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左右之耿介”训释

《楚辞·九辩》:“既骄美而伐武兮,负左右之耿介”,王逸《章句》曰:“恃怙众士,被甲兵也。”洪兴祖补注曰:“耿,明也。逸以介为介胄。”朱熹《集注》曰:“负,恃也。左右,侍臣也。耿介,亦刚勇之意也。”王夫之《通释》曰:“负,矜衒自负也。”符定一《联绵字典》及今版《词源》“耿介”条均以《楚辞》此句作例证,释为“甲胄明”、“引申有‘刚勇’义”。刘永济《屈赋音注详解》谓“负恃左右狠戾刚愎的人”。马茂元《楚辞     

藏书与读书

<正> 许慎《说文解字》有云:“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兀上,尊阁之也。……”由此可见古之人对经典之虔诚,对书籍之厚爱。为藏书,他们用书囊、书袋运,用书柜、书厨存、用书笈、书簏装,以至环列如城,得“书城”之美名。他们读起书来,如痴如迷,常燎麻炬,从夕达旦。今之效法者何其多,学有所成者大有人在。当然,徒慕虚名,装饰门面者亦不乏其人。     

释“彭咸”

屈原在《离骚》中两次提到“彭咸”:“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王逸《楚辞章句》注:“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自王逸注后,历代学者多从王逸说,虽也有学者对此说表示怀疑,但多语焉不详。钱杲之《离骚集传》说:“彭咸未闻。”戴震《屈原赋注》称彭咸“书阙不可考矣”,“一说即《论语》所称老彭”。俞樾《俞楼杂纂》二四《读楚辞》认为“彭咸即彭铿,铿咸双声字。”闻一多《离骚解诂》补充道:“铿咸不只双声,元音亦同,惟韵尾略异耳。”姜亮夫《楚辞今绎讲     

朱熹《楚辞》学略说

《楚辞》最早的本子为西汉刘向所辑,共十六卷。后经东汉王逸的增订注释,就成了《楚辞章句》十七卷,这是北宋之前唯一的《楚辞》传本。到了北宋,晁补之认为王逸所作的《九思》“视向以前所作相阔矣”,从而删去《九思》一篇,编成《重定楚辞》十六卷。同时,他又把历代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受屈原影响较大的作品编成《续楚辞》二十卷和《变离骚》二十卷。这三种书后来都失传了,现在已无从窥其全貌。南北宋之际,洪兴祖对王逸注本加以疏通证明,成《楚辞补注》十七卷。洪氏补注虽然间有新义,但总的说来,还未能对王注有重要突破,楚辞研究仍然停留在汉人学术的范围之内。直到朱熹的《楚辞集注》(包括《楚辞辩证》、《楚辞后语》)一书编成,才使楚辞研究出现了全新的局面,完成了从汉学向宋学的转变。     

说“楚辞”之名──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接受情况刍议

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作为一种文体，是在汉代得到承认，从此影响深远，“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四语）。但在汉代，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汉人并不以“楚辞”一名来称呼屈原的作品，而且，这正是汉代文坛写物大赋风行日盛的时期，汉人却又常常将屈原的作品称为“赋”。楚辞与汉赋，虽然源流相牵，其实体制不同，以致于后人有“汉代一般称‘楚辞’为赋，这是不十分恰当的”批评＼尽管如此，“楚辞”这个名称毕竟还是汉人确立的。因此，如果考察一下汉人最终将屈原的作品以“楚辞”定名的过程，是可以反映汉人是如何认识并接受楚辞这…     

鸱龟曳衔:三苗集团佐鲧治水

《楚辞、天问》:“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前人对“鸱龟”句的注释各持己见:如王逸《楚辞章句》认为,系指鲧治水不成,尧乃放杀之羽山,飞鸟水虫曳衔而食之。这显然是望文生意,并无根据。朱熹《楚辞集注》认为,“详其文势,当与下文应龙相似,谓鲧听鸱龟曳衔之计而败其事。”这看法是有创见的,但他却又不能正确对待鸱龟的含义,以为鸱龟而能献曳衔之计,不过是“无稽之谈”。林云铭《楚辞灯》则认为是象征“障堤绵亘,若鸱龟之曳尾相衔者。然此出于同事者之谋,但鲧误听耳。”这看法提出了鲧筑堤导水的方法系“出于同事者之谋”,可与朱熹的说法互相阐发:但他也不能正确对待     

