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信仰和理性:民族环境习惯法重生的三个基点

生长在国家制定法边缘的民族环境习惯法是我国民间习惯法文化的主要形式,同时也是我国传统法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现实表达。消弭国家制定法与民族环境习惯法之间的紧张和挤压关系,使民族环境习惯法在现代法律体系中获得重生,是回归自然秩序和谐的法文化传统、重塑法律信仰精神和重归法律对价值理性关切的共同追求。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思想研究

现代社会遭遇了生存意义危机,其重要表现便是法律不被信任与宗教不被信仰,伯尔曼研究法律与宗教便是想解决此问题。在伯尔曼看来,法律与宗教共同具有四种要素,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而宗教所要求的爱、信仰和恩典等要素与法律相契合;法律与宗教应该超越原先的二元论束缚并形成综合以破解分离的困境。然而,法律与宗教之分离是反思中世纪以及近代实践的一种经验结晶,它造就了现代的个人自由与有限政府,伯尔曼的解决途径则可能反其道而行之。     

藏区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

赔命价是人类社会早期盛行的一种以赔偿方式解决命案纠纷,并在受害人家属和侵害方之间达成和解的习俗.我国藏族地区赔命价的历史悠久,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宗教传统和民族心理等因素,赔命价习惯法在与国家法的博弈中,虽然处境尴尬却充满活力.司法部门的文件和田野调查资料显示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在现行政策和法律的框架范围内,摒弃赔命价习惯法的弊端,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协调,以发挥它在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     

法律的信仰与信仰的法律——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观及其对现代司法的影响

健全的社会必须兼具健全的法律秩序和健全的法律信仰。现代社会中法律与宗教的涵义应当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加以探讨。法律与宗教构成社会经验的两个向度,二者相互依存、彼此渗透。法律与宗教具有共同的要素,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确立法律信仰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     

论软法与习惯法的关系

软法起源于中世纪的商事习惯法这一事实表明在软法与习惯法之间存在着同质性。软法起源于习惯法却不依赖于习惯法,而是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软法的体系建构表明在软法和习惯法之间存在异质性,并且其异质性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其将软法与习惯法剥离。就软法的发展而言,软法与习惯法在表现形式、制定逻辑以及实施机制上是不同的。     

法律与宗教——从《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说起

法律与宗教问题是在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在美国法律信仰发生了整体性危机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他将法律与宗教作为社会关系的两大维度,二者既存在张力,也有复合。纯粹理论上的法律与宗教是互动的关系,现实中的政府与宗教不可分离,法律信仰保证法律制度很好的实施,因此,伯尔曼提出的法律信仰的确有其合理的成分。     

生态习惯法对西部社会法治的可能贡献

习惯法对法治的可能贡献取决于其自身所具有的认同性、变迁性、中介性等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生态习惯法最有可能对西部社会法治给与贡献,因为出于生存关照,生态在西部民族地区表现为一种“生活的样态”,民众将生命、精神与自然生态相统一,并与民族宗教精神的高度契合,使得生态习惯法具有了普适性与效力保障,这既构成了生态习惯法对西部社会法治的可能贡献的理由,又对西部社会的法律信仰、法美学构建具有进一步的意义。     

论我国邪教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邪教作为一种特殊的宗教现象,其产生和发展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特征。邪教与宗教从信仰角度而言都以某种信仰为内核,以发展信徒为载体,以实现一定的目的为动力,具有内生一致性。但邪教作为一种邪恶组织,与宗教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邪教的实质是一种非法的严重危害人类社会的极端信仰。我国在邪教治理中,存在着治理邪教的法律规范不完善,遏制邪教网络犯罪的措施不合理,取缔邪教组织存在较大困难等问题。我国当务之急是完善邪教治理的相关立法,加强网络反邪教文化建设,加强对新兴宗教的分类管理。     

中国传统社会法律信仰探析

大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欠缺法律信仰生成的土壤,我国传统社会根本不存在法律信仰。而事实上,我国传统社会是存在法律信仰的,不过在信仰程度、信仰方式上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信仰是一种伦理价值型的法律信仰。     

