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

凡是在商业活动中发生的贿赂行为均是商业贿赂行为,国家工作人员也是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在认定行为人是否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时,关键在于正确把握刑法规定的"从事公务"所具有的国家公权力的特征。由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范围过窄,对于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集体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商业贿赂行为不能适用刑法,为此,刑法修正案(六)拓展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     

受贿罪中共同犯罪问题探析

受贿罪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本文坚持和贯彻不可收买性说，认为受贿罪的概念应界定为；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约或者承诺贿赂的行为。收受，索取贿赂和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不是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而是从重处罚的情节。因此，在受贿罪的共同犯罪问题上，主体必须是以国家工作人员为核心的两上以上具有相应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对共同实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约定贿赂的行为是直接故意。对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和家属的共同受贿犯罪。应根据实行犯的实行行为来定性，对犯罪的共同故意的认定。可以运用法律推定方法。     

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商业贿赂犯罪与刑法中两类贿赂犯罪呈现交叉关系,包括一部分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以及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及单位贿赂犯罪.这两类犯罪既有共性亦有个性.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严重危害社会经济,是其共性,但是,在分割的客体和危害性存在个性差异.打击商业贿赂犯罪根本上应当采取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对公务商业贿赂犯罪和非公务商业贿赂犯罪,应当采取"分而治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分别对待.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范围与行为性质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适用过程中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争议性问题。犯罪主体方面，国有单位、家庭式的个体工商户与具有单位性质的一人稳定经营式个体工商户应属“其他单位”，确定单位性质是认定单位内部工作人员身份的第一步；“公务说”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认定的第二步；“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既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认定的第三步，也是兼具双重身份的工作人员行为认定的关键。行为性质方面，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理解宜采限缩解释，非国家工作人员单纯的“事后受财行为”不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浅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对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法律适用依据。商业贿赂犯罪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多发性犯罪，其犯罪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本文试就认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的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此罪与彼罪的界定——由一则案件所引发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一则案件的分析,阐述了在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一起参与犯罪时,应如何给非国家工作人员定罪,是单独定罪还是与国家工作人员按共犯定罪,本文认为如果非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均系利用该特殊主体职务之便来实施的犯罪,那么就按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来定罪。这样做可以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缓和群众对国家工作人员日益激化的敌对情绪,对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不小的促进作用,为树立良好的社会舆论导向奠定了基础,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和谐中稳步发展。     

受贿若干疑难问题认定之解析

国家工作人员事先并没有与请托人达成事后收受财物的约定,在为他人谋取利益后,被动接受他人贿赂的,应成立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仅具有制约关系(没有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属于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一种表现形式.国家工作人员在实施受贿罪过程中,其行为又同时构成渎职犯罪的,应当与受贿罪实行并罚,但也存在两种例外情况.对于行贿受贿犯罪中的居间行为,原则上应根据行为立场的不同,分别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或者是行贿罪的共犯.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公司、企业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应根据不同情况处理.     

对贿赂犯罪中行贿人可限制免责

我国刑法第389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鉴于法律规定，不难看出，法律对行贿者的处罚是不同于受贿罪的。如因被索贿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不是行贿。在重点治理商业贿赂的今天，研究解决贿赂犯罪的特点及提出解决的方法已经成为必要。笔者通过司法实践及研究贿赂犯罪有关理论的学习，认为在贿赂犯罪中，应当让行贿人处在一个特殊的地位中。即在贿赂犯罪中，对行贿人的处罚应在一定条件下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即“限制免责”理论.     

