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多种流脉的战后拓展——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散文

中国现代散文从"五四"时期就开始了多种流脉的发展.台湾五六十年代的散文传承"五四"传统是多脉并流的,而且绝大多数在大陆文学史观念中并非主流,却成为了台湾散文的主导力量.这表明对"五四"新文学可以有不同侧面的继承,并流变出不同条件下的主流文学状态,这也正是此时期台湾散文的文学史意义所在.而开放的地域性、始终立足于文学层面的社会使命感、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新文学双重传统的继承发展、以及追求散文现代化的努力,使得台湾散文突破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压抑,不仅留下了传世之作,而且成就了众多散文名家、大家.     

“本土左翼”台湾文学史观批判

19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兴起的台湾左翼思潮,经过1980年代一系列的文学论争,产生了"统一左派"与"本土主义左派"的分裂与斗争,"本土左翼"名为"左翼",实际上是以"台湾意识"为核心,推动"文学台独","左翼"只是他们粉饰"台独"身份,为"台独"正名的工具。所谓的"本土左翼"论者受到史明、叶石涛"台独史观"的影响,与陈映真等主张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统派左翼知识分子形成鲜明的对立,与政治上的"本土运动"互相呼应,并对台湾1980年代以来的"文化台独思潮"有着深刻的影响。     

从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到介入社会的文化行动主义——以当代台湾文化思潮为中心的观察

文化研究的兴起带来了一系列的跨学科对话与跨领域的阐释实践,形成整体性批判性的阐释视野,对当代台湾左翼思想的复兴有着重要的意义。文化研究拓展了台湾左翼论述与实践的空间,文化研究的行动转向为台湾知识分子的左翼社会实践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而左翼思想的导入,重构了文化研究的批判视野和历史维度。     

论孙中山的国权思想

国权思想是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的精髓,收复台湾是其国权思想的萌芽土壤;认真挖掘并科学总结孙中山的国权思想,是抓好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建设,这对当今深化孙中山思想与邓小平的"国权观"的研究,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大业早日实现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文学史对历史转捩点书写的纠结与突围

文学史对历史转捩点的书写,是具有挑战性和开拓性的纠结之处,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1949年便是历史的一个转捩点.在大陆的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称谓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这大都未能完美地把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融为一体,使之真正地呈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本真面貌.因此,"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一新的文学史模型,强化了独立的"学科意识",特别指出了台港澳文学是"现代中国在不同制度不同背景下形成的区域性文学"[1](p82).这就为文学史在对历史转捩点的书写时,把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融为一体,为凸显现代中国文学史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提供了突围的路径.     

从柯亨对诺齐克“自我所有论”的批判看左翼自由至上主义的抱负

当代西方左翼政治哲学的难题在于如何构建一种保护自由的平等主义。作为最为年轻的西方左翼政治哲学流派之一的左翼自由至上主义,试图通过一种极具冒险的方式来回应这一难题:努力把一般被认为是体现右翼自由观的自我所有原则与左翼的外部资源平等主义分配方案结合起来。作为左翼政治哲学前辈的柯亨早就通过对诺齐克"自我所有论"的批判断言:为了平等必须限制自我所有。而作为当下西方左翼政治哲学主力的左翼自由至上主义学派则坚持认为,存在把自我所有与平等主义结合的可能,并设计了结合方案。以大冢的方案为例,与其他平等主义相比,左翼自由至上主义的确具有某些优势,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难题。     

“打通”和“分界”:回到中国现当代文学

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打通",是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格局深化调整的某种必然.若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文学纳入共同的参照视野,不难发现,1945-1949年的中国文学是更多地贯通着1950年代文学形态的,而在传统的研究中,这种内在的贯通性恰恰被阻断,由此可以引起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打通"和"分界"的重新思考.笔者认为,可以把距今30年以上的文学作为"现代文学史",着重从文学史观的调整、深化来建构;把近30年的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批评内容,着重从文学批评观的调整深化对当下文学历史完成"同代人"的留摄、考察.相信这样一种分界经得起时间推移,有利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反对美国图谋台湾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50年之久的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可是,一直对台湾深怀野心的美国,此时却将其侵略的目标对准了台湾.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引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对美国图谋台湾的斗争.     