整肃司法鉴定之乱

“证据之王”正陷入信用危机2003年2月24曰清晨,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年仅21岁的小学女教师黄静裸死在宿舍。惨案发生后,尽管种种疑点集中到黄静男友身上,但警方却不予立案。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质疑下,黄静一家踏上了追问真相的艰难之旅。雨湖区公安分局、湘潭市公安局、湖南省公安厅、南京医科大学法医鉴定所、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等纷纷卷入对黄静死因的司法鉴定,先后出具了6份司法鉴定书或意见书,但每次结论都不相同,有的认为“自然死亡”,有的断言“非正常死亡”,也有的判定“特殊性活动引发死亡”……本应揭开案件谜情的司     

略论综合研究法——以楚辞研究为例

学术界采用综合法研究楚辞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有的学者从考古学切入,结合文字学、考据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和书面文献资料,将甲骨卜辞、简帛文献、墓葬实物等,与楚辞文本相互参证,破解了长期悬而未决的一些疑难问题;有的学者用文化学、历史地理学等方面的综合知识和理论,理清楚辞与南北文化的关系,从而再现楚辞本色;还有的学者用天文学、物理学、光学、地质学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理论,对楚辞进行开拓性研究,探寻其文字符号中隐藏着的答案密码,试图揭开其千古奥秘。诸多实例表明,在楚辞研究中,综合研究法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值得肯定和推广。     

《涉江》新解

对于〈涉江》的主旨和诗中写到的屈原放逐江南后的行踪,历来有三种看法。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涉江》为屈原“言己放弃,以明旦之时始去,遂渡江湘之水”之作。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认为,《涉江》是屈原于放逐陵阳九年之后,自陵阳渡江入溆浦前的“预拟”之作。楚辞研究者大多取此二说。而清人吴汝纶《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     

对人大常委会兼职委员工作之浅见

对人大常委会兼职委员工作之浅见□仇占元一、存在的问题兼职委员中存在的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在参加会议和“审议”工作方面：一是兼而不参。有的兼职委员“兼”不起来，很少参加人大常委会会议。通知开会就请假者有之；会期“半途而退”者有之；不请假“无故不到”者有之...     

“书话”黄裳

虽然“书话”是很晚才有的名目，但上溯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就觉得似乎很早了!若说较晚的话，抑或可以20世纪周作人的《药堂语录》、《书房一角》，乃至后人编进《知堂书话》的一些“书话”大家而论。若以我的见识，则可谓《求书日录》、《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等诸文，系以非常之笔，记非常之事矣!另则，郑振铎、唐驶、黄裳等虽然皆是书记比读书记写得好之范例。然而，在我以为的唐文之中和、黄文之恬淡、郑文之稍显激越之中，我倒更看重的是黄裳“书话”之“精刻”、之“恬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评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和研究,大致可分为魏晋和南北朝两个阶段。魏晋人学“骚”、拟“骚”者不乏其人,但无突出成绩,亦少精到或警策之语;至南北朝,评“骚”、拟“骚”又显活跃,诸家言论,有誉有毁:誉者视《离骚》为“奇文”,赞曰:“屈平联藻于日月”;毁者将屈原视为“狂人”或“轻薄”之人,认为其死不足惜。无论是誉是毁,是对是错,在历史上均产生过一定影响。今天,随着楚辞研究领域的扩大和深入,对于这个历史时期楚辞研究的情况,有必要加以全面、系统地搜集和梳理,以便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估价。魏晋人论及屈原并有所评价者有:曹丕、刘毅、挚虞、谢万、陆云、曹摅、皇甫谧、葛洪、陶渊明、萧统等。     

