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法典化运动中的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法典化是现代民法法典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的基本任务，一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典的连接，二是在民法典之外再设专门法典，概称为“入典”和“成典”问题。近代大陆法系国家是以“物权—债权”的物质化财产权结构作为民法典编纂的“范式”；进入20世纪以来，经历了体系化、现代化改造的知识产权法“入典”，成为“范式”民法典的历史坐标。与此同时，知识产权立法从单行法到法典法，已成为法律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趋向，并表现为先民法典后知识产权法典(或工业产权法典)的法现象特征。中国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道路，宜采取“两步走”的方略：第一步，在民法典中实现对知识产权法的“点、面”链接，满足知识产权作为私权的理性回归；第二步，制定专门法典，实行知识产权法一体化、体系化的理性安排。     

理性人标准在知识产权法中的规范性适用

商标法中的“相关公众”、专利法中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及版权法实践中的“普通观察者或听众”等拟制人格与传统法律上的“理性人”概念在构成和功能上无实质性差异,在学理和实践中经常被视为知识产权法语境下之“理性人”。分散于知识产权法不同领域中的理性人标准具有极多共性成分,“公因式”的提取可以为其适用提供更为简便和协调的路径。理性人标准适用于客体适格性确定、侵权判定及权利解释等知识产权法领域。在对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进行拟制时,应考虑所属群体范围、认知水平及时间选择等要素。知识产权政策目标定位和围绕着知识产品的“物化”环境两个因素影响着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标准的确定。实际判断者与理性人之间认知偏差的矫正以及理性人标准的类型化是解决我国知识产权法中理性人标准“客观化”障碍的主要路径。     

自主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

近年来，“自主知识产权”或“自有知识产权”等词常见于政府官员、科技界、企业界、新闻界的讲话和报刊中。究竟什么是“自主知识产权”或“自有知识产权”，它与知识产权有何不同？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使用者只是提出了概念而没有任何界定或说明，而且从内容看，提到的“自有或自主知识产权”取得、保护等问题也与知识产权的规定没有差别。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国外资料中未出现过这一名词。鉴于这两个名词在目前使用上的通用性，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将不做区分。一、关于自主知识产权的定义和性质关于“自主知识产权”，在法律界是一个有…     

法官角色视野下的裁判理性——以2005“中国法官十杰”先进事迹介绍为分析范本

我国法官角色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角色丛。法官角色多元性导致了法官常会同时受到多种社会角色规范的调整与制约，导致其裁判行为往往围绕着“了断纠纷”展开，努力以“案结事了”结束，而不过分在乎是不是能够呈现完美的“规则之制”。这一法官角色视野下的裁判现象所呈现出的裁判理性，彰显了一种正在东方与西方的法律文化之间穿行超越的裁判理性，表现为裁判文化的融合；揭露了一种仍在传统模式与现代格式之间彷徨徘徊的裁判理性，表现为裁判方式的转变；昭示了一种正艰难地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选择取舍的裁判理性，表现为裁判价值的重构。     

信息、知识产权与中国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

一、信息、信息产权与知识产权 从上一世纪80年代,人们就开始普遍使用“信息社会”这一概念;90年代后,“信息高速公路”、“信息公开”、“信息化”等等,是口头及书面使用率均越来越高的日常用语。“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及“获得享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更是近年来政府文件及新闻媒体经常提到的。而信息与知识产权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则较少被人提起。     

知识产权侵权审判中抗辩事由、产生原因及消解途径探析

知识产权侵权审判中的抗辩是指原告诉被告侵犯其知识产权，被告以自己也拥有合法的知识产权而提出的抗辩甚至反诉，表现出“谁侵谁的权”的诉讼对抗。因此研究其抗辩事由、产生的原因、消解的途径，为解决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世界需要统一的知识产权制度

“世界是否需要统一的知识产权制度”对于这一问题目前争论的焦点是：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害。我认为不论一个国家处于什么发展阶段，是前工业时期，还是后工业时期，或是知识经济时代，从平衡的角度来看，世界有必要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制度。关于统一的知识产权制度在这里，我一的知识产权制是讨论如果实5一种制度后，那会产生什么二果。应该说这个制度的结果比这个制度本身的内容更加吸引人。但即便如此，为了准确定义统一的知识产权制度这一概念，我们还必须阐明一些相关的术语起们所倡议的这个统一的制度的第…     

信息与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

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在建立了知识产权制度已经2 0多年的中国,本应不成为问题。但近年国内因有些人力图打造“自己的”所谓“体系”而远离了常识,也有人在将“信息”与“知识产权”相关联时,往往发生困惑与歧义。【1】因此,今天论述信息与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并不显得多余。尤其在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了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中国也正在研究本国的知识产权战略的今天,只有真正明白了“是什么”、“为什么”之后,才可能进一步讨论“做什么”。　　一、总论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1】指对特定智力创造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或者说是以特定智力创…     

“知识产权学”的学科体系建构

“知识产权”加上一个“学”字，可以引导人们关注“知识产权法”之外的其他知识领域，进而为建构知识产权学科提供理论支撑。“知识产权学”以知识产权法学为底色，以知识产权经济学、知识产权管理学、知识产权信息学、知识产权社会学、知识产权教育学、知识产权史学、知识产权哲学等为“四梁八柱”，共同构成“知识产权+”学科群体。以此为基础，从“知识产权学”理论体系和专门方法的形成、有关科学家群体的出现、有关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开展有效的活动、有关专著和出版物的问世等四个方面，加之行政和司法体系、法律政策体系、职业职称体系的现实策应，可以清晰呈现“知识产权学”的学科体系概略。     

