以刑事政策根据为基础的综合说。     

略论中国古代刑法的从宽量刑情节

从宽量刑情节是中国古代刑法对犯罪分子据以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的主客观事实情况。中国古代刑法典的不断完善,伴随着从宽量刑情节的内涵的不断丰富,古代立法者对从宽量刑情节的执行也更加全面和深入。从宽量刑情节的实质是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统治。从宽量刑情节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封建法制的破坏,充分体现了礼高于法的中国古代刑法的特点。     

论马克思主义信仰中的情感动力

情感因素是信仰的基本范畴,这一范畴经历了由被动到主动的发展演变过程.马克思主义把它放在实践的角度来考察,科学地揭示出它的健康积极的一面.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中,情感因素起着动力作用.没有它的介入,信仰是不可想象的.它与宗教等信仰中的情感动力作用具有诸多不同的特点.     

Executive functioning and bullying participant roles: Differences for boys and girls

Bullying is a process of direct (i.e., youth who bully and are victimized) and indirect (i.e., bystanders) social exchanges. Though researchers often examine social and emotional correlates of bullying role behaviors, it is important to also consider the underlying cognitive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bullying roles such as socially oriented cognitive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executive functions. The goal of the current study was to examine executive functions associated with types of bullying role behavior (aggression, victimization, defending, assisting, and outsider behavior)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boys and girls within a sample of 689 third- to eighth-grade students (51% male, 49% female). Victimization wa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each executive function. Defending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emotion regulation for uppe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but not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utsider behavior wa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self-monitoring, flexibility, and initiation.     

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犯罪的特点

反社会人格障碍是以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为主要特点,犯罪倾向极其明显,是极易导致犯罪的变态人格之一,本文对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犯罪在认识、情感、意志的特点进行理论阐述,为预防打击反社会人格障碍犯罪提供理论依据     

侦查讯问中的情绪调节

在侦查讯问的激烈对抗中,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都会出现剧烈的情绪变化。因此,有必要从心理学和侦查学相结合的角度去探讨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的情绪反应,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些情绪产生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情绪调节策略。此举对于查明犯罪事实,达到预期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对轻生自杀干预谈判原则的探讨

自杀现象剧增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由警方派出专业的谈判人员进行轻生自杀干预、对其施行人道主义救助,已成为警方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要想取得谈判的最大成功,警方谈判人员就应该掌握自杀干预谈判的基本原则、避开操作误区。文章对自杀干预谈判原则中的尊重原则、倾听原则及动情原则进行了阐述,以期为提高自杀干预谈判成功率有所裨益。     

大学生亲情教育：本义、困境与优化策略

亲情教育是近年来备受重视的话题之一。新世纪新形势下,大学生的亲情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客观指出了当前大学生亲情教育的困境,并有的放矢地提出实效性的优化策略,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亲情观。     

讯问中犯罪嫌疑人情绪研究综述

情绪是犯罪嫌疑人心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回顾了以往文献中关于讯问中犯罪嫌疑人情绪的研究,包括分析情绪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作用,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情绪特点,犯罪嫌疑人情绪的外显——非言语行为,以及影响犯罪嫌疑人情绪的方法,以帮助侦查人员有效获取犯罪嫌疑人的真实供述,进而推进侦查讯问活动的顺利进行。     

报复社会型个人极端暴力案件研究

报复社会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是由单个行为人策划、筹备、实施,以报复社会制造公众恐慌为目的,企图伤害不特定多数人,在同一时空区域内突发,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的暴力犯罪。通过对近期国内此类案件的整理与分析发现,犯罪人核心表现为仇恨情绪,情绪的背后是未被满足的缺失需要,由于扭曲的认知使得犯罪人提出了不正常的诉求,最终导致需要不能被满足,结果不断强化仇恨情绪,最终导致犯案。本研究根据犯罪人的作案特点提出对重点人员、时空的防控策略。     

胁从犯立法之反思

我国刑法在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上划分出胁从犯 ,对于实行刑罚处罚上的区别对待虽有可取之处 ,但将胁从者一律纳入刑事追究的范围是不合理的。又由于胁从犯的划分根据与其他共同犯罪人种类的划分根据不同一 ,导致胁从犯与其他共同犯罪人种类之间的相容和界限不清。为此建议 :在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上 ,实行分类标准同一化 ,不再将胁从犯作为独立的共同犯罪人种类 ;立法上应将一定条件下的被胁迫作为一种免责事由 ;对于不能免责的被迫行为 ,应将被胁迫作为一种量刑情节予以规定。     

对我国胁从犯制度的考量

我国刑法理论按作用标准划分了主犯、从犯、胁从犯三种法定的独立共犯人。对于胁从犯之说是否合理,学界存在争议。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被胁迫参加犯罪”并不能成为胁从犯是法定独立共犯人的依据,它仅为一种共同犯罪的法定量刑情节。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将其归入主犯或从犯加以处罚,在量刑时应当考虑＂被胁迫情节＂,以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