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参与教育政策执行的价值与路径探索

教师参与教育策策执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教育政策民主化的内在要求。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教师具有决策者、执行者、评价者等多重主体属性,因而教师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政策执行的效果。教师参与教育政策执行能够充分发挥教师在学校教育中的特殊身份作用,减少教育政策失真。我国教育政策执行中的教师参与一直处于弱势状态,教师参与应在教育政策执行的不同阶段从政策解释、政策宣传、政策实验、政策监督等有参与价值的环节入手,发挥教师在教育政策执行不同阶段的不同角色作用,从而有效分享教育政策问题信息,增进教育政策的接受性,监督并巩固教育政策执行。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的制度分析及对策探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表现在公民参与由"被动型"管理客体向"主动型"治理主体,由"人治型"管理客体向"法治型"治理主体的角色转型。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公民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关键。因此,从制度建设角度来探讨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及其路径,通过制度安排来提升公民制度参与的权利意识、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对实现公民参与角色现代转型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区别对待的公民身份”与农民工的社会抗争

公民身份表达对社会资源的平等分配与获得,与社会群体的抗争紧密关联。西方的新社会运动是在普遍平等的公民身份制度中追求群体的差异与独特,而中国的社会抗争是在"区别对待的公民身份"制度中追求个体的普遍平等。"区别对待的公民身份"主要表现为阶级划分、单位制与户籍制等方面。在阶级斗争消退、单位制式微与户籍制深入改革时期,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以多种身份在乡村、城市、工厂等多重空间,因多元诉求而参与社会抗争,成为推进中国普遍平等公民身份制度的底层动力。中央政府主动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城镇一体化进程,有利于对冲这种动力,但仍需继续改革其他制度领域的"区别对待"形式。     

群体情感与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

集体身份认同作为一种情感表达和情感诉求,具有情感属性的本质特征。本文以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为切入点,分析了国际关系中的群体情感现象。集体身份建构进程中的核心变量是群体成员身份认同,而不是朋友角色身份认同。在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进程中,群体情感因素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分别表现为社会类别化进程中的群体情感动力、社会比较进程中的群体情感模型以及积极认同进程中的"替罪羊"现象。     

全过程民主视域下公民参与五年规划决策的机制优化

公民参与五年规划决策是全过程民主的内在要求与实践方式,也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公民参与规划决策过程仍然面临着政治参与意识薄弱、参与不足、评估监督与反馈机制不健全以及法治化不足等诸多挑战。面向治理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必须以全过程民主贯穿五年规划决策,发挥公民参与规划决策的主体精神,提升公民参与规划决策的治理效能,完善规划执行的评估、监督和反馈机制,推进五年规划决策过程的法治化建设,切实提升五年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与有效性。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属性对公民意识的影响分析——以浙江金华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意识是他们在务工经历中逐渐形成的对个人主体性和社会身份的认知,是以特定价值观为指导的对他人、社会与国家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关系的体认。通过对浙江省金华市6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随机抽样调查,分析调查数据发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分类、年收入等社会属性与其公民意识的各维度相关性较强,不同社会属性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意识及其各维度均有显著性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意识总体处于中下水平。     

女性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

女性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是女性解放的两个重要维度.女性的政治解放不仅蕴涵女性摆脱传统束缚、获得政治权利、享有人身自由,而且蕴涵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政治话语相剥离、解决民族主义性别逻辑悖论、回归原始母性文化和女性自然属性;女性的社会解放则强调女性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双重属性特征,凸显女性的自然性别角色和社会性别角色的差异及二者之间的对应性.     

从边缘走向中心:“打工文化”塑造的一条途径

一、转型期中国的边缘群体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打工族是城市中的特殊群体,他们对城市生活是既身处其中,又游离于外。用社会学的话来说,他们是典型的边缘人:他们具有双重职业身份,他们的职业跨产业类型,是亦工亦农,是过渡状态的阶层;他们具有双重社会角色,他们既是原始意义上的空间移民,又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移民;他们是双重边际人,他们居住在城乡之间,他们奔走于工业与农业之间,他们游离于农民与市民之间;他们具有双重的社会心理,既具有传统的乡土色彩,重故土,重乡谊,又有着现代人的寻求梦想、财富和城市生活的意识。边缘人是     

公共治理基本结构研究

公共治理结构决定了多元主体管理公共事务、承担公共责任、分配公共利益的方式,理所当然地成为公共治理的基本主题.公共治理的基本结构是公民、政治领导、公共管理人员三者合作共治的多中心结构,体现了共和主义"公、共、和"的基本原理.其中,公民是治理者,政治领导是协调者,公共管理人员是帮助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治理结构的有效建构,关键在于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四位一体"的结构;居于"元治理"地位的政府要切实转变职能,担当起扶助者、服务者、引导者、执行者四大角色.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运用能力的现状及提升对策

十八大报告提出"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的概念,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法治思维是一种底线思维、规则思维、权利思维、契约思维,具有合法性、民主性、程序性、限权性、透明性的特征。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是法治社会最基本思维模式的必然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社会治理视角中坚持法治思维需要对领导意志扭曲法律执行、法外利益与纠纷解决、公权力过于强势、重结果轻程序思维传统进行反思。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运用能力,可采取培养广大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构建增强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需要的外部环境等对策。     

