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宪法实施的中国逻辑:实践、理论与启示

宪法实施理论的阐释源于对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齐玉苓案”引发的“宪法司法化”讨论,曾对推动我国宪法相关理论的认知、研究和宪法理论中国化发挥了积极意义。该案围绕三个层面的宪法司法化讨论及其各种衍生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宪法实施理论,更重要的是昭示了一条基本经验:只有结合具体国情、始终坚持党领导下的宪法实施观,才能推动中国特色宪法实施蹄疾步稳、行稳致远,而我国以任何一种激进的、大破大立的、唯西方经验至上的观念推动我国宪法实施的过程都会水土不服,注定难以行通。     

我国宪法司法化探讨

宪法司法化必然要求法院对宪法的解释权；宪法司法化要求存在一部成文宪法，法院适用、解释宪法有成文宪法的明确授权，解释规则明确，以“权力分立与制衡”为政治原则，拥有解释共同体的传统和遵循先例的整合机制，社会存在司法信赖，法官具有相适应的法学素养和政策判断能力，具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而依我国宪法，法院没有适用宪法的职权、没有解释宪法的职权、没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宪法司法化同我国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相矛盾，缺乏遵循先例的传统，既存条件不能满足宪法司法化的要求，宪法司法化同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要求不相适应；宪法司法化是对宪法性质、功能、宪法效力以及宪法诉讼的误读。     

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宪法原则实施机制--以“民族团结原则”为视角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原则"是解决我国民族团结问题重要宪法原则和基本依据。解决民族团结问题,必须以"民族团结原则"为基础,构建以原则支撑、立法、执法、司法和评价为构成要素的实施机制体系,从而为解决民族团结问题提供根本法治化路径。     

保证宪法实施：中国地方各级人大的法定职能

地方各级大民代表大会在其权力来源以及职能范畴的定性上存在一定论争。但是基于相关国家主权理论以及对我国现行宪政架构所展开的实证分析,可以推知:宪法的性质、渊源、内容和功能皆规定,我国地方各级人大必须以保证宪法实施为其基本职能。     

谈司法现状同宪法规定的距离

我国宪法对司法制度的规定并没有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只是现实的操作与宪法设计时的初衷不尽相符。司法改革应该向宪法规定的制度靠近,这才符合法治国的要求。因此找出中国司法现状同宪法规定的差距就成为进行司法改革的前提。     

简论宪法范围内的新闻自由及限度

言论自由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衍生的一种权利,具体指新闻采访和评论自由权.在我国,传媒监督司法有宪法依据.但传媒监督司法更要有限度,即媒体介入司法必须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媒体有尊重被报道者人权的责任,媒体有不妨碍司法独立的义务.     

宪法法官与法律比较

比较成为一种新的解释方法,是由于宪法法官在宪法裁决中援引他国先例。援引他国司法先例大体上包括美国模式、加拿大模式和南非模式。这三种模式触及到为国家的传统和人类共享的宪法价值和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根据它们解释本国的宪法文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宪法司法中的比较和对话是不可避免的潮流。     

论作为宪法判断方法的合宪性解释

合宪性解释方法可以溯源至宪法回避及合宪性推定理论,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谦抑理念。普通司法层面的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极易流于形式,甚至导致“宪法泛化”,作为宪法判断方法的合宪性解释亟待发挥应有的作用。合宪性解释必须与国家权力机关主导的宪法审查模式相契合。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方面可以在立法解释中贯彻宪法的原则和精神进行合宪性解释,另一方面可以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作出规范意义上的宪法判断。     

依宪治国下宪法实施机制的完善

2014年12月4日是我国首个"国家宪法日",也是第14个"全国法制宣传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决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文章通过对现行宪法的实施情况和存在问题的分析,对宪法实施机制的完善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论宪法实施评价的范畴

现实生活中,宪法实施的广泛性给如何完善宪法实施评价体系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而明确宪法实施评价的范畴无疑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必然选择。可以说,不论对我国宪法的有效贯彻实施还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而言,研究宪法实施评价的范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本文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提出宪法实施评价范畴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宪法实施主体资格评价、宪法实施行为评价以及宪法实施结果评价。     

