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行为的基本原则

政府实现公共职能和运用公共权力应该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为公共利益服务.这是由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决定的.政府实现其公共职能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应包括三项行政法治原则、行政民主原则、行政效率原则.     

程序性公共利益及其现实应用

通过对公共利益的理论反思与现实检视,我们发现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桎梏于对实质性公共利益的追求,却忽略了公共利益在程序方面的要求。从社会正义、政治合法性和管理有效性的角度来分析程序与公共利益的理论契合度可知,基于程序性要求而界定的公共利益,是指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为了辨识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公共利益,通过有计划的规则、程序、步骤和方法,发现并实现该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个人都可以享有的社会价值及其外化形式的过程。程序性公共利益的建构具有价值、信息、结构等方面的现实需求。以程序性公共利益引导政府行为具有正当性、公开性、合理性等比较优势,它更适用于日常行政事务、危机事件的处理过程和社会民生领域。     

当代公共管理研究之法律维度

当代公共管理的根本诉求在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维护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不应为了实现效率和生产率价值而过多地或仅仅追寻管理趋向的公共管理模式;可以寻求另外一种公共管理模式,即法律趋向的公共管理模式,以开辟一条新的现实研究法。历史地看,管理趋向的公共管理,由于其行政权有不断扩张的倾向,容易造成公民权利受损和公共利益被政府的自我利益所侵占等不良后果。因而,从法律维度考量当代公共管理现象及其本质规律不但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可行性。需要从法律维度考察的公共管理的主要问题是:公共管理的宪法渊源问题、公共管理的程序性正当和法律程序问题、公共管理的司法审查问题以及公共管理的行政法治化问题。     

公共利益的价值维度考量

对公共利益进行价值维度的考量,既可以引导表达公共利益的过程,又可以引导公共利益本身的实质.公共价值构成以构建"优良的生活"为主旨的共同善的最本质内容,只有基于公共价值的公共利益,才真止有可能成为公共利益.宪政理念既是多元价值共识的高度凝结,又是人类追求实现公共利益的最佳政治选择,因而公共利益是宪政价值的必然体现.     

我国公共政策制度化建设的应对机制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是政府实行公共管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手段。只有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制度化和科学化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公共政策的结果代表公共利益,保证对社会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分配。实现公共政策制定制度化的目标,维护和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必须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机制设计和规范调控。     

公共利益、公共交易和公共政策——由“定海古城被毁事件”谈开去

从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的关系出发,讨论“定海古城被毁”事件,认为公共政策并不必然地反映公共利益。“定海古城被毁”事件实际上可能是一起代表部分政府官员利益的政府部门利益通过公共政策的方式以政府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不正当名义严重侵害公共利益的事件。由此,提出保证公共政策有效地维护、增进公共利益的公共交易机制。     

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社会化体系构建的策略

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社会化是实现城市化与城市公共服务协调推进的有效途径。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进程,需要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破除依然把公共需要和公共产品的满足看成是只能由政府来实现的事情,要在正确认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提高社区居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的有效度,完善社区居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切实加强社区文化建设,营造浓厚的社区精神,重组社区资源追求公共利益,明确政府的职责定位。     

从学理到路径:防止利益冲突机制构建

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再次指出"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鉴于此,防止利益冲突机制构建应实现从学理到路径的转化。通过运行、监督、惩罚三个方面的机制解读可以有效把握防止利益冲突机制构建的内部逻辑结构及运行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防止利益冲突机制构建的路径选择在于:强化公共权力制约和公共利益监督,配之以公共价值引导,实现利益冲突根源的逐步化解,有序理性引导公共权力运行。     

边界、历程与创新:制度类公共产品供给之三维分析

政府在直接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由于其作为社会公众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有责任促进公共产品优质高效的供给,这是市场机制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所不能代表的。政府无论从道义上讲,还是从经济上讲,都应当是制度类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政府提供制度类公共产品是责无旁贷的。     

透明政府构建:后现代会话理论的视野

后现代主义的会话理论与现代透明政府的构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在会话理论的视野下,我们可以看到公共行政理论对透明政府构建中公民的平等意识、参与奉献精神以及公共利益、公共精神等价值诉求的回应。会话理论有助于建立透明政府的对话与协商机制,有助于建立基层行政人员与公民的合作参与机制,有助于培育透明行政中的公共行政精神。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进行纠错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与善治的行政改革理念和模式。善治的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此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治理和善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借鉴和吸收其合理因素,对于推进我国的行政改革,促进我国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实现我国的善治具有借鉴意义。     

市场经济现代转型中的法治与责任政府

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诺斯"国家悖论"所揭示的两难困境告诫我们在充分利用政府作用的同时,必须对行政权力的不当干预和政府失责的负面影响加以防范.我国已建立了初级市场经济并正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法治,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法治的确立.而法治下的政府应该是一个责任政府,我国要顺利实现市场经济的现代转型,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有效保护产权,就要建立责任政府.法治是责任政府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责任政府是法治理念在公共行政领域的体现.责任政府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切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必须确立的政治基础.责任政府需要一系列制度构架确保政府对人民责任关系的确立.责任政府制度构架的基本方面包括:政府责任规范体制、政府责任履行的评价制度和政府责任的问责制度.     