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有的人分不清“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知识产权涉外保护”的区别。当提到将“国际保护”列入国际公法范围时，他们认为这是混淆了“公权”与“私权”，认为一国在保护外国人的知识产权时，只能依本国民法（即私法）。事实上，这里讲属于国际公法范围的，指的是一国怎样依照它加入的公约的要求，以“国家”的地位调整其国内法，使之符合公约，从而在其以国内法从事涉外（及不涉外）的保护时，不致违反国际公约。这与“以国内法进行涉外保护”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国际法领域称为“国际公法”的，是真正的国际法，而称为“国际私法”的，则是各国国内的涉外民事诉讼法     

论<<仁学>>与近代士人知识结构的转型

《仁学》一经问世，对知识界震动巨大，影响深远。西学的介入，是导致谭嗣同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反映在《仁学》中，则表现为对一元的、封闭的、实用的传统型知识结构的突破，代之以多元的、开放的、理性批判的新型知识结构的萌芽。但《仁学》仍是以中学为主体的。“天下一统”观念、凡事求同的思维定式及实用理性依然沉淀在其知识结构的深层，束缚了其知识结构的转型。这同样也是戊戌时期士人知识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1999年软件著作权登记情况综述和评析

一、1999年软件登记情况综述 计算机软件是人类知识、经验、智慧和创造性劳动的结晶，是一项典型的知识产品，并蕴涵着多种知识产权。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知识产权的商业化运作，知识产权成为软件企业的一项重要财富，表现为：第一，高新技术企业创造的是知识产品，必然从传统有形资产积累转变为知识的积累，知识产权成为企业实力的象征；第二，以拥有专利、商标、著作权等为知识产权数量，作为企业综合经济技术实力的砝码，以及市场竞争的“武器”；第三，高新技术企业是以知识作为产品，当知识产品进入市场后，则完全依赖于对其知识产权…     

论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的知识产权立法导向

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都以成文法为主。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具有知识产权立法的完全或部分创新的“自主”型导向共性，又具有国情及时代特性。中国改革开放后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了尽快建立和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主要采取将对外缔结或加入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转化为国内法的“履约”型立法导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在继续这一立法导向的同时，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有关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要求，应在立法中兼顾条约转化后的适用及其解释，以及根据科技创新体系的法治保障需要而转化条约义务的“统筹”型立法导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有创新立法的“自主”型导向，形成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立法，以期深度参与并引领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制定。     

当代世界知识产权政策的生成背景与动因分析——以TRIPS协议为中心

以TRIPS协议为主要法律依据的当代世界知识产权政策的背景与动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信息技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为其提供了技术背景；其二，“知识经济”形态和跨国公司“U”形价值链的商业模式构成其经济基础；其三，发达国家的“利益集团政治”和“寡头霸权”型全球治理架构则构成其政治条件。在上述背景下形成的当代世界知识产权政策，其正当性和合理性当存在一些疑问。     

解释与转型：知识产权去“智力化”的阐明

知识产权制度正日益呈现出一种去“智力化”的倾向,越来越多不体现人类创造性的客体进入了知识产权的范围,以致很多学者开始惊呼知识产权在向所有权蜕变,但这显然是一种误解。本文基于一种本体主义的阅读进路,对知识产权语言中“知识”和“产权”之本质展开了解读。“知识产权机制”并非是人类智力成果的权利集合,而恰是一类产权构建技术的集合,是一类产权建构技术的代名词;知识产权机制与其说是统帅“智力成果”的范式类型,倒毋宁说是统帅“信息成果”的范式集合;知识产权制度去“智力化”之倾向并不是知识产权机制变异的表现,而恰恰是制度本身的一种良性回归。尽管如此,修改知识产权概念,使其内涵引向信息财产乃消解知识产权机制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紧张对抗并非为最优安排;相反,构建一个更加上位的信息产权制度,使知识产权机制向信息产权制度演进则乃人类面临未来信息时代的最优选择。这既有利于知识产权机制的正本清源,也有利于人类社会未来的信息繁荣。     

《知识产权基本法》:新的知识产权立法模式

我国应立足现实,建立起由《知识产权基本法》统领的各单行知识产权法规并行的新的知识产权立法模式,这是对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在新的形势下的理性定位,还知识产权制度以应有的地位。     

我国将立法促进软件与集成电路发展

4月16日，“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成果展览会”在北京军事博物馆拉开序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组长吴仪均亲临现场参观了展览。这是我国首次举办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内容的大型展览，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保护工作成绩的一次全面展示，也是开展公众教育．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一项举措。     

公共领域的价值基础——兼评江宜桦的《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

“公共领域”是现阶段学界热议的话题之一，同时公共领域对政治社会民主化和公民意识提高的推动作用又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本文通过对江宜桦教授“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一文的评论讨论了什么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主体应该是谁；公共领域的特征和公共领域理性沟通的条件等等。并通过分析得出无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是如何的多元，其道德基础都是“善”和“正义”，这也就是“公共领域”的价值基础。     

知识产权权利冲突解决方式之反思

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是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的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通常主张“撤销在后权利”。然而，撤销在后权利这种方式存在着种种缺陷。从法经济学和民法善意取得原则出发，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应区分“善意”与“恶意”。对于“善意”之情形，可实行强制许可以达到效益最大化；对于“恶意”之情形，则应撤销在后权利以保护正当权利。     

论法律渊源--以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为视角

从法律方法的角度看法律适用是一个关于“法律是什么”的认识理性 ,而法律适用中法律渊源内部冲突的解决是一个“如何实现法律”的技艺理性。从两者的关系上看 ,认识“法律是什么”是“如何实现法律”的起点 ,“法律是什么”也仰赖于“法律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