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治理体系中的社会组织发展——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制度安排

正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主体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壮大融入于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进程中。《社会服务机构登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和《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的制度安排,充分体现了政社分开后社会组织依法自治、依章自治的理念,社会组织定位更加明确,拥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从依赖政府向通过政府鼓励和扶持走向     

政社关系的时代困境与协同途径

社会转型期,政社关系要达成良性互动与协同,非一日之功,当前还存在难觅两者权责边界的困境。其原因有二:政府目标的"远大"需要政府无限扩权;社会组织自治分权能力不足又难以制衡地方政无原则地扩张权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消解这些困境的重要途径,购买服务实现了政社之间的公私伙伴关系,这是以技术划界;购买服务推动了政府还权与社会的行动,这是以权力划界;购买服务形成了社会限制政府扩张的机制,这是以权利划界。     

浅析政府干预偏好下的非营利组织发展

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是公民社会成长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转变观念,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扶持非营利组织发展是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从而达到三家和谐共治的关键。     

浅析政府干预偏好下的非营利组织发展

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是公民社会成长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转变观念,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扶持非营利组织发展是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从而达到三家和谐共治的关键.     

发展社会组织:武汉市创新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

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目前,武汉市的社会组织还未能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顶层设计缺失;社会组织自身生存能力弱;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界定不清。为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和参与社会共治,政府一要强化党建工作在发展社会组织过程中的引领作用,二要优化顶层设计,三要整合社会优势资源,加强培育和扶持,四要进一步理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五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六要加快建设智慧社区,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搭建技术平台。     

创设“功能性接点”——应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两难困境的中国经验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良性调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收—放”互斥两难困境，我国构建了一种新结构性场域。即跳出政府与社会个体单层关系的限囿，立足于政府与社会个体、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双层”关系的划分，创设了第二类中介——协调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关系的功能性接点。驻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孵化机构等都属于功能性接点。它们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和治理属性相同：双向赋能的行动中介、有为政府的策略选择、政社互动的弹性空间。以人民中心理念为政治引领，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行动指引；强有力的国家行动体系，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组织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制度支持。     

政府培育社会组织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

社会组织是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主体,其作用日益凸显。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发展历程,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也在不断创新。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包括基础型工具、分配型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引导型工具。在选择政策工具时,政府应该考虑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因素。     

我国未来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探讨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城市社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地位、价值、功能等日渐凸现出来 ,但对于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而言 ,传统政府主导模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它必将被社区自治模式所替代。在建立城市社区自治模式时 ,要注意处理好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 ,实现政府依法行政 ,社区依法自治。     

我国社会组织培育模式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趋势

我国社会组织培育工作存在行政式培育、拟社会式培育和社会式培育三种培育模式。并且社会组织培育有两种核心取向,即行政取向与社会取向。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应探索和形成符合我国政社关系发展基本走向的社会组织培育取向,激发社会组织的发展活力,合理和充分发挥政府购买服务对社会组织扶持和培育的功能,促成社会组织培育和扶持工作多方参与局面的实现。     

城市居民社区自治组织发展初探——以业主委员会为例

近年来,很多新型居民社区已经或正在建立居民自治组织——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社区自治组织发展对构建和谐社会,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的社会管理水平,都有着广泛的现实意义。社区自治组织在争取政府或外界增加对社区公益事业的投入,保护居民的根本权利等方面要比居民单枪匹马好。对于政府来讲,适当的放权,调动民间力量进行自我管理,有利于发挥民间潜在力量的作用,也可以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以社区业主委员会(简称业委会)为例,拟从社区自治组织的性质出发来探讨其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对策建议。     

长三角区域合作中亟待开发的制度资源--非政府组织在"区域一体化"中的作用

完全意义上的区域合作实质上不是由政府独家完成的。在区域发展中,非政府组织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制度资源,更有其难以替代的优势。本文倡导建立一种非政府组织合作与政府间合作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希望能够利用非政府组织边界模糊、结构灵活、手段弹性、包容性强、成员异质性高等特点,化解政府间合作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将充分依赖政府间合作已形成的基础和积累的成果,按照中央关于长三角发展的政策部署和既定的发展方向,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制度建设提供新的选择。     

