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儒、佛关系初探——以康有为为中心

清末儒、佛关系问题长期被学界所忽视,本文拟以康有为为研究突破口,试图探求清末儒者对于佛教的基本态度。研究发现,康有为始终坚持以儒为主,以佛为辅。但有别于先贤们严儒、佛之辩的教条主义,他认为在坚持以儒学为中心的前提下,可以采取功利主义态度来对待佛教,即当佛教资源有利于儒学时,他可以直接大胆地拿来使用,也毫不吝啬赞美之词;当佛教思想有违其价值理念时,可以毫不留情地大肆贬低。检视清末诸派,概莫能外。     

对佛教造像手印的现象学思考

佛教的造像手印是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一尊佛有不同的造像手印形式,造像手印不仅是受到当时审美的影响,关乎到佛像的整体美感;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直接指向了佛法佛理或者说是佛本身,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和佛教精神理念是同一的,这关乎到造像者对佛法本身的领会。     

柳宗元与佛教

柳宗元一生好佛,原因非常复杂。其中既有社会方面的原因,又有个人方面的原因,还有佛教方面的原因。具体地说,既有学术上的社会根源和思想基础;又有自己政治上受挫之后,精神受到打击,在佛教中寻求慰藉和解脱,从而皈依佛教的虔诚信仰;还有对佛教基本理论,尤其是对天台宗中道观的思想认同;更重要的是对佛教辅佐教化、阴翊王度、俾民逍遥等社会作用的赞赏。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些问题。一社会根源思想基础柳宗元的学术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兼采百家学说。在儒家与佛教的关系上,他与当时尊儒反佛的韩愈截然不同,提出了“统合儒释”(《柳宗元集》…     

大足石刻是佛教援儒入佛的集中体现

正大足石刻是世界文化遗产,石窟造像七十五处,造像五万余尊,铭文十万余字,所以享有"石刻之乡"之美誉。大足石刻在内容上集佛、道、儒三教造像之大成,以浓厚的生活化、世俗化在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其中以佛儒造像为最,使源于印度的佛教造像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在大足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佛教传入巴渝时,儒学占有显著的地位。由于佛教的基本教义和儒学的忠、孝、节、义思想有相违背,所以他们互相攻击和对抗。佛教为了在中国得到发     

复兴佛教的北魏名僧昙曜

正昙曜,北魏名僧,姓氏、家世、生卒年月均不详,以复兴佛教而著名。当时北魏太武帝下令废佛,致使佛教事业凋敝不堪。废佛令七年之后,主事者崔浩、寇谦之及太武帝相继离世,佛教复兴事业始现生机。昙曜积极致力于复兴佛教事业,在各种复佛事业中,昙曜所开凿的云冈石窟可谓当世之冠,是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灿烂的奇葩。由他所确立的"僧祇户""僧祇粟""佛图户"制度,改善了当时一大批受凌辱者的经济生活,为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论北魏太武帝与华北乡村佛教的发展

佛教在传入我国内地初期,僧人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寺院里,在我国乡村地区活动很少。北魏太武帝统治时期,由于太武帝的一系列限佛、灭佛政策,迫使僧人离开寺院,转入北魏统治较为薄弱的乡村地区活动,使佛教在华北乡村较快地发展起来,对佛教及整个北魏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贵州土司流官崇佛兴寺考述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化愚民,弭边患”的政治目的,对西南边疆佛教尤为重视。受倡教政策的支配,明代贵州地方土司流官大肆兴建寺院,崇奉佛教。其具体表现是：一、在贵州大兴佛寺,遍及境内各府卫;二、热衷铸造佛钟,致使贵州历代宰官铸造佛钟之多,无有逾于明代者;三、向明朝历代帝王、太后请赐黔中寺名以及兴建皇家寺院。由是亦使明代贵州佛教出现繁盛景象。     

什么是活佛与活佛转世?

十世班禅的圆寂和十一世班禅的继位，让许多人都知道了活佛转世，但什么是活佛，什么是活佛转世，却并不十分清楚。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的一种独特的传承方式。它把佛教之的灵魂不灭、业力自如的教义和佛。菩萨圆觉解脱、化身降世、普度众生的思想融为一体，得到佛教其他教派的认同。活佛转世，在佛教教理上说，为佛教的三身说所支持。佛教三身说就是指佛有三身，一为投身，投身时隐时现；二为法身，法身从来不显；三为化身，化身随机显现。活佛就是佛的化身。佛教的佛与神不一样，他原先也是世俗之人，就象佛祖释这年尼因不堪世间之苦，出家…     

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从王维对闲适的吟咏看“无念”、“无相”、“无住”的禅宗思想

王维是我国文学史上有名的"诗佛",其一生的文学作品中,对闲适生活的吟咏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并且形成了其独有的恬淡空灵的特色,究其缘由,与其对佛教的深刻造诣分不开。本文试从其闲适诗与佛教的交汇之处,浅谈王维的"无念"、"无相"、"无住"的禅宗思想。     

论《坛经》的“即心即佛”

"即心即佛"一语出自于六祖慧能《坛经》1中的《机缘品第七》。在印度佛教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由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根源,心性论在其发展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从天台宗就有其肇端,但直到六祖慧能,心性问题才被推向极致。慧能在继承印度佛教经典和吸收了儒道思想传统基础上,直截了当地把佛性归诸人的心性,提出了心外无别佛和自性自度的修行主张,并采用直指人心的顿悟方式把入世与出世统一起来,使"即心即佛"作为禅宗的核心思想被明晰化、日常化。     

“六祖革命”与佛教中国化

“六祖革命”是指慧能对传统佛教观念及其修行方法所做的一系列变革、革新.它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使中国佛教表现出明显的入世性、儒学化与心性化特征.这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基本完成.“佛教中国化”给予后人深刻的历史启示,即必须确立一种文化自觉精神、确立中华文明的自性,以“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的无上智慧铲除、廓清...     

