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决策模式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提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强调要实现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由此看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将协商民主理念、程序与制度纳入政府决策过程从而构建协商决策模式,是当代中国政府决策模式创新的重要选择,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途。     

乡村振兴进程中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作为重要的民主制度设计和治理形式,对于优化乡村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将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协商民主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融合,契合党和政府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迫切需要。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不是单纯的制度吸纳和整合,而是包括制度嵌入、行动嵌入和认知嵌入在内的多维嵌入结构和过程。从全国各地的治理实践来看,民主协商机制尚未真正嵌入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必须加快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进程,将协商民主理念嵌入到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认知之中,形成有事好商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不断健全与完善协商民主的各种体制机制,促进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     

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时代特色与优势

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是新时代党和人民赋予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使命.基于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定位,人民政协协商作为一种全职全程的常态化协商形式,在整个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独具特色和优势.人民政协一切工作都基于协商民主而展开,是一种超越自身范围的资政协商,较之于其他的协商形式和渠道,人民政协协商组织性最强、制度化最高、协商主体最为专业.总之,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具有无与伦比的时代意蕴和独特优势,能够有效地将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     

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的国家治理逻辑

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价值理念与运作过程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赋予必要前提、基本遵循与现实要求,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的功能结构主要包含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决策参与、凝聚共识。基于体系过程与结构功能分析以及主体角色与优势效能分析,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的关键领域分别是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更好纳入国家治理决策过程以及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有效发挥国家治理共识凝聚功能。     

构建中国式协商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民主既是一种政治理念,又是一套政治制度。在借鉴西方民主理论成果和开发中国传统政治资源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将协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路径。中国共产党对协商民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确定了协商民主的社会主义规定性,明确了协商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二是将协商民主视为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内的体现,谋求协商民主广泛化、多层次、制度化的实现机制。在实践层面,协商民主制度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增强了公众有序政治参与的有效性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以协商促进民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时期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方式。     

多层协商视域下的公民文化素质建设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协商民主的精髓在于突出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正所谓"商以求同,协以成事"。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强调,要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不仅要具有"广泛性",更应具有"多层性",即体现在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协商以及基层协商等各方面。同时,协商民主制度的确立与切实发展还需要提升公民的主体意识、理性能力等方面基本素质。因此,要推进多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还要加强公民文化素质建设,从而为这一制度的有效运转提供必要的主体支持。     

中层设计: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探索——对成都彭州市社会协商对话的考察

协商是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从协商到协商民主,标志着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成都彭州市开展的社会协商对话,构建了县、镇、村三级联动的社会协商机制。这实际上是以县为单位,在国家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顶层设计框架下的中层设计。经济、政治、社会条件,应纳入中层设计的现实考量。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需要顶层设计使其高屋建瓴,中层设计使其切实可行,基层探索使其落地生根,并在动态设计中不断完善协商民主制度。     

协商民主是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利益诉求趋向多元化,基层民主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取向。选举民主在我国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了人民的权益。同时,在基层治理中,选举民主也暴露出诸如侧重于民主"准入"程序、忽视程序之后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等问题,这难以保证人民群众广泛平等常态化的民主参与。而协商民主可以让人们平等、自由、常态化的参与,通过协商议题的确定、协商程序的设计、协商人员的吸纳及协商过程的控制,实现多元权利和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这些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高度吻合,有助于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实现基层协商治理的要点是在制度设计中把党的领导置于关键位置,广泛吸纳优秀人才、社会资源,扩大党组织的有效覆盖面。     

当代西方政治理论中的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与民主制度。协商民主的核心是理性的公共协商,即通过讨论、审议、对话和交流,从而实现立法和决策的共识。协商民主关注民主的具体过程,在国家制度、特设论坛、公共领域等不同领域发挥着作用。协商民主具有合法性、理性、公开性、责任性特征。协商民主制度的实施激发了政治参与和公民自治,促进了决策的合法化、培养了公共精神、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协商民主过程中的平等参与、达成共识、关注公共利益已成为现实的政治目标,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与制度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走向竞争性与协商性兼容的党内民主之路——当代西方政党发展党内民主的路径与启示

一些西方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进程中,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党内民主建设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尤其突出的是把公共政治生活中的竞争性民主和协商性民主引入到党内,进一步拓展了党内民主发展路径;一方面加强党内竞争性民主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注重党内协商性民主制度建设.以协商性民主弥补竞争性民主制度的某些缺失,坚持走竞争性与协商性兼容之路,延伸和更新党内民主的传统功能,以提高政党的竞争力、生存力和凝聚力.     

