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法律与宗教危机——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有感简

梁治平先生的《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一文对伯尔曼先生的《法律与宗教》一书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篇代译序,它更是一篇《法律与宗教》中国化了的预言性文章.文章不乏真知灼见,虽属说理性文章,但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见解力不仅为我们概述了《法律与宗教》一书的思想精髓,而且为我们开启了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法律与中国宗教的大门.文章中富有深刻思想性的“我们的危机”的观念,不仅对《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所提的西方的“整体性危机”一词有了中国化的透视,而且也形成了对生活于现代法制下国人的警醒.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思想研究

现代社会遭遇了生存意义危机,其重要表现便是法律不被信任与宗教不被信仰,伯尔曼研究法律与宗教便是想解决此问题。在伯尔曼看来,法律与宗教共同具有四种要素,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而宗教所要求的爱、信仰和恩典等要素与法律相契合;法律与宗教应该超越原先的二元论束缚并形成综合以破解分离的困境。然而,法律与宗教之分离是反思中世纪以及近代实践的一种经验结晶,它造就了现代的个人自由与有限政府,伯尔曼的解决途径则可能反其道而行之。     

法律与宗教——从《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说起

法律与宗教问题是在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在美国法律信仰发生了整体性危机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他将法律与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两大维度,二者既存在张力,也有复合。纯粹理论上的法律与宗教是互动的关系,现实中的政府与宗教不可分离,法律信仰保证法律制度很好的实施,因此,伯尔曼提出的法律信仰的确有其合理的成分。     

宗教革命创造法律体系——评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一书的宗教法律史观

伯尔曼的名著《法律与革命》从宗教信仰与法律的关系出发 ,深入剖析了基督教教皇革命对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形成的重要作用 ,以宗教信仰为总的出发点和基石 ,运用历史学考察方法 ,对包括法律史、宗教史、社会史等诸多领域的文本材料进行分析总结 ,通过探求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得以建立的精神本质来为现代西方法律传统所面临的危机寻求解决之道 ,这一独特的视角使此书在西方法律史学界占有重要地位 ,值得我们去研究分析和借鉴     

移植法律在中国的困境——关于法律信任问题的若干思考

本文借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一书,分析在中国语境中,在法制现代化的今天,中国目前实际上并不存在伯尔曼说的法律与宗教脱节所带来的法律集体信仰危机,亟待解决的是民众对国外移植而来的法律的不信任问题。如何保证法律利导性的实现,这是外来法律得到我国人民的信任的关键。     

试析西方法律中的宗教因素

宗教与法律是人类文明中的两个重要遗产，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宗教逐渐体系化，法律也慢慢独立出来，二者相互交融，互相影响。本文以时间为线索，自原始社会分析到资本主义近现代社会，结合世俗权力对法律和宗教间关系转变的影响对宗教和法律从产生到发展加以研究分析，试图从法律中存在的宗教因素及其对法律的持续影响的角度来探求二者复杂而深刻的联系。     

梁漱溟"以道德代宗教"思想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以道德代宗教"是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中西文化最初都经历了宗教与文化相互交织的状态,但在后来的发展演绎中,中国形成了以伦理本位为核心的文化信仰,而西方文化则是以宗教信仰为中心。尽管中西文化信仰不同,但在引人"向上迁善",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都是相通的,正因如此,才赢得了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美好局面。本文是在准确理解把握"以道德代宗教"思想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中西文化同质化要素和共识基点,从中汲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智慧。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之道——读张波《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研究》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成果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那里演变发展而来的,但二者之间的演变路径需要学界进行探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研究》一书具体分析了这个问题。该书从实践和文化两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内涵进行了解析,并从哲学与法学、历史与实证、启示与价值等多个视角分析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之道。     

学习党的宗教理论政策 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

宗教工作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学习、理解、掌握、运用党的宗教理论与政策,是我们做好宗教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重要思想基础。 一、党的宗教政策的不断完善及基本内容 中国共产党历来关注宗教问题,在其致力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十年历程中,党的宗教理论与政策也随之形成和不断完善。1931年,中共中央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政权分离原则。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进一步阐述: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的存在,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     

试论宗教与封建迷信的区别

宗教与封建迷信虽然都属于唯心论范畴,但是两者却有着严格的区别和界限。我国法律和党的政策承认并保护正常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而对封建迷信活动,则要坚决予以打击和取缔。搞清宗教与封建迷信的区别不仅是个严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且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策和法律问题。     