苗族婚姻习惯法追踪

历经变迁、沉浮和积淀,苗族的婚姻习俗演变为婚姻习惯法,在婚姻家庭领域与国家法出现了表现形式各异的融合与冲突,笔者利用暑期社会实践,对此进行了客观全面的追踪调查,并对苗族婚姻习惯法在法制建设中作用进行了严肃的法律思考。     

大理国时期的彝族习惯法

大理国时期,是彝族发展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彝族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在古代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控制中充当重要角色的习惯法也得到了发展。这一时期彝族地区社会组织,日常生活及刑事法律方面均形成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习惯法规则,并在其生产、生活实践中发挥着比官方法更为重要的作用。     

论中国传统女性参政角色及当代转变

女性参政是社会发展和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从原始社会到改革开放这一悠久的历史时期内,女性参政角色经历了由执政人、工具人到平等人的漫长演变,并且这些演变过程中都有着共同的特征。从历史角度分析,主要可归因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这四大权力对传统女性参政角色的压抑。探究中国传统女性参政角色的转变对新时期建构合理的女性参政角色大有裨益,可以从参与机制、法律保障、女性话语和公民维度四个角度进行建构。     

我们的法律与宗教危机——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有感简

梁治平先生的《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一文对伯尔曼先生的《法律与宗教》一书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篇代译序,它更是一篇《法律与宗教》中国化了的预言性文章.文章不乏真知灼见,虽属说理性文章,但作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见解力不仅为我们概述了《法律与宗教》一书的思想精髓,而且为我们开启了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法律与中国宗教的大门.文章中富有深刻思想性的“我们的危机”的观念,不仅对《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所提的西方的“整体性危机”一词有了中国化的透视,而且也形成了对生活于现代法制下国人的警醒.     

“5·12”地震后羌族婚姻习惯法变迁

羌族是一个人口众多、传统悠久的民族．现在主要居住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理县、茂县以及绵阳市的北川县、平武县等地。据2005年的官方统计,户籍登记为羌族的人口约为32．65万。在2008年“5·12”特大地震灾难中,羌族人口损失将近10％。羌族地区至今仍保留着以原始宗教,万物有灵,多种信仰的灵物案拜为核心的民事习惯,婚姻习惯是其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5·12”地震后,羌族人的婚姻习惯法有了较大程度的变化,从形式到实质都更加符合国家法的理念与要求,这无疑是羌族社会文明发展的重大进步。     

司法公开社会价值实现路径的思考

司法公开的基本法理在于司法权是一种直接关涉社会正义和公民权益的公共权力。在现代社会，司法公开是以公正和效率为价值取向，并有其积极的社会功能。司法是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功能的实现是建立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上，而司法公开是促进司法公正的保障。为此，为实现司法公开的社会价值，使纠纷得以圆满解决，应在司法公信力、司法廉洁、培育法律信仰等方面下功夫。     

法律信仰何以可能

法律得以被信仰并不必然存在逻辑上的支持,西方式法律信仰是在特定历史时空下自发形成的。中国语境的法治建设不能简单地期待于西方式法律信仰,而要立足于本民族实际,探索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法治道路。     

当代中国民事习惯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当代中国民事习惯法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则必须向更深的研究领域和更高的研究阶段发展。通过历史与现代、理论与实际、立法与司法三方面的回顾,我们发现当代中国民事习惯法研究的发展在于：当代民事习惯法的研究,研究的专门化、精细化以及立法与司法的同步三方面。民事习惯法受到关注代表了对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发展路径选择的反思,而这些进一步的研究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也为中国法治的发展提供了其“本土意义”。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法律意识探析——以香河村为例

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的权威性受到挑战,有时甚至让位给处于边缘的习惯法。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此情况,是由于法律资源备置不合理、传统文化习俗与国家法的断裂、经济发展不平衡、法律信息不对称和农民法律心理等方面在作祟。因此,要提高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国家法律意识,就必需实现国家法与传统文化习俗的融合、加强法律资源投入、创新法律宣传手段、把审判带入农村和让农民积极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等等。     

治家与治国——在礼治与法治之间

中国的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方面法律信仰还没能树立起来；另一方面，亲情观念也在逐渐淡漠，中国传统家庭的亲情思想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调和这一矛盾，如何使中国的法治建设朝着更完善的方向发展，则要求我们能进一步地思考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