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网络协商民主制度供给的价值、困境与路径分析

加强网络协商民主的制度供给有助于推进网络协商民主的资源整合和功能融合,能够进一步强化对协商参与主体、协商信息和协商技术平台的规制,有效激活存量制度资源,保障网络协商机制的有效运行。其主要困境体现在制度供给难以与互联网时代接轨和融合,未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变迁,同时,缺乏对制度供给外部环境的规划和调整,对于如何构建适合网络时代的外部环境并推进网络协商的有效运行缺乏明确的规划。加强网络协商民主制度供给需要着力于建立完善长效机制、明确界定政府角色和责任、提升公民素质等。     

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语境下协商治理研究

协商治理的成长以协商民主理论基础,受公共行政民主化的现实引导。协商治理面临着理性有限和能力不足、不平等和复杂性、共识障碍和价值偏离的挑战。须从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语境下寻求协商治理的发展之道,以公共权力维护协商治理的权威性,以公共权力运行保障协商治理的有效性;并通过信息公开提升协商治理参与者的理性和能力,通过结构开放保障协商治理过程的公平和条件的均衡,通过价值包容维护协商治理的合法性共识和公共精神。     

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民主,协商的观念也随之产生。协商民主理论,其前提在于承认并接受多元社会的现实,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分歧。其核心则在于强调基于理性的公共协商。协商民主对民主本质的再思考激发了以政治参与和公民自治的理想的公民社会的探索。本文以协商民主的基本涵义和协商民主的核心为基础,主要论述了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但愿对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讲有所裨希。     

协商治理与社会矛盾化解

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实施民主协商逐步成为中国基层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民主协商"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协商民主对于实现利益整合、降低决策风险、培育社会自治和增进公共理性具有显著功效。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方面,协商民主制度在不同的决策阶段发挥着重要的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各级党委政府对协商民主制度的倡导、基层社会协商民主实践的创新,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协商治理发展的动力。     

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

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具有内在契合性,在内容上表现为:公民的参与责任与理性、社会认同与信任、政治合作与互惠;在互动上表现为:公民社会是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社会平台、协商民主是培育公民社会的民主范式之一。构建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的互动模式,必须提高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意识和能力,明确目标和取向,拓展渠道和方式,创新制度和机制,防范危机和风险。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互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启动力、政治文化转型的突破口之一、社会结构调整的重要着力点。     

协商民主：农村民主和社会建设的新路径——以襄樊市柿铺街道办事处F村为例

协商民主已经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寰樊市柿铺街道办事处F村大李沟改造工作体现了协商民主在农村民主和社会建设的实践意义,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通过坚持党的领导,营造平等、自由的民主环境,培养村民的理性能力,增强村民的法律意识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促进农村民主的完美和新农村建设。     

网络协商民主的有效扩展

网络协商民主是实现协商民主理念的重要形式。互联网时代,协商民主参与的范围和渠道得到了有效扩展,同时也面临着新的现实困境。要通过拓展民众的话语权,增强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党和政府的沟通能力,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将网络与实体协商相结合,克服数字鸿沟;完善网络协商平台,确保网络协商民主正常、有效运转。     

以协商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可行路径和制度安排

协商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路径。与代议制民主相比,协商民主更能反映偏好强度,让民众参与决策过程,它的基因也深嵌在现行政治架构中。以协商民主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就要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完善党内、人大、政协内部的协商民主,加强与外部特别是涉及公共领域社会行动的对话协商,以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基层自治能力的强化。同时也要通过搭建博弈机制、培育社会组织、完善法律环境、政府信息公开,为发展协商民主提供配套支持。     

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困境与机制重构——以协商民主理论为视角

协商民主理论视野中公共决策的"公共性"强调决策过程应该以民主价值为依归,集中表现为公共决策应该以公民参与为核心。现实中作为弱势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的制度设计不完善、传统行政文化的限制、公共决策相关信息的不对称和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素质的影响,他们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并不多见,处于种种困境之中。协商民主理论从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对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重要启示,要求从我国实践层面出发,增加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性。     

利益集团与协商民主

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社会利益分化和改组,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对建设和谐社会构成了挑战.因此,倡导协商民主,推进人民政协制度建设,则是处理利益集团矛盾、增强社会张力、促进社会团结的重要手段,而这应以坚持公共理性、建立公民文化、促进协商的规范化和程序化为条件.     

