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主体和客体、纵向和横向、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相统一的政治系统;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过程,由治理主体(谁来治理)多元化、治理客体(治理什么)结构化、治理过程系统化(怎样治理)和治理方式(如何治理)民主化组成。作为系统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必须通过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公民"五位一体"的制度改革与发展才能逐步实现。     

我国政府主导下的跨域公共问题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理路探析

跨域公共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凸显出来的新问题。传统的政府单一权威治理模式因其"封闭性"和"内向型"已无法适应跨域公共问题"跨域性"和"外向型"的治理要求。跨域公共问题涉及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及治理的复杂性,迫切需要在政府主导下,联合社会各主体展开合作治理。立足现实,应当按照民主协商与合作治理的要求,通过共同理念的确立、主体能力的提升、相关原则和机制的安排来构建合作治理体系,克服合作治理中面临的问题,进而不断增强跨域公共问题治理成效。     

国家治理视域的制度伦理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为将管制型国家治理中排除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与制度再度整合,进行制度伦理的建构。制度伦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的制度伦理与治理过程的制度伦理。治理主体的制度伦理是一种主观性的制度伦理,强调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各级政府组织对自身的内在伦理要求与道德规范,主要体现为制度的责任伦理与制度的公正;治理过程的制度伦理是一种客观性制度伦理,是在治理过程中遵循的制度伦理,包括制度的发展伦理与制度的共享伦理。制度伦理体系的构建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治理视域下的政府职能定位与转型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的转型与定位是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政府应按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更新理念、转变职能、深化改革,定位于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性出发,政府职能转型与定位要在理顺政府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上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加快政府法治化进程。     

“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统治”和“管理”理念的扬弃

正"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统治"和"管理"理念的扬弃,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民主化、开放化、多元化等现代性因素及其交织形成的复杂关系,强调要在政府的主导之下实现国家治理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综合"大转型",要从政府单一主体管理变为民主、参与式、互动式的多元主体治理。要尽快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厘清从政府能力到治理能力转变的逻辑线索,从四个关键点突破。     

国家治理体制改革中党委、政府与社会的结构性定位——基于淮海路街道改革实践的探讨北大核心

党委、政府与社会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定位,主要是指在治理体系结构中的组织定位和在治理能力结构中的职能定位。不同主体各有其基本的组织形式与职能任务,党委是联系各方成为统一体系的组织枢纽,履行领导各方的政治职能;政府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国家行政机构,履行配置公共资源、管理公共事务的行政职能;社会主体是提供多样性服务的自主成员,履行协同党委政府开展治理活动的职能。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就是要设定组织与职能建设的新规范,优化治理结构的具体形式,从而有效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政府治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中间和基础环节。然而,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为此,立足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机制,通过再造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大力发展公民组织和加强地方电子政府建设,以期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政治发展的向度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问题,属于政治发展的范畴。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具有多层含义:一是"统治"和"管理"的缩写,二是具有国际通行"治理"概念中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内涵,三是执政党和政府依然在国家治理结构中起核心作用。现阶段中国主要解决的还是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其标志是代议民主制和理性官僚制。代议民主是民主的现代阶段,而协商民主是民主的后现代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首先要弄清政治发展的渐进性和有序性,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理性官僚制旨在实现政府管理的理性化,包括层级节制、合理分工、依法行政等,达成行政过程的非人格化。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破除现代性,直接按照国际上的治理概念进入到后现代,而是实现政治现代化,首先建设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府;在建设现代性的同时关注一些后现代的结构,逐步实现由统治的一元结构向治理的多元结构的转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     

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思路

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也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柱,更是实现社区自治与共治的关键抓手和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其方向引领和"动力引擎"作用;坚持多元共治,激励各主体参与社区共治工作;坚持科技赋能,实现社区智能化管理的全方位支撑;坚持法治保障,使社区治理更为有序高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个基本问题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国家治理体系是指按照一定的治理理念确立起来、使国家能够顺利运行的体制机制。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统筹各个领域治理主体、处理各种主体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水平与质量。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机关事务管理创新: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