居委会自治性质的重新探讨——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的自治性比较

伴随《物业管理条例》的出台,居民委员会是否“居民自治组织”的探讨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解读居委会组织法和物业管理条例,比较居委会和业委会在组织产生、委员代表性、工作内容以及社会进程中的差异,可以发现居委会本质上是基层政府派出的具有自治性质的机构,而非实然意义上的群众自治组织,为此重新审视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重新审视“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建构,成为推进社区建设和居委会发展之必要。     

政府培育社会组织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

王世强在《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12期撰文认为，社会组织是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主体，其作用日益凸显。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发展历程，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也在不断创新。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包括基础型工具、分配型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引导型工具。在选择政策工具时，政府应该考虑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因素。     

《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在社会自治方面有关规定

保障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各项权利,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是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内容。《决定》规定,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严禁干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不得要求群众自治组织承担依法应当由政府及     

社会组织参与法治社会建设的路径探析

全面依法治国要求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其中,法治社会是法治建设的基石,其本质在于规则基础上的社会自治。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自治主体,近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与政府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有效地弥合了国家与社会的裂痕,成为新的制衡力量。建设法治社会,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现实基础来看,都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参与。基于"制度—心理—运行—评估"的分析框架,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参与法的构建、培养法的认同、维护法的运行、评估法的效果来全面助力法治社会建设,形成"有良法、信仰法、能守法、会用法"的法治社会新格局。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变迁的动力分析——兼评多源流理论及其修正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历经了多次的修改、完善,呈现出一个变迁的过程。与倡导联盟理论与间断均衡理论相比,多源流理论更擅长解释被其他理论认为是偶然性而不加考虑的模糊性情况下的政策变迁。通过多源流理论这一分析框架来探讨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变迁的动力,可以发现,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的汇合推动了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变迁,但政策变迁的根本动力则是来自政治流。政治流的变化和发展体现为两方面,一是政府对政策问题建构的控制力逐渐弱化,二是公众、非政府组织等各种社会自治力量快速成长并积极地参与到政策过程中来。可以想见,在社会日益走向开放的过程中,政策变迁将不再是政府单一中心主导的了,而是受到来自政府、公众、非政府组织等在内的多元主体的共同推力,政策变迁将是多元主体合作行动的过程。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财政扶持政策研究

本文简要回顾了21世纪以来财政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变化，阐述了当前财政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以及财政扶持资金的扶持对象、资金投向和扶持方式等特点，并对财政专项扶持资金的直接经济效果和社会溢出效应、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于构建新时期政府财政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基本政策框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论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的治理

政府直接管理着社区和控制着社区的组织,导致社区自治组织行政化。其形成原因是:政府政治职能实现的需要、社区运转经费不足的必然结果、居委会变迁为社区的历史延续、社区在意识上受制于政府的表现。治理的措施包括:在城市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重新构建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体系、加强社区自治组织筹集资金能力。     

海南黎族、苗族、回族新型村寨治理探究

海南黎族、苗族、回族共同生活在南国海岛,经过了数百乃至上千年的延续和演变,在原生态文化上创造出了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早期有各自传统的治理组织,改革开放后形成了新型的治理组织,这种治理组织具有组织机构种类多,各司其职;组织机构运行体现出较高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新型社会组织的权威主要来自国家影响力而非传统内生力等特点。这种治理组织逐步按照现代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运行,在实践中存在一些不足,通过构建村民自治文化,提高民主参与质量;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村民自治;规范村寨管理,依法行使权力;加强村干部的培训,提高村干部素质;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扶持和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等措施加以完善。     

涉农社会组织与农村经济发展有效衔接研究——以广西玉林市为例

涉农社会组织是新时期组织农民集体增收的有效途径,是农村社会生产方式的科学创新,是农村构建社会和谐的有效载体。目前涉农社会组织的发展缺乏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有力扶持和引导。县乡基层政府推进涉农社会组织与农村经济发展要强化三种意识,理顺三种关系,创建优良的软硬环境,整合衔接的合力,县乡相关部门要围绕衔接目标各尽其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