诠释信仰:国人宗教心理透视--《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评介

宗教是人类悠久的文化传统,是现实生活中重要的精神资源,是一种集体的社会意识。但因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不同的时空区域,宗教的表现形态会有所不同,民众表达其宗教虔敬的模式和信仰心理亦会有很大的差异。年轻学者梁丽萍教授所著《中国人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在对已有文献的系统整理基础上,借助于量化与质化多元研究的路径,提供了对中国社会宗教徒宗教心理与行为的一些新的解释框架,为我们解读国人的宗教心理打开了一扇视窗,也填补了我国宗教心理学理论研究的空白。《中国人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文明特质的判定与宗教中国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这一论述深化和提升了无产阶级政党关于"宗教是什么"这一核心命题的认识和理解,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基本理论继承、发展的基础之上,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植根于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所做的一个科学的总判定,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精髓最具时代特质的体现。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引导我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的主张,这一主张是一贯以来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最新表述、最新提炼、最新指引,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未来实践方向,一言以蔽之,就是坚持宗教中国化。     

宗教与法律互惠功能的研究

宗教和法律作为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影响,宗教对法律的传承触及制度、价值层面;法律对宗教的维护也是明显的,对于二者相互功能的探讨,有助于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工作具体到国家的法治建设领域。     

积极引导中国宗教界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

中国宗教应坚持中国化方向不仅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重要内容。本文从积极推动宗教界在政治上自觉认同、社会上自觉适应、文化上的自觉融合等三方面入手,阐述了新的历史时期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对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法律、语言与权力

约翰·M.康利、威廉·M.欧巴尔著,程朝阳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10月版译者程朝阳在该书《法律权力运动的语言面相——《法律、语言与权力》导读(代译序)》一文中介绍说:"《法律、语言与权力》一书在一个前所未曾涉足的地方发现了压迫的存在——在法庭和法律办     

刍议宗教与邪教的法理区分

邪教总是冒宗教之名混迹于社会生活之中。因此,从法理上将邪教与宗教、邪教与新兴宗教、邪教与非法宗教区分开来尤为重要。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对邪教的理解大不相同,邪教的概念呈现出相对性、变动性的特点。本文归纳中国关于邪教的若干立法规定,认为"社会危害性"是从邪教概念相对性、变动性特点出发认识邪教现象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对宗教、非法宗教、邪教的法律区分和法律适用。     

文化自信与中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必须进一步探索宗教中国化的实现形式和路径。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是对中国宗教最本质最深切的关怀。宗教中国化主要应做到"四个认同",其中,"文化认同"是"根本认同"。坚持中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要做到: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为指导,正确把握宗教的文化属性;必须坚定文化自信;扎根中华文化沃土,坚持用中华优秀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坚持跟上时代步伐,主动在促进文化繁荣中发挥积极作用。     

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发展的两个理论问题

自秦汉宗教人文在我国出现或传入以来,外来宗教即开始了与宗主文化即华夏文明的交织交融,历经数千年的积淀与升华,演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立足中国境遇,坚守中国气节,展现中国姿态,坚定中国信仰,以祖国和人民为依靠,独立自主,自信自强,成为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主旨要义。推进我国宗教朝着中国化方向发展,关键在于"化"之有方,"化"之有力,"化"之有效。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发展需要辨析中国化与本土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为中国化的"导"提供力量支撑,为宗教界朝着中国化方向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非洲传统宗教与习惯法的发展

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关注法律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法律与宗教是辩证地相互依赖,一方的存在不能缺失另一方。在非洲,传统宗教与习惯法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展示一幅水乳交融,共同发展的图景。非洲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信仰和神话,所以传统宗教有关至上神、祖先祭祀、图腾崇拜、禁忌和巫术等的信仰,以及口耳相传的表现形式不仅成为习惯法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是习惯法从古至今都被非洲大部分国家所沿用的原因所在。可以说,非洲传统宗教对习惯法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表现形式上,口述传承色彩浓厚;在管理模式上,体现非洲人特殊的价值理念;在诉讼审判中,奉行神明裁决;在刑罚观念上,崇尚神威惩罚。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层次、内容和核心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个提出颇久、研讨颇多,而许多核心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索的课题。本文通过分析这一课题的内涵和外延,认为"相适应",至少包含着共性和个性两个层次:即宗教与社会相适应和宗教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两个层次;相适应的内容包括宗教对社会的适应和社会对宗教的能动反应两个方面;对中国五大宗教来说,相适应的核心就是传统宗教(佛、道、伊)的"现代化"和现代宗教(天主、基督)的"本土化",而这"两化"都包括了理论和实践,即宗教活动和宗教教义两个方面,此"两化"的进程直接影响着"相适应"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