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司法适用探索

伴随着当前"轻刑化"、"非刑罚"趋势的发展以及刑法的谦抑性要求,非刑罚处罚措施在弥补传统刑罚处罚的空白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成为对犯罪分子改造教育和承担刑事责任的另一种重要方式。鉴于当前我国刑法规定中非刑罚处罚措施存在的缺陷及问题,在当前司法改革的背景下,目前的非刑罚处罚体系性建设应当在实体与程序上得到进一步的完善,进而使非刑罚处罚措施的体系更加清晰、合理与具有可操作性,推动并促进非刑罚处罚措施在社会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经济犯罪财产刑适用问题研究

财产刑,亦称经济刑,它是以犯罪人的财产利益作为处罚内容的一种刑罚方法。作为仅次于生命刑和自由刑的一种刑罚方法,财产刑不仅在世界各国的刑罚体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刑法理论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在我国,随着对经济犯罪刑罚适用观念的转变,财产刑在经济犯罪处罚中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加强对经济犯罪财产刑的研究,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财产刑在我国刑事立法中     

论我国继续坚持单一正犯体系

考察各国刑法规定,以处理参与形态与刑罚处断关系的模式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型的犯罪参与体系,即分离正犯与共犯的从属性说、分离正犯与共犯的单一正犯体系、包容正犯与共犯的单一正犯体系.我国刑法没有区分参与形态,因此,参与形态与刑罚处断“相对独立”,应当归类于形式性单一正犯体系.而且,在具体问题上,还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规定,使得处罚范围合理、刑罚裁量得当.     

刍议我国单位犯罪的刑罚重构

自1997年《刑法》以总则加分则的方式全面规定单位犯罪以来,十七年过去,《刑法》的历次修改未再次涉及,这使得单位犯罪体系粗糙的刑罚配置与疏漏颇多的刑罚适用问题得不到改善与解决。面对当前单位犯罪刑罚规定中处罚原则不合理、刑罚种类单一、处罚规定粗糙混乱等诸多问题,一条从单位犯罪主体重设出发,到刑罚独立体系构建,再到罚金刑具体细节调整的重构之路应被提倡。     

非刑罚处罚制度的基本问题

非刑罚处罚措施是刑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刑事责任实现的一种方式。作为实现刑事责任的替代形式,非刑罚处罚措施不仅能与刑罚相协调,而且与轻微犯罪行为所要求的轻度刑事责任相匹配,最重要的是它完全符合刑罚配置所要求的经济性。在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应当充分发挥其严密刑罚体系、恢复被害人法益等方面独特的作用,实现用刑谦抑、宽缓的要求。     

从劳动教养制度的困惑谈重构违法处罚体系的紧迫性

进入21世纪,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以及刑罚的执行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许多困惑,而我国的违法处罚体系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研究出一套取代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轻刑处罚体系和社区矫正刑罚执行制度,无疑是对我国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贡献。     

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看赌博

我国现行《刑法》对赌博犯罪的规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因此,要在研究传统赌博犯罪的基础上,分析现行《刑法》规制赌博犯罪存在的问题和赌博犯罪出现的新情况,并结合新颁布的司法解释,对构建赌博犯罪的刑罚体系进行新的思考。     

论我国法人犯罪刑罚体系的完善

法人犯罪理论的混乱导致了立法上的犹豫,处罚规定不平衡、处罚原则不统一、刑种单调、罪刑不相适应。现行法人犯罪的刑罚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打击和预防日趋严峻的法人犯罪形势的需要。确立完整、统一的刑罚适用原则,调整我国法人犯罪的刑罚体系,以适应打击和预防法人犯罪的需要,是立法者应当予以考虑的。     

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看赌博

我国现行《刑法》对赌博犯罪的规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因此，要在研究传统赌博犯罪的基础上，分析现行《刑法》规制赌博犯罪存在的问题和赌博犯罪出现的新情况。并结合新颁布的司法解释．对构建赌博犯罪的刑罚体系进行新的思考。     