宪法作为法源的意义

法源指的应当是司法过程中,宪法作为法源指法官在民事、行政诉讼等案件的审判中援用宪法作为判决的依据,一般发生在宪法被司法运用的场景下。宪法作为法源在我国具有特殊的意义,需要区分直接援引和间接性援引。主张宪法的间接性引用,万不得已才将宪法条文直接引用在判决部分。     

论中国宪法司法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宪法的主要功能是就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国家的基本策略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法律特征也不能被忽略。我国宪法司法化面临着观念的挑战、体制的制约、司法人员素质较低等诸多困难。同时,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使我国在民主法制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宪法司法化提供了机遇。     

浅谈西方国家的宪法司法适用

西方国家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宪法司法适用模式,在保证各国宪法的有效实施、实行法治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分别对三种模式进行介绍,并予以评价。     

宪法司法化：审理部分媒体侵权诉讼的新思路

我国实现宪法司法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现实中,强大的媒体侵害处于劣势的公民的隐私权和表达自由权的情况屡屡出现.由于我国普通法律中对隐私权和表达自由权的规定不完善,有必要针对媒体侵害隐私权和表达自由权的诉讼实行宪法司法化,即援引宪法相关条款,结合普通法律的规定来审理这类案件.     

论我国现实的宪法司法适用

一、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概况在上个世纪 80年代中期 ,我国司法领域是拒绝宪法司法适应的。自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是否有效的批复》首次确认人民法院有权直接援引宪法规范作为处理民事纠纷的依据之后 ,宪法在司法中逐渐地被适用。1995年四川省新津县人民法院在审理王玉伦、李尔娴诉新津镇蔬菜村土地转让费纠纷案[1 ] 中援引了宪法男女平等原则。 1988年四川省眉山县人民法院在审理刘明诉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二处第八工程公司、罗友敏工伤赔偿案[2 ] 中援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4 2条第二款规定。 2 0 0 …     

论依法执政与宪法的实施

依法治国作为我国宪法所确认的基本治国方略,它首先是指依宪法治国,而依宪法治国的核心是宪法的充分实施。在诸多保障宪法实施的条件中,执政党依法执政最为关键,它是宪法实施的政治保障和根本前提。执政党依法执政需着重解决三个问题,即党政职能分开、理顺执政党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将执政党活动纳入法治轨道。     

宪法的最高效力与司法

长期以来宪法的非司法性,使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似乎成了一种空泛之谈、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口号,这影响了我国宪法这一根本法的法律地位及其最高效力在国民心中的真正确立,不利于法治理念在国民心中扎根。本文试从宪法最高效力的基础,宪法最高效力与司法方面进行论述,从理论上阐述宪法司法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以期推动我国宪法法院成立或宪法对司法实践指引,加速我国法治建设进程。     

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思考

宪法监督是国家为了保证宪法的实施而进行的监督。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早已对宪法监督制度作了规定,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现行宪法监督制度的一些弊端日益凸显,急需进一步完善。文章围绕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进行论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期能对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我国宪法上的司法制度省思

司法制度的核心是司法权问题。在人类宪政法治史上,司法权经历由不独立到独立、由政治上不存在到政治上存在的嬗变,最终使政治性司法权担当起守护宪法的职责。与域外规范宪法相比,我国宪法上的司法制度有两个明显特色,即法院无权解释宪法、检察权构成司法权的组成部分。同时,对于司法独立之核心——法官独立及法官身份保障,我国宪法均未做任何规定。近年来进行的司法改革,有淡化这种特色并补救此种宪法缺漏的功效,值得肯定和继续。     

宪法文化中的知、情、意

宪法文化是人们在宪政发展和宪法实施的前提基础下,通过商品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的综合作用产生的关于宪法、宪政等事项的认知、评价等多方面认识的总和.宪法文化包含三个内容:作为“知”的对宪法知识的感知、记忆、思维和想象；作为“情”的对宪法文本、规范、秩序的感观、情绪与评价；作为“意”的对实施宪法、维护宪法的情结和行动意愿.这三个内容的生成与发展,受到公民教育、宪法实施和宪法传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