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府改革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了新公共管理和两轮"整体政府"改革,有效解决了特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问题。西方政府的改革经验突出表现为:把"企业家精神"移植到政府管理中来,引入机构间的功能整合与合作理念。西方政府改革经验启示我们,需要构建一种融合新公共管理、"整体政府"和官僚制各自优势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的主要经验

认真总结新时期我们党加强和改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的历史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新时期30年来,我们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管理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是:必须始终坚持"一条路线";始终贯彻"两个方针";重点抓好"三大工程";始终明确"四项任务";综合运用"五个方法"。     

行政监督模式的现状与制度创新

正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运用权威性和强制性的国家公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事务的行为。众所周知,倘若行政权力运用不当,极有可能侵害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孟德斯鸠曾经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很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汉密尔顿等人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     

城市管理精细化的上海经验

上海立足本地实际,在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的实践进程中,探索搭建了上海城市管理精细化"一核三全四化"的核心思路框架和"三级平台、五级应用"的运行主架构,逐步探索出了特色鲜明的城市管理精细化"上海模式",向"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目标不断迈进。上海实践的经验启示包括: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多元共治合力;二是站稳人民立场,服务需求导向;三是实现标准共享,助推组织间数据流通;四是化被动为主动,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智能研判。     

“混合管理”对内地就学藏族大学生学习影响的研究及相应建议——以西藏民族学院为例

很少有研究从利于学业的因素入手探讨内地就学藏族大学生学业的提高。本研究即基于经验,以西藏民族学院学生为例,研究选取西藏民族学院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从藏汉"混合管理"对学习的影响入手,进行了初步探索和阐述,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我国食品安全立法管理思路的更新——以社会管理创新为视角

我国现行"重管理"、"重惩治"、"轻参与"的食品安全立法管理思路亟待更新,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政策精神融入食品安全立法管理中,树立起"重视公众参与"的一种崭新的食品安全立法管理理念。欧盟等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社会监督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对我国现行保护性消费者立法带来了冲击,目前需要完善现有食品安全立法及消费者立法以进一步畅通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进行社会监督的权利诉求。     

发达国家的行政改革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其公共部门进行了一种被称之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改革。其深刻性、广泛性、持续性引人注目。其经验对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枫桥经验:基于群众工作方法的检视

"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也是55年来"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从政策内涵看,"枫桥经验"是群众工作方法的具体运用,生动体现了依靠群众、动员群众和教育群众等工作方法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枫桥经验"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在坚持群众工作方法的同时,针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深耕基层社会治理,创造性地转化原有经验。新时代"枫桥经验"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作为一个经验对象的"枫桥经验",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但作为一个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抽象,"枫桥经验"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揭示了基层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     

国企改革,政府的责任在哪?

<正>在经历了"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近10年争论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使国企改革图景清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总结了国内外国有资产管理的经验,提出要以管资本为主来管理国有资本,这是对国有资产管理理念的一个重大改变。"8月23日,在"国企改革进行时:共识与务实"财经智库沙龙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表     

“制度之笼”的细节:美国地方主官管理和权力监督经验研究

当下我国迫切需要以制度从严管理干部,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特别是筑牢监督制约市县委书记等地方"一把手"的"制度之笼"。梳理总结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相关理念与实践,深入考察其"制度之笼"的细部,辩证吸收其管理与监督地方主官的经验,对我国市县委书记管理与监督有关实践颇具启示意义。     

新农村治理模式探讨

新农村治理模式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为实现良好的农村治理而选择的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力与权利结构、互动合作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新农村治理模式具有生态系统、现实问题和合作网络等三种特性.新农村治理模式从统筹城乡多元合作治理、县乡政府主导治理和乡村治理三个层面展开,基本模式包括民主协商式、行政主导式、村民自治式和能人导向式,这四种基本模式的有机结合是实现我国农村善治的现实出路.     

日本"一村一品运动"的精髓与启示

目前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城乡差距拉大、农民整体素质不高等问题,已明显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和发展战略,真可谓恰逢其时。这一任务和战略抓住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指明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为了深刻地认识和把握这一任务和战略,我们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以及北京行政学院的专家学者,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主题,从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农民教育、扶贫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失地农民致贫问题的解决和"一村一品运动"的开展等多个方面、多个角度进行讨论。但愿这些讨论能够引起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重视,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农村低保：新式乡村治理手段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旨在保障农村贫困群众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它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和维护社会公正,然而这项重要制度却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转换成为乡村干部对乡村秩序进行规范与整合的治理手段。     

新时代村干部权力监督问题研究

村干部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关键角色。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农村的投入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村干部廉政风险也随之加大,一旦对村干部权力监督不够,容易引发村干部违纪违法现象,进而侵害农民群众的利益,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危害党的执政根基。应通过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提高村干部教育培训管理质量,创新农村基层民主监督方式方法,夯实村务监督委员会履职责任,推动巡察向村级党组织延伸等系统综合治理举措,为基层组织廉政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以确保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顺利进行。     

“先富能人治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影响

“先富能人治村”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要加强乡镇党委对村级党组织建设的领导,提高乡镇对村的调控能力;加强村党组织建设,发挥党组织的整体作用,对先富能人村官实施有效地制约和监督。     

"查韦斯现象"与委内瑞拉的 "新社会主义"

2005年初查韦斯提出的面向21世纪的"新社会主义",是思想来源多元性和混合性的、立足委内瑞拉国情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出现和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的出色表现,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涨潮的重要标志。要以新眼光来观察和研究这种"新社会主义"。     

对"自由人联合体"的再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中，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直接对立物和代替物，并把未来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称之为一个“联合体”。这个“联合体”被看作是联合起来的个人的集合，是首先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并在此条件下能够使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成为现实的自由人联合体。　　　　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这样一个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建立在如下一些理论和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1)过去的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     

马克思的新人道主义“新”在哪里

传统人道主义哲学对人的提问方式,仍然是“人的本质是什么”,目的是追求人的理想的永恒的本质,并以抽象的一般本性为基本理论原则,去解释一切哲学问题和评价社会历史,这必然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我们说马克思哲学不是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并不是说马克思不关心“人”,马克思同样以人为核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姑且称之为“新人道主义”,这种“新人道主义”的评价尺度与传统人道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即它是以生存为评价尺度的历史的人道主义。     

"New Managerialism" in Swedish Local Govern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initiatives for organizational reform in Swedish local government. The analysis investigates these initiatives in the context of reform efforts found in many modern democracie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anagerialism".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local government reform decisions is presented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principal objectives and direction of reform initiatives.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management objectives are emphasized most, followed by economic objectives and then public interest objectiv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for future developments in Swedish local government a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