权力边界与职责担当:文化治理的“三元”主体格局建构——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维护公民文化权益的重要载体。协商民主作为我国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在"广泛多层制度化"实践中,其"平等""包容"的价值诉求、"交往""商谈"的实践特质和"批判""整合"的思维取向,契合了我国文化建设中"多元治理"的改革诉求和时代趋势。本文提出在打破"全能政府"和"超级保姆"的同时,构建"政府—社会—市场"三元文化治理主体格局,以保持三者权力结构与作用边界的动态平衡;并以协商民主的"宪政体制"框架、"双轨制"机制和"公共理性"原则为导向,以控制政府权力、培育社会组织、规范市场力量三大维度为切入点,界定各治理主体的外在权力作用边界和内在职责担当,最终实现"强公共领域""弱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提升文化治理的整体管理效能。     

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路径的选择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协商民主理论,是对西方民主理论的新发展、复兴或转向。理论界对协商民主概念的理解分为三种不同的流派:民主形态说、政治参与说、公共治理说。协商民主中的"协商"包含着"讨论"和"慎思"两方面含义,并不同于我国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协商"。我国协商民主具有协商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协商过程的统一组织性、协商层次的上下联动性等特点,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推进和完善协商民主必须坚持公开、平等、包含、理性等基本理念和原则,从制度和机制层面加强协商民主建设,并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民主协商和多数表决相结合、基层民主协商与社区自治相结合,才能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之路。     

协商民主、统一战线与公共决策

协商民主、统一战线与公共决策三者之间者不可分、相辅相成。协商民主是公共决策的内在要求;统一战线是协商民主的实施平台;依法执政是协商民主的根本保障。协商民主、统一战线、公共决策三者的统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在统一战线上的统一。     

走向协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转向与发展理路

国家治理是有效协商与现代民主共同合法性推进的产物,"协商"和"民主"的价值融合是理解国家治理的两个重要侧面,协商治理是一个亟待成长的新公共治理范式。协商议题是衔接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协商治理实现了程序民主向参与式民主的过渡。公共精神贯穿于公共议题治理的全过程,对公共精神进行培养有助于强化协商治理价值理念中的公平和责任意识。因此,建构中国特色协商治理的话语体系,必须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确保"协商"在国家治理体系这一政治结构中的稳定性,以制度的科学制定与有效执行作为协商民主发展的保障。     

协商民主:公民资格理论的反思与发展

协商民主理论对传统公民资格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反思和重构,这种反思和重构,既体现在对于公民权利基本理念和结构的反思和发展,也体现在对于民主参与的内在决定性要素——公民理性和责任的强调和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科学发展同样必须重视对中国公民资格发展的深入思考。     

参与式预算的中国实践、协商模式及其转型——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政府的公共预算不只是度量财政收支的会计过程,更是公共利益权威性分配的政治过程,政府预算的公共性与民主性问题是中国预算制度改革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为参与式预算的全球扩展提供了理论支撑,近10多年来,中国基层政府进行了参与式预算的改革与探索,采取了普通公民建议与人大代表决策对接,以及人大代表与普通公民共同决策两种参与形式,从预算参与的协商主体、协商路径和协商功能等方面的特征来看,中国参与式预算属于政府主导的咨询性协商模式,该模式离成熟的协商民主存在一定差距而只具有过渡性质,因而急需实现预算协商模式的转型,其中包括公共协商的三个"重心转移":协商主体重心从政府向纳税人转移,协商路径重心从依靠权力精英自上而下的"内输入"向依靠社会组织和民众自下而上的"外输入"转移,协商功能重心从咨询性协商向决策性协商转移,协商模式转型有助于提升中国参与式预算的协商民主内涵。     

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与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作为平等的协商民主:理念、内涵与价值

作为平等的协商民主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协商民主传统,它赋予了平等更重的份量。作为平等的协商民主的内涵体现在两个维度:从形式平等的维度来看,作为平等的协商民主体现了机会平等;从实质平等的维度来看,作为平等的协商民主还体现在资源平等和能力平等上。作为平等的协商民主的价值体现在,一方面它体现了人人平等的道德直觉,另一方面它有利于塑造积极公民,提高公民参与。作为平等的协商民主对于民主理论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与指导意义。     

基于协商民主的工资集体协商程序完善研究

协商民主理论强调基于理性的公共协商,而这正是目前我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不能起实质作用的症结所在。从我国实际出发,我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改进和完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培育协商主体、充实协商内容、规范协商环节以及建立履约监督检查机制。     

统一战线促进协商民主发展的着力点探析

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就是要坚定地在党的领导下,最大限度团结统一战线各方面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开展协商。统一战线基于自身工作网络和工作机制促进协商民主发展,要着力推动完善政治协商,优化公共决策;要着力推动加强社会协商,扩大有序政治参与;要着力推动发展基层协商,畅通民意协商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