胡适与佛教

胡适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反对的是宗教迷信,对于宗教哲学和宗教信仰并不完全反对。他的容忍思想体现了科学主义信仰中的准宗教音调;他的新宗教观援自儒家＂三不朽＂;＂管取佛欢喜＂体现了胡适对佛教奉献精神的吸收;胡适对佛教由神秘体悟到科学研究对佛教转型起到一定作用;他选择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研究佛教。     

知识纵横

知识窗佛教的三大系甚罗佛教按其流传情Ｒ和书二经典所使用的连又，分方各八一日语系的佛教，即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大巳天；语系佛也语系了又分为各八教派。汉语系佛教，三要包。Ｚｄｉ国的汉族地区、日本、皂鲜、越中多国。佛教徒所民经文都是汉文的。过查一形称为大...     

佛指舍利热台岛

据台湾媒体报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佛指舍利,从祖国大陆运抵台湾,供台湾民众瞻仰37天。祖国大陆对此事很重视,组成了由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叶小文、中国佛教协会二位副会长圣辉法师、刀述仁、法门寺住持净一方丈以及24位中国佛学院的高年级学生的恭送团,护送佛指舍利。星云、惟觉等台湾佛教界四大山头、九大门派以及吴伯雄、廖正豪等五大佛教社团代表,还有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台湾佛教信徒,虔诚地恭迎佛指舍利,场面非常壮观。一时间,佛指舍利火爆台岛。     

中古时期的佛教与民族边界

由于儒士与道教的排斥及政府禁止汉人信佛的法律限制,佛教自汉代传入至西晋时期,信仰者大多为“羌胡”,佛教在一定程度及范围内,成为民族边界标识的工具|十六国北朝时期,政权建立者因其民族身份,对“夷狄之神”佛教大力支持,以此凸显其民族身份,但汉人信仰佛教禁令的解除,形成了“胡、晋略皆奉佛”的局面,又在宗教层面上弥合胡、汉民族边界|北朝时期,太武帝与周武帝在极端反佛的方式下,也有摆脱本民族印记、认同华夏的意图|隋唐时期,困扰内迁胡族的胡、汉冲突与儒、释、道三教论争,得了比较圆满的解决,佛教成为胡、汉共同的信仰,促进了共同民族意识的产生。     

略论佛教的生死观

人生最大的事情是什么?是生与死!自古以来,生死问题就是人类最为关切的问题。也是任何一个宗教都必须解答的问题。在中国,儒道释三足鼎立,而儒者慎言生死,故生死之事多由佛道包揽。佛教的核心就在于能解生死、破生死、任生死,"生死大事"四字足以说尽其存在的意义。"生死即涅槃"是佛教解脱论的真髓所在。本文从佛教的本体论(缘起论)、轮回论、涅槃论三方面对佛教的生死观进行简要阐述,并在佛教生死观的基础上对佛教了脱生死的方法进行讨论。     

新时期佛教复兴的见证——读袁普泉《灵山缘》

佛教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域佛教国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博士弟子景卢从伊存受浮屠经。公元65年(汉明帝永平八年),汉明帝给楚王刘英的诏书里褒奖他“尚浮屠之仁祠”,并将诏书宣示各王,可见朝廷提倡佛教。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中国化;梁武帝时期,南朝佛教登上了高峰。唐、宋、元、明、清时期,佛教有了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佛徒、居士在我国众多,僧、尼各得其     

论支遁诗文之玄学化佛菩萨及高僧

支遁精于佛理，又学擅《老》、《庄》，其诗文中高度玄学化的佛菩萨及高僧形象，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在玄风昌炽的东晋，佛教图风易行，玄学化的佛菩萨易为士人接受。支遁所塑造的这些形象尽管亦佛亦玄，召士气十足，但绝非玄学名士。玄学化是方便教化的权宜之计，撩开玄学的面纱，可以窥见其佛高于玄的真正意图。     

“西天佛地”印度行

对印度神往已久。那是因为信仰佛教的国家与民族都把印度这一佛教的发祥地想得如梦如幻。笔者怀揣着好奇与期待,飞行了两个半小时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开始了探访传说中的“西天佛地”的梦幻之旅。     

三宝殿

三宝殿人们常说“无事不登三宝殿”。那么何谓“三宝殿”？三宝是指佛教中的佛、法、憎，“三宝殿”即佛教寺院中佛、法、僧三个主要活动场所。“佛”是佛教信徒“大众登场藏事”的地方，如“大雄宝殿”；“法”是佛家“珍藏经典”之所，如“藏经楼”；“僧”是指和尚“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