积极促进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无比优势,但制度优势还有待于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实现现代化,当务之急是积极促进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此,应当加强和改善党对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领导,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大意义,坚决贯彻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确保治理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应当充分发挥人民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中的主体作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立法和决定功能、监督功能,充分发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作用;应当改革和创新治理的体制机制,优化行政决策体制机制,强化行政执行体制机制,加强责任追究制度,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应当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行政监管督察体制机制,加强决策监督、执行监管督察、效能监管督察,实现监督督察的制度化、程序化;应当正确处理和理顺各种治理关系,特别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应当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不断提高其治理能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复合优势与合力效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治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一系列显著的制度优势。在国家治理实践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逐渐形成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统一"的复合治理结构,从而形成了治理主体的合力效应,能够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治理效能发挥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其中,选举制度改革、会议制度改革、人大预算监督职能、发挥联系制度的作用等都是很好的思路。     

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方法论

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必须首先要搞清楚三个相互联系的方法论问题:一是,中国国家治理是处于一定的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上的国家治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所处的位置,构成了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脱离开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就会走入歧途。二是,新时代的中国国家治理越来越具有双重特性,即:国家作为治理对象和国家作为治理主体。国家作为治理对象与国家作为治理主体的有机统一,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就蕴含在其中。三是,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考察中国国家治理至关重要。     

把党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研究视角

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把党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从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显示了党的建设发展思路的战略演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国家治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既体现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制度建设的关系,又体现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与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与全面领导是连在一起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具有不可分离的理论和实践逻辑。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既有区别又相联系,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有其内在的机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展示了“中国之治”在人类历史上世所罕见的国家成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部署,为党领导人民再创“中国之治”新辉煌提供了实践指南。     

制度、政策与效能:国家治理探源——兼论中国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中国政治学提出了新议题:如何理解制度优势、制度供给与治理效能的关系、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讨论上述议题,需要探究国家治理效能的来源。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其运行状况和竞争实力取决于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发展水平,二是治理能力。这也就是说,发展和治理是国家的双重任务和追求。无论谋发展,还是求治理,国家运转需要有制度支撑,也需要有政策支持,因此,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二者互动状况决定着国家治理的绩效。良好的制度要配套良好的政策才能产生良好的效能,中国发展绩效实则就是制度效应与政策效应相结合的结果。中国在实现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方面,尤其是在40多年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显示了良好的绩效。主要资源国家所有和多种所有制下不同经济主体市场化竞争的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单一制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这三项制度的综合效应支持了中国高效快速的发展,也为中国治理优势的展现提供了保障。今后,中国共产党应继续凭借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高效性的制度优势,通过改革创新,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关切的问题,并通过对现实问题的逐一解决最终实现制度的成熟固化。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兼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条件,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为此,要把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嵌入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有机统一起来,把“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有机统一起来。其前提是澄清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知行合一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意蕴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产生于中国土壤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断发展成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特征淡化了长久以来政党制度的"管理"倾向,凸显了"治理"特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主体多元性、过程协商性和实践合作性等治理特征,使得多党合作的治理效能得以真正发挥,彰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人民政协制度建设

以协商民主理论为参照,分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框架中已有制度的特点和应有制度之建设,从中可获得若干启发:即协商民主所追求的价值理念与人民政协制度建设的理念相契合;协商民主所期望的实践成果在人民政协制度建设中有具体体现;协商民主所引发的广泛讨论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建设改革提供了民意基础。     

人民性——党规与国法关系共存的逻辑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是当下党内法规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党内法规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全党团结统一实现奋斗目标,用以调整和规范党内各方面关系的制度体系。新中国的国家法律是党领导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实现人民幸福而制定的用以构建国家、社会、公民各方面利益及关系的制度体系,是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载体。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都是体现人民意志并围绕着中国社会的治理实践展开和发展的。我们需要认识这两大制度体系的区别,但尤其需要认识这两大制度体系的共存和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提示人们:鲜明的人民性,是构成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逻辑共存和实现统一的深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