风险社会语境下公民参与式治理探究

基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野,单一的官僚制政府治理带来不可避免的公共管理危机。公民参与式治理是有效应对政府治理失灵风险的一种治理工具,其实质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共治,也称之为复合治理。其基本价值是:参与式治理可以规避政府失效,达致和谐的政府治理;有利于实现宪政民主,最大限度地规避或化解社会风险,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实现社会善治。实现参与式治理的路径是:新型的转化性领导的出现、确立政府公务员的代表性公民角色、培育公民参与伦理、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     

论人的双重生命与价值

价值表达的是一种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主客体关系,即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变化对于主体人的意义。人不同于动物的生命,人具有自然生命与自由生命的双重性。作为价值客体的双重生命,相对于价值主体的人与社会来说,其有个体、社会生命的延续的价值和创造价值的价值。正确认识人的双重生命与价值,对于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生成因素与纾解之策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指向一种更加集中、更加隐蔽的村干部形式主义行为。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变通性政策执行、推诿村庄日常治理事务、文件管理盛行"痕迹主义"这三类。研究乡村社会内部如何生产出形式主义发现,乡村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中的"人情面子"、村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村两委的角色矛盾、自利属性以及能力缺乏等因素共同导致形式主义之风盛行;而乡村治理实践中形式主义的纾解之策包括改造加强村级党建、培育与提高群众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增强村干部自身素质和改造乡土文化等。     

《史记》中的人才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史记》全面记载了西汉以前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多方面丰富的知识,恢弘壮阔,博大精深,其中的人才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非常具有启示价值。在当今人才辈出,人才竞争最为激烈和人才推动科学发展的时代,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切实担当"伯乐"之职,察人不惑于利诱,识才不拘于偏爱,荐才不论于亲疏,选才不惧于压力,用才不囿于私念,真正做到不偏不倚识人才,唯才是举荐人才,不拘一格用人才。     

网络问责制下的公共话语权浅析

网络话语权具有双重属性、言论的多元化、主体平民化等特点,如今网民的公共话语权得到了全面释放,但仍然存在无法准确界定网民的政治身份、对话无法形成"共识"、网民的私人角色同公共性原则产生冲突、表现方式也更具多元化特色等问题,对此我们应该提升网民的媒介素养,加强网络话语权立法建设,建立健全网络问责法规制度,充分发挥网络技术的监控作用,落实媒体的引导责任。     

非自利契约论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非自利契约论认为道德原则的应然性,是由平等自由的人基于某种共同的意志所达成的共识决定。平等自由基础上的道德共识、权利与义务的内在隐含、共同体的理论预设等非自利契约论的核心思想,为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然与实然、权利与义务、组织与保障"的内在学理意涵,以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公民的普遍道德共识、外化为公民的自觉行动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路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通过"融入公民的义务意识、融入政府的责任意识和融入社会的道德习俗"的公民、政府与社会"三位一体"式的实践路径,才能切实奠定核心地位和有效统领其他社会价值取向,才能有效转化为公民的普遍道德共识和自觉道德行为。     

维护军人合法权益问题研究

军人合法权益事关国泰民安。当前由于我国军人合法权益在立法和实践上存在一定问题,造成了军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因此要切实保障军人合法权益,有效提高军人法律地位,提高认识,更新观念,将军人视作"着军装的公民"和"肩负特殊使命的公务员";完善规范军人的权利和义务体系,不断加强军人工资待遇、复转安置、申诉救济、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的法制建设。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发展演进与时序变迁:价值嬗变、公民转向及工具更替

合作生产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模式,自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公共管理领域以来,获得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也经历了"寒冬"到"暖春"的曲折发展过程。嵌入公共管理、服务管理、经济管理等思想的合作生产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差异,作为连接服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渠道,亟需多元"公民社会"主体的参与。同时,基于Web2.0的技术革新则是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工具支持。已有研究多从微观层面研究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内涵界定、类型划分、参与主体,但鲜有学者从宏观层面俯视其发展变迁的过程。事实上,随着时序的变迁,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主导价值理念"、"角色导向转轨"和"工具技术发展"都发生着蜕变。在逻辑理念层面,传统官僚科层制与新公共管理时代遵循"以制造为主导的逻辑";新公共服务与服务管理理念遵循"以服务为主导的逻辑";而网络化治理和数据驱动下遵循"以公民为主导的逻辑"。角色导向转轨下,公民参与阶梯呈现出"政府主导操纵,公民被动输入"向"合作伙伴,共享互助"的转变;主体边界从"个体层面"向"群体和集体层面"延展。工具技术更替下,官僚制效率引导下的"科学管理"向数据驱动下的"开源服务"进阶。其中,"价值逻辑"是服务目标的"方向指引";"公民转向"则代表了合作生产服务对象的"身份位移";而"工具升级"则更加直观地反映出服务执行的"行为驱动"。本文拟从"价值嬗变、公民转向及工具更替"三个层面探析其发展演进的变化趋向,希冀通为未来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对长兴“教育券”政策设计的几种社会期待的分析

教育券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多赢"的手段,社会各方试图将基础教育中的许多疑难杂证,通过这套方案予以解决.但政府执行某种政策,不过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解决某个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并表现了政府的价值取向.最终的政策发展取决于问题是否在决策者的价值取向范围内,而不是社会舆论的预期.     

论民事诉讼程序正义

现代司法理念包括法官中立、审判独立、程序正义、公平与效率等程序,其中,最主要、最典型、与公民联系最密切的是审判程序,尤其是民事审判程序,因为它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精神.程序过程具有独立性价值,其本身的正当性是实现实体正当性的前提条件,与实体处于同等的地位.程序正义理论的广泛应用,将有利于"程序工具主义"的淡化和消除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