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政府的责任逻辑:基本范畴、现实样态与实践进路

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而规避和应对风险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功能，在一国风险治理体系中基层政府担负何种责任、履责状态如何直接关系到风险治理的实际效果。基层政府风险治理的责任逻辑可以从责任归属、责任评价和责任追究等三个层面加以考察，由此引申出个体责任与集体责任、过程责任与结果责任、追溯性责任与前瞻性责任等三个基本逻辑关系范畴。在风险治理情境下，一些基层政府遵循一定的责任逻辑，在现实治理活动中呈现出主体转嫁型、形式泛化型和行动迟滞型等三种避责样态。在未来的风险行动中，基层政府责任逻辑的实践进路应是：通过集体认知的聚合，规避基层官员个体责任的陷阱；通过风险治理流程的再造，形塑基层政府的结果责任状态；通过行动韧性的培植，催生基层政府的前瞻性责任能力。     

“解辩性责任”初探

在现代社会,政府及其官员不仅要为其在行使权力中发生的过错行为承担惩戒性责任,而且要履行"解辩性责任"."解辩性责任"是对民意的积极回应,是维护公民权利的必然要求,也是由政府及其官员特殊的身份、地位、职权及行动方式等决定的."解辩性责任"缺失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历史原因,也与现代政治制度及政府官员的心理与行为密切相关.履行"解辩性责任",需要树立"解辩性责任"的观念,尊重和回应民意,推进信息公开和透明,表明立场和态度,加强互动与沟通.     

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的内在逻辑与治理路径

基层扶贫官员是扶贫领域的易腐群体。在扶贫政策下行过程中,扶贫资源的日益增多、基层社会中的腐朽文化、不完善的扶贫监督机制等,使基层扶贫官员获得了较大的权力空间,也给扶贫领域的腐败带来可乘之机。基层扶贫官员之所以涉入腐败,腐败收益的获取是其内在驱动力,而利益相关者在提升腐败收益和规避风险基础上的"合谋",则是扶贫领域集体性腐败的过程表达。面对基层社会独特的政治生态状况以及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生成机理的特殊性,其治理路径主要有:以畅通上级政府反腐权力下行渠道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效果;以保障基层群众的反腐权利打造"不能腐"的监督机制;以维护基层扶贫官员合理的利益需求来构建"不想腐"的保障体系。     

责任何须“状”约束

有职务就有责任,有职务者必须负起与职务对应的责任。但近几年,不少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时兴签订工作责任状,似乎不签订责任状,工作就无章可循,无据可查,也不必对工作“负责任”了。于是乎,什么反腐倡廉、计划生育、植树造林等名目繁多的各种责任状便应运而生。仔细研究这些责任状的内容,大     

地方官员诚信缺失的原因与对策——从公共选择视角

地方政府官员诚信缺失的真正根源在于公共选择的基本规则:官员选择标准中对诚信重视不够,政治市场对官员自利行为监督约束不力,领导体制中对官员失信责任划分不清,管理体制对基层官员责任设定的不当,以及对权力寻租治理不力,都是导致官员非诚信行为的原因。重建地方官员诚信必须从改革公共选择制度入手。     

基层治理中党建助推实现公众参与路径探析——基于权力“回归”视角的案例考察

党是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公众参与是基层治理的基本要求,如何更好地发挥党建的引领功能,化解基层治理中公众参与"形式化"问题并推动公众参与的实现,理应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权力"回归"视角下,通过对三个全国创新治理案例的比较发现,权力的"回归"通过还权于民和赋能于民两个环节,党的引领、政府推动和公众意识培育三个方式实现公众参与,而党建则贯穿于整个过程,并通过党的主导、党的引领、党的动员三种路径落实权力回归于民,政府与公众协调互动以及公众责任和参与意识动员,从而实现基层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基层数字治理及其关系优化——基于治理关系中的基层避责与信息茧房视角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提升基层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疫情防控能力愈加紧迫。基层数字治理为疫情防控提供重要支撑,治理边界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的层级化色彩,数据产生于政府向社会主体直接汲取的数字,数字收集与整理以上级政府需要为标准,且上级掌握数字控制权,数字运用在治理过程中呈现保运转、避责任的状态。基层数字治理的有效性逻辑体现在数字赋予基层治理社会动员和管控能力上,治理边界呈现出向下包容趋势,消解了基层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边界与责任模糊性的弊端。基层数字治理的关系优化依托数字赋能解决了治理中的基层避责、信息茧房等现实问题。     

我国基层政府实施官员问责制的局限性及完善措施

实施官员问责制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基层政府实施官员问责有其特殊的意义。当前,官员问责制在基层政府的实施中还存在诸多的局限性,应从明确基层政府各部门职责、加强行政伦理道德建设、完善问责制法律法规、强化媒体及公众的监督力度等方面入手改变这一现状。     

精准扶贫下的“第一书记”制度及其扶贫困境——以“双轨”合作为视角

基于精准扶贫目标下的"第一书记"扶贫制度,使"第一书记"与"村支书"为代表的村干部形成了"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两股治理力量的交叉和融合。"双轨"合作扶贫可能会产生双方的不平等合作关系,产生外来资源的依赖性、项目制扶贫工作催生的形式主义和追求短期效益等问题;也可能会产生双方合作的分离甚至是不合作的关系,导致"双头政治"下的扶贫低效和信任危机。改善"双轨"合作需要在"精准扶贫"政策上进行完善:明确双方的职权分工与责任主体,并建立约束、监督和晋升激励机制、建立目标瞄准机制和扶贫长期化规划、改善扶贫资源依赖关系并提升基层治理的自主性。     