作为保障机关有序运行的重要制度设定,机关事务管理面多事杂任重,创新机关事务管理是实现从“制度优势”转向“治理实效”的重要一环。实现机关事务管理现代化,其本质是从“广度”到“深度”的深刻转变:新时代下的机关事务不再仅仅强调业务广度方面上的面面俱到,更期望其能在强化政府自身建设、优化政府职能等更深层面扮演积极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推进机关事务领域改革,不仅仅是对其职能的不断调整,其本质在于对宏观行政体制变革的主动回应与渐进调试,是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的重要一环,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职能现代化、体制法治化、行为职业化、能力智慧化等制度优势。基于行政管理要素构成的分析视角,职能体系、职权范围、管理体制、人力资源都将是创新机关事务管理的必要路径。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原因可能很多,但从制度机理的角度分析,主要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成,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制度保证.然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并不直接带来治理效能,只有借助制度改革和创新,将制度势能转化为制度性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优性,进而实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目标.于是,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代理治理模式：一种统治类型的讨论--以基层政府治理体系为分析单位

代理治理模式揭示基层政府治理的性质,指出基层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元素是政治治理而不是科层治理,是党政统合体系与威权治理结构的多重因素作用结果。代理治理模式有三个基本特征：代理治理是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统合体系;代理治理与社会是一种统治关系;代理治理是一种多中心权威治理结构。代理治理模式的权力来源在国家,不在基层社会,向上级政府（国家）负责,与基层社会没有授权关系。代理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应从基层政府的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离着手,以民主法治原则来建构基层政府的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在行政职能上建构政府治理的公共本质,在政治职能上建构基层治理的社会授权关系。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现代化建设——以苏南区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视角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都包含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苏南地区推进区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现代化建设,是贯彻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的必然要求,是落实国家关于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规划的现实要求,必须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探索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方式转型和功能升级的实现路径。要强化惩防职能、实化惩防功能、提高惩防效能,促进人心清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     

积极促进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无比优势,但制度优势还有待于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实现现代化,当务之急是积极促进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此,应当加强和改善党对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领导,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大意义,坚决贯彻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确保治理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应当充分发挥人民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中的主体作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立法和决定功能、监督功能,充分发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作用;应当改革和创新治理的体制机制,优化行政决策体制机制,强化行政执行体制机制,加强责任追究制度,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应当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行政监管督察体制机制,加强决策监督、执行监管督察、效能监管督察,实现监督督察的制度化、程序化;应当正确处理和理顺各种治理关系,特别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应当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不断提高其治理能力。     

把党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研究视角

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把党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从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显示了党的建设发展思路的战略演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国家治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既体现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制度建设的关系,又体现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与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与全面领导是连在一起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具有不可分离的理论和实践逻辑。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既有区别又相联系,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有其内在的机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展示了“中国之治”在人类历史上世所罕见的国家成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部署,为党领导人民再创“中国之治”新辉煌提供了实践指南。     

党的领导与中国式善治

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是实现中国式善治,根本在于实现人民的主体性,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先锋政党、有为政府、共益市场、有机社会这四个要素,共同保障人民主体性的实现。先锋性政党的领导,是中国善治的关键与根本优势,使得我国善治体系是有为政府而非有限政府,是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是有机社会而非市民社会。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动因、内涵与路径

数字时代呼唤与之相适应的城市治理新形态。技术变革的驱动力、治理生态的不确定性、治理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治理需求的多样性共同驱动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要及时回应数字时代需求,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重视制度变革的基石作用,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驱动力,实现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准化、智慧化与高效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需构建全功能集成、全网络融合、全周期管理、全要素连接的数智治理体系,促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公共利益与政府职能

公共利益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该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个人都可以享有的社会价值。从公共利益视角考察政府职能,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政府应该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己任,通过公共利益可以界定政府公共职能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从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来看,政府不是公益物品的唯一提供者,它应该在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中承担“掌舵”的角色。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实现公共利益过程中的作用,西方政府正在积极推行新公共管理运动。我国政府也在经历深刻的治理变革,具体内容体现在民主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自身改革等三个方面。     

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

我国悠久的协商思想为基层协商民主奠定了政治文化之基,而新时代则赋予了基层协商民主以新的内涵和实质。基层协商民主的演进发展之路,不断凸显出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基层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形式,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体现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把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有:坚持党对基层协商民主的领导,更好发挥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强化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执行力;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自信宣传教育,培养人们积极参与基层协商的意识;建设高素质基层协商人才队伍,为把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人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