读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若干思考

1942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财政最为贫困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同志经济思想最为辉煌的活跃的时期,《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是他这一时期经济思想的最好的凝练。他不仅提出并制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工作方针以及重要原则,还对陕甘宁边区经济、财政工作中存在的不良作风给予纠正,对我们今天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财政问题具有深远意义。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之前的执政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执政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一时期的执政思想对于当前执政方式的构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执政要避免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方式,党员和党团是党执政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强调人民在执政监督中的作用等。挖掘、提炼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思想对于完善党的领导,促进依法执政的深入进行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宏观执政是执政的总体思路,间接执政是执政的重要方式之一。上述执政思想也是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方法与途径。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反腐倡廉，加强党内建设并取信于民。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反腐倡廉思想并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实践，包括建设廉洁政府、依法惩治贪污腐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检举和监督作用、加强廉政教育等，确保队伍的纯洁与先进，也为建国后的反腐倡廉建设积累了经验。这一时期的思想与实践，对当前党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论夏志清纯文学批评的特征及其复杂内涵

夏志清是以其纯文学批评来抗衡左翼教条主义文学和功利文学的,然而,其纯文学批评又有着注重人道关怀、主张写实主义、强调以个体的"人性"与"道德"为视角等复杂内涵.认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他对左翼文学的态度,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新时期的"纯文学"论争和当下的"底层写作".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探析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在革命文艺思潮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从五四新文学到20年代革命文学,然后通过30年代的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再发展到40年代的新民主主义文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变迁历程。这场运动将大众提升为文艺实践的主体和中心议题,强调文艺"为大众而存在"。在左联领导下,左翼作家们进行了三场思想论争,分别涉及大众化动机问题、现实问题、实践途径以及文字改革等从抽象到具体的议题。这场运动以完成文艺大众化、获得文学的"现代立场"为历史使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由于远离大众、远离政治现场,这场文艺大众化运动还无法形成联结民众与政治、推动政治革命的文化力量。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探析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在革命文艺思潮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从五四新文学到20年代革命文学,然后通过30年代的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再发展到40年代的新民主主义文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变迁历程。这场运动将大众提升为文艺实践的主体和中心议题,强调文艺"为大众而存在"。在左联领导下,左翼作家们进行了三场思想论争,分别涉及大众化动机问题、现实问题、实践途径以及文字改革等从抽象到具体的议题。这场运动以完成文艺大众化、获得文学的"现代立场"为历史使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由于远离大众、远离政治现场,这场文艺大众化运动还无法形成联结民众与政治、推动政治革命的文化力量。     

桥式结构及其叙事节点的“断裂”——以现代性为基点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考察

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需要反思和梳理,文学史观需要调整和整合.确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观念,现代性是贯穿其中的叙事主脉.以现代性为基点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不难发现,文学史叙事呈桥式结构,叙事节点之间存在“断裂”,也不难发现“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新景观以及相互之间的“断裂”与“断裂”中的关联.现代性理念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新时期文化建设思想的发展及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文化建设日益重视,文化思想不断得以提升和发展。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出,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国的文化建设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道路。对新时期我国的文化建设历程进行回顾,对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思想进行梳理,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将有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推动文化向更好、更快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论毛泽东早期的革命动员思想(1923-1927)

根据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所设计的革命动员模式,毛泽东这一时期初步确立以阶级斗争、土地分配为手段,围绕着政治动员、筹款、扩大军队以及"肃反"等工作来开展革命的思想.这一动员思想,不仅反映了毛泽东对俄国革命经验的批判性吸收,也反映了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入理解.不过,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还不够深入,他在革命动员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一些不足.     

林庚白与中国革命

林庚白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11年至1928年,是他以少年"超人"的心志,积极拥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投身社会变革的洪流之中。1927年北伐成功、国共分裂后,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林庚白处于彷徨奋进时期,这一时期,他热心于学习马克思的著作,同情社会主义的主张,对国民党内部"党敝"有所批评,并同情"左翼"文学,与左翼作家交往频繁。他既擅长古典诗词创作,又不排斥白话文学创作,在自身的创作实践中提出有独特见解的"文学革命"的主张。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至1941年12月19日,林庚白积极投身抗战,号召全民坚定抗日,并对在陕北的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寄予厚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林庚白被日本宪兵枪杀在香港九龙,以身殉国。林庚白短暂而又雄奇的一生,反映了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对他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研究辛亥革命史,也有助于推动对中共党史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复杂性。     

论王安忆长篇小说的美学形态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学形态,这一美学形态可用"审美化日常生活的散文式叙事"来指称。它涵容了两大层面:"审美化日常生活"属于叙事内容层,具有日常生活原生态的面目与作家对日常生活进行审美化把握的"心灵世界"的本质两方面特征;"散文式叙事"属于叙事形式层,它具有零散化的叙事结构和感性化的叙事风格两方面特征。这一美学形态的定型与自觉以《长恨歌》的出现为标志,其形成有着个人与历史语境的多重原因,其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性、丰富性与主体性的有机统一与表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具有独特而深刻的文学史意义。尽管如此,王安忆小说的美学形态与她的理论认知似乎又形成了某种背离,这一差异潜藏着她开拓另一个审美空间的现实可能性。     

论陈映真小说的叙述模式

台湾作家陈映真的小说以思想深刻而著称,而他在小说叙述方式上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尝试,不仅考虑"写什么",而且考虑"怎样写"。第一人称(内视角)、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混合人称(混合视角)叙述方式的灵活运用,赋予其小说多种多样的文体形式。这些叙述模式与所表现的思想内容相互契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堪称经典的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