农村基层权力“悬浮”之本源与解决路径

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权力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呈现"悬浮"倾向,出现基层政府消极行政、动员和服务能力减弱、政府失信、基层矛盾"上移"等问题。其来源于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衔接机制空缺、压力型权力运行与基层民主发展矛盾、政府间利益权责配置失调、基层社会主体间利益链条断裂等多种因素。合理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自治合作机制、政府间协调机制、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等途径是解决基层权力"悬浮"的重要路径。     

完善“镇管社区”推进基层治理——上海嘉定马陆镇的实践

正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这是对社会管理的新定位、新要求。随着城市化演进和人口流动与布局的快速变更,嘉定新城(马陆镇)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挑战。为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着力破解新形势下完善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分工与合作机制的现实课题,嘉定新     

问责需激活人大话语路径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现代化?其最重要、最关键的任务和途径就是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而法治化必然要求问责制。发端于2003年以"非典"为起点的"问责风暴"有力地推动了问责的制度化建设,但就问责的实际状况而言,主要是各级行政机关内部逐级追究失职政府官员的责任,     

中国地方治理与建设责任政府

当前 ,地方政府亟需解决的许多问题 ,都是围绕基本人权、基层民主和法治原则展开的。其中 ,强化政府责任 ,建设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是农村地方治理的关键。要建设责任政府 ,首先 ,需要对政府的职能和责任重新定位 ;其次 ,需要明确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和目标 ,建立健全政府责任体系 ,严格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 ,以责任制约权力 ,积极推进建设法治政府的历史进程。     

从“行政管理”到“国家治理”:执法理念的法治化回应

社会自治领域的日益扩大,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一元权力结构逐渐解体,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二元性分化开始进行,治理型政府开始取代管理型政府而逐步成为现代政府建构的主导形态。权利本位的治理范式重视主体间性,激活了交往理性,关注自我管理,重塑了权力责任,凸显服务职能,涵盖了为民品质。且随着法治国家的不断演进,单纯的形式法治已经无法适应治理型政府的内涵与要求。作为一种更为合乎权利保障要求的法治形式,实质法治亦将在执法过程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上述执法理论与执法目的的变迁,必然又直接影响到执法理念的更新与升级。     

“痕迹主义”的产生机理与防治对策——以行政责任为视角

"痕迹主义"是基层痕迹管理演变形成的一种消极异化的行政现象,是形式主义的新表现,追求工作留"痕"、唯"痕",成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顽瘴痼疾。以行政责任为视角,系统深入探究"痕迹主义"的产生机理,即在强责任传导的行政环境影响、基层行政责任观念异化与注重"痕"绩的政绩观驱使条件下,痕迹管理异化为"痕迹主义"。并从化解痕迹管理的积弊挑战、重塑基层行政责任观念、崇尚以实绩为导向的政绩观、优化基层治理责任控制机制入手,为防治"痕迹主义"提供学理分析,以期为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照。     

习近平基层治理观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基层治理观是习近平对基层治理的根本观点和看法,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习近平立足当前基层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创新性地回答了在基层治理中"谁治理""如何治理""依靠什么治理"等一系列问题,明确了基层治理必备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保障,进一步厘清了基层治理观的理论逻辑,推动了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习近平基层治理观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层治理生态的失衡与调适——以“黑砖窑事件”为例

山西"黑砖窑事件"表明,基层治理生态出现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失衡:政府监管缺位,公共性丧失,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基层治理生态之所以失衡,是与利益、权力、社会以及文化等要素分不开的。要调适基层治理生态,这就需要再造基层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凸显公共性;再造公民社会,培育非政府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再塑公众个人,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促进公民参与治理。     

刍论“为官不为”的发生机理与治理之策

继反腐败斗争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治理"为官不为"也提上政府日程。面对既要减少腐败存量又要遏制官员不作为增量的新形势,寻找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的新路径就显得很有必要。分析"为官不为"的发生机理,主要是主观上责任认识不到位、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从严治吏新举措所形成的政治新常态以及来自群众和媒体的外部压力。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社会基础方面,应注重培养公共精神;制度环境方面,要堵塞公务员权责界定的制度漏洞;治理结构上,要强化人事行政管理机制;资源配置上,要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     

基层政府“维稳怪圈”:现状、成因与对策

作为维持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的维稳工作近年来虽取得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不少问题,甚至陷入了维稳"成本递增收益递减"的"怪圈",主要表现为"维稳强迫症"、"维稳恐惧症"、"维稳虚弱症"、"维稳变异症"。"维稳怪圈"在本质上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失衡所导致的。因此,应通过基层政府创新,提升治理能量,积极探索"多元协作式"的社会治理模式,建立基层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     

刍论“为官不为”的发生机理与治理之策北大核心

继反腐败斗争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治理"为官不为"也提上政府日程。面对既要减少腐败存量又要遏制官员不作为增量的新形势,寻找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的新路径就显得很有必要。分析"为官不为"的发生机理,主要是主观上责任认识不到位、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从严治吏新举措所形成的政治新常态以及来自群众和媒体的外部压力。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社会基础方面,应注重培养公共精神;制度环境方面,要堵塞公务员权责界定的制度漏洞;治理结构上,要强化人事行政管理机制;资源配置上,要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