“图书之府”名扬台湾

建阳市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南麓 ,自宋代以来 ,这里刻书作坊林立 ,名家辈出 ,居民多以刻书为业 ,所刻之书种类、数量均居福建之首 ,成为宋代中国三大印刷中心之一 ,并以“图书之府”之誉蜚声海内外 ,近在咫尺的台湾也因此闻得“书香”。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代 ,宋代进入繁荣时期 ,各地官、私刻坊林立。在众多的私刻雕版中 ,以福建、四川、浙江三省最为著名 ,浙江临安 (今杭州 )的刻本称“选本” ,四川成都的刻本称“蜀本” ,福建的刻本称“建本” ,三地刻书各具特色 ,并称全国三大印刷中心。福建“建本”的产地在享有“理学名邦”、“南闽阙…     

中华优秀思想文化之根在于和、善

近年来，许多有识之士发表意见，寻找中华思想文化之核心和灵魂。有的说是“和”，有的说是“仁”、“仁爱”，还有的说是“礼”、“中庸”。但是，“根”的含义更准确些。从公元前21世纪的中华圣贤之人大舜身上，明显看到了这个根—和、善，我认为这就是中华优秀思想文化之根。     

屈赋楚语义疏(上)

序 说 宋人黄伯恩《新校楚辞序》曰:“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荪、蕙、若、苹、蘅者,楚物也。”(《宋文鉴》卷九十二)有人认为,这是“本末倒置”,是“形式主义的说法”。     

论楚风

自屈原的楚辞问世以来,历代的楚辞研究者发表了许多不同的意见。或褒扬,或贬抑,分歧极大。汉代班固可谓是对楚辞指责最早的一个人。他针对刘安为屈赋所下的赞语批评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多称昆仓、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王逸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班固“强非其人,     

爱之之心 爱之之力

据《汉书·召信臣传》记载,召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召信臣甘做亲民之吏,躬身劝导农耕,出入于田间,风餐露宿,因此得到百姓由衷的爱戴。何为亲民之吏?清代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有过这样一番论述:“亲民之道,全在体恤民隐,惜民之力,节民之财,遇民以诚,示民以信,不觉官之可畏,而觉官之可感,斯有官民一体之象也!”视民如伤,爱民如子,让百姓觉得可信可交,不感到畏惧,方能凝聚民心。     

《鸿门宴》、《木兰诗》之有关释读问题

一《鸿门宴》一文中“生彘肩”的“生”字,究竟如何理解,至今似乎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人将它释为“不熟的”;有的人将它释为与“胜”字同,反训为“又肥又香”;有的人将它释为“未食先留”之意;有的人将它释为系“全”字之误,作“全”解。最近,四川陈林俊先生撰文,将“生彘肩”的“生”释为“鲜”之义。在这诸多解释中,第一种说法尤为许多注、译者所采纳,因而影响也最为广泛。然而人们对这种说法也多有怀疑,因为项羽是个“为人不忍”、“生当作人杰”的磊落君子,他怎会将不熟的猪腿肉给被自己称之为“壮士”的樊哙吃呢?而早已习惯了…     

《天问》义释八则

一、伯禹愎鮌,夫何以变化? “愎”,朱熹《楚辞集注》作“腹”,洪天祖《楚辞补注》引一本作“腹”,大小雅堂本作“腹”,《注释音辨柳先生集》十四附《天问》作“腹”,王逸《楚辞章句》云:“鮌愚狠腹(一作愎)而生禹,”似王本亦作“腹”,清王夫之《楚辞通释》作“愎”,并谓“鮌之愎,禹之圣,父子一气而变化殊,天性异邪?抑所谋顺逆异邪?”认“愎”为“刚愎”之意。案作“腹”是。     

《艺文类聚》所引楚辞与后世流行本之比较

作为先秦文学代表的楚辞内容丰富．给后世提供了各方面的写作素材。其中类书《艺文类聚》就从各个角度广泛地征引了楚辞，由于该书编撰、成书年代较早。与宋以后的版本比起来，有着一定的文献学价值。对人们校勘楚辞有参考作用。所以就后世流行的《楚辞章句补注》与所引之《艺文类聚》相比较，可见唐抄本与宋刊本之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