论政府公共服务机制创新

本文在考察分析国外政府公共服务机制变革的主要趋势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改革服务机制的进展,分析了我国政府目前公共服务机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公共服务机制创新的方向.     

转型期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变革与廉政建设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腐败的存在与公共权力密切相关,作为公共权力运作的核心性规范,公共领导体制直接规定着高层领导者运用权力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腐败与反腐败活动。伴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开始现代化转型,从传统型权威和个人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换,其反腐败方略也相应地从注重思想教育和社会运动转向注重制度约束。与此相适应,必须深化公共领导体制改革,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包括:进行良好的宪政分权,发展直接民主;引入政治竞争,实行政务公开;转变政府职能,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强化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提高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度,等等。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适:破解反腐困局的根本路径

中国的腐败问题具有深刻的制度根源,即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双轨并行下的"增量改革"及其与之相配套的各项体制机制设计。一方面,公有企业固有的垄断冲动与政府规制触角无孔不入的延伸,大大拓展了政府的寻租空间,为官员腐败培育了肥沃的土壤;另一方面,监督机制的软弱与虚化,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腐败现象的发生。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这组关系的变动对腐败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的考察,结合我国独具特色的渐进主义转型模式在当前阶段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继续科学地调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才是破解反腐困局的根本出路。     

西方“整体政府”改革：理论、实践及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各国进行了以"整体政府"为内容的第二轮政府改革运动。在理论上,西方"整体政府"改革既是对新公共管理反思与批判的结果,又是一定意识形态作用的产物,还与各种协作理论密切相关;"整体政府"已成为当代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新趋向,并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新型政府改革模式,即"整体政府"模式。该模式具有深刻的内涵、鲜明的特征和独特的治理结构。在实践上,"整体政府"改革具有丰富的内容,既有改革模式上的共性,又有具体操作中的国别特色,并形成了一种最佳实践模式。这一最佳实践模式具有独特的文化与哲学、新的工作方式、新的责任和激励机制,以及制定政策、设计方案和提供服务的新方式。西方"整体政府"改革对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路具有三点启示:一是建立"内联"治理结构;二是发展"外协"合作关系;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和谐行政文化。     

Traditions and Public Sector Reform: Comparing Britain and Denmark

A governmental tradition is a set of beliefs about the institutions and history of government. In this article I argue the Anglo-Saxon governmental tradition interprets public sector reform differently to the Rechtsstaat , participation tradition of Denmark, leading to different aims, measures and outcomes. In the Introduction, I define NPM arguing that is has become everything and is, therefore a meaningless term. I identify six dimensions to public sector reform: privatization, marketization, corporate management, regul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section 2, I describe the six dimensions of public sector reform in Britain and Denmark. In section 3, I explain the idea of a governmental tradition and argue the idea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ain and Denmark. In section 4, I compare British and Danish governmental traditions, arguing the key differences lie in beliefs about the constitution, bureaucracy and state-civil society relations. Finally, I provide a summary explan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and argue that traditions not only shape the aims, measures and outcomes of public sector reform but also lead to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reform and its dilemmas. In Britain, the key dilemma concerns central steering capacity. In Denmark, the main dilemma is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Reinventing the Proverbs of Government

The field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of popular reform movements. Many of these reforms have failed to deliver the improvements promised. The current "reinventing government" reforms, which follow largely from the writings of David Osborne and his coauthors, claim to establish a new governmental paradigm based on liberating employees and citizens to do their best and using new management methods to get the most out of what government does. However, a careful analysis of Osborne's chief works, Reinventing Government and Banishing Bureaucracy, reveals that their advice cannot be applied because it is inconsistent. No new paradigm is established, and, more importantly, because of the ahistorical nature of these texts, Osborne proposes discredited ideas for administrative reform and misleads the reader concerning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observations.     

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机关事务管理创新: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

作为保障机关有序运行的重要制度设定,机关事务管理面多事杂任重,创新机关事务管理是实现从“制度优势”转向“治理实效”的重要一环。实现机关事务管理现代化,其本质是从“广度”到“深度”的深刻转变:新时代下的机关事务不再仅仅强调业务广度方面上的面面俱到,更期望其能在强化政府自身建设、优化政府职能等更深层面扮演积极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推进机关事务领域改革,不仅仅是对其职能的不断调整,其本质在于对宏观行政体制变革的主动回应与渐进调试,是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的重要一环,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职能现代化、体制法治化、行为职业化、能力智慧化等制度优势。基于行政管理要素构成的分析视角,职能体系、职权范围、管理体制、人力资源都将是创新机关事务管理的必要路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能力——公共产品的视角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就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改善及供给结构的优化过程.从公共产品的视角出发,有利于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能力的本质、问题与成因,政府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等重要方面.我们认为,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者,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程度与质量是政府能力的重要表现;农民的自组织化是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及促进基层民主发展的内在要求;厘清政府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政府既能够承担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又能够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处理好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为此,应当划分好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责任;改革乡村治理结构,提升基层政府的能力;培育农村自治组织,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处理好政府与农村自组织的关系,促进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