《刑法》第303条的司法适用及立法完善——以“两高一部”关于网络赌博犯罪司法解释为视角

赌博犯罪作为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高发性刑事犯罪，与和谐社会建设进程格格不入，应子严厉打击。但现行法律对赌博犯罪客观行为界定不清、刑罚结构设置不合理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偏面及滞后，给司法实务部门正确认定及适用带来困惑。应当结合司法实践通过立法修正对赌博犯罪的罪名进行重构、对其客观行为作出明确界定、对刑罚体系进行完善，以更好发挥刑法打击赌博犯罪的功能。     

集资诈骗罪死刑保留合理性分析

死刑的废除是全世界刑罚发展的一大趋势,目前我国作为积极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也正在一步一步的有计划地废除死刑。《刑法修正案八》的制定实施,废除了其他金融诈骗罪的死刑,仅仅保留了集资诈骗罪的死刑设置。针对集资诈骗罪死刑保留的合理性,结合集资诈骗罪的特点,将其与其他金融诈骗罪作对比,从价值和社会效益两方面进行分析,并根据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死刑适用的现状,可以得出结论:在认定集资诈骗罪死刑必将废除的前提下,根据我国现状集资诈骗罪的保留具有合理性。     

完善赌博罪立法的若干建议

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虽然对赌博罪作了专门规定,但是该规定明显原则化,不能适应打击新形势下赌博犯罪的需要。所以,需要从犯罪主体、罪状结构和刑罚设置等方面进一步完善赌博罪立法。     

论赌博行为之除罪化

将“以赌博为业”规定为犯罪并不是出于保护法益的需要,而是刑法泛道德化的表现,司法实践中也不具有可操作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的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公民法意识的变迁,将赌博行为除罪化已是势在必行。     

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的另一种“动力”——腐败犯罪死刑适用不平等的分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已经对我国生效,这对我国打击腐败犯罪、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外刑罚制度存在的差异以及各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存在的困难和分歧,使得我国在打击腐败犯罪的过程中出现死刑适用不平等的现象,这又成为刺激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的一种动力。这一现象的产生对我国法制建设带来了危害作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要么在中外双边引渡条约签订过程中,请求对方放弃坚持死刑犯不引渡原则;要么我国废除对腐败等经济犯罪适用死刑。     

论计算机犯罪的侦查机构建设

反思我国现存计算机犯罪侦查机构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不难发现我国与国外计算机犯罪侦查工作开展的比较好的国家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些国家的计算机犯罪侦查机构为我国计算机犯罪侦查机构的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就我国计算机犯罪侦查机构建设的改革方向而言,我们应先着力修正一些外在性的制度的缺陷并着意完善之。     

浅析赌博罪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赌博罪,一般是指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以赌博为业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与处理赌博犯罪案件常常会出现一些疑难问题,尤其是随着网络赌博犯罪的出现,关于赌博罪的认定,赌博罪共犯的认定,赌博活动中涉及其他犯罪的处理等问题疑难较多,只按照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应参照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执行,以更有效地打击和遏制赌博犯罪。     

论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

不起诉裁量权是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一种。随着刑法理念的变化,各国大都对犯罪行为不一定采取诉诸法院适用刑罚的态度,反映在刑事起诉制度中,便是赋予检察机关在是否对犯罪进行追诉时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即不起诉裁量权。我国法律赋予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空间不大,适用条件严格、范围有限,应当从改革检察官考核机制,适当扩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设立多种不起诉程序等多种途径加以完善。     

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量刑情节研究——基于死刑判例的实证考察

暴力犯罪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是死刑研究的典型样本。在＂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司法实践如何运用量刑情节来限制暴力犯罪死刑适用就成为重要课题。通过对暴力犯罪死刑判例的分析,总结出司法实践常见的几种量刑情节。根据这些量刑情节对暴力犯罪死刑适用的影响程度,将量刑情节分为三个量刑等级的情节,即将量刑情节等级化。根据三个量刑等级的情节,运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来解决量刑情节竞合与冲突的问题,能够有效的从量刑情节方面来限制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     

集资诈骗罪的死刑研究

集资诈骗犯罪是金融诈骗犯罪中唯一保留死刑的一个罪名,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对集资诈骗罪是否应当适用死刑仍存在很大争议。从刑法的价值、我国的现实和世界刑罚发展的趋势来看,对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和刑罚轻缓化的潮流,我国应当取消该罪的死刑,并对集资诈骗的刑罚配置进行完善,以便更好地发挥打击犯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