谈谈对“两高”有关商业贿赂的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的理解

去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11条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共同犯罪的，根据双方利用职务便利具体情形分别定罪追究刑事责任：（1）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2）利用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3）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分清主从犯的，可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中介组织贿赂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社会中介组织逐渐发展成为市场经济重要主体之一,与权力、利益相生相伴的贿赂犯罪也从传统的国家机构蔓延至中介组织。中介贿赂犯罪涉及行贿、受贿、介绍贿赂等罪名,本文从刑事司法角度,重点探讨中介贿赂犯罪中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行贿与馈赠的区分、中介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认定及行贿、受贿帮助犯与介绍贿赂的区分等争议问题。     

试论职务犯罪中的共犯定罪问题

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与普通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根据犯罪主体不同,可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共同实施犯罪,即共同犯罪人都具有刑法所要求的特殊主体条件。另一种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与普通人员(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及虽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未利用职务之便的)共同实施犯罪,即共同犯罪人中,有的具有刑法规定的特殊主体条件,有的不具有特殊主体条件,俗称内外勾结的犯罪案件。     

我国足球腐败犯罪主体探讨

对我国足球反腐案中涉案的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我国足球协会工作人员犯罪主体身份分别分析,当犯罪主体具有双重身份时,主要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受贿的,应当定受贿罪;主要利用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受贿的,应当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犯罪主体的双重身份的认定,不能仅依据重罪身份判处受贿罪,而对轻罪身份选择性忽略不进行刑法评价.对于涉案裁判员,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对犯罪主体定罪处罚.此外,本文还对非法赌球行为的立法完善提出了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结合办案工作实际,现就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一、商业贿赂犯罪涉及刑法规定的以下八种罪名:(1)非国家工作人员     

不同特殊主体共同侵占非国有公司财物的定性研究

本文所称“不同特殊主体共同侵占财物的定性”问题,是指对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各自职务上的便利,共同侵占其所在的非国有公司、企业、单位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如何认定其犯罪性质的问题。我国刑法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所在的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单位数     

职务犯罪中的共犯问题之我见——兼与周红梅同志商榷

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根据犯罪主体的不同可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共同故意实施犯罪,即共同犯罪人都具有刑法所要求的特殊主体条件。另一种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与普通人员(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及虽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未利用职务之便的)共同故意实施犯罪,即共同犯罪人中有的具有刑法规定的特殊主体条件,有的不具有特殊主体条件,俗称内外勾结的犯罪案件。对于第一种     

关于贿赂罪几个问题的探讨

一贿赂犯罪是一种严重破坏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犯罪，是犯罪分了双方或多方共谋，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而进行的犯罪活动。这种犯罪直接侵蚀国家的机体，败坏国家机关的声誉，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对国家和社会具有特殊严重的危害性和危险性。首先，从贿赂罪的犯罪主体上看，在贿赂罪中，受贿罪、索贿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些人是受国家委托，依照国家法律从事公务，实现国家意志的人员。国家的意志依靠这些人忠实地履行职务来实现，国家在人民中的信誉，通过这些人廉洁的行为来树立。但是，当这些人利用自己的职务来谋取私利，公然索取或收受贿赂时，国家在人民中的信誉便被他们的这种行为损害了；又由于他们收取贿赂，许诺为行贿人谋取非法利益，便很难公平、正确地执行职务，使国家意志的实现遭到了阻挠与篡改。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结合办案工作实际，现就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商业贿赂犯罪涉及刑法规定的以下八种罪名；（1）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     

《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问答（二）

4．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对商业贿赂犯罪在管辖上是如何分工的？ 答：商业贿赂犯罪涉及的8个罪名，分别属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管辖，即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8条的规定，刑法第163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第164条规定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由公安机关管辖，第385条受贿罪、第387条单位受贿罪、第389条行贿罪、第391条对单位行贿罪、第392条介绍贿赂罪和第393条单位行贿罪由检察机关管辖。     

对“职务上的便利”内涵之辨析

我国刑法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受贿犯罪的客观要件之一，《刑法修正案（六）》修改了《刑法》第163条第二款，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在经济活动中收受回扣、手续费的商业贿赂行为中增加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要素，至此商业贿赂犯罪中所涉及的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均要求行为人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然而对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如何理解，一直是较为复杂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为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结合办案工作实际,现就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商业贿赂犯罪涉及刑法规定的以下八种罪名：（1）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2）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3）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4）单位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5）行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6）对单位行贿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