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宪政,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宪政的目的性价值基础是"以人为本",它要求保障和实现个人的权利或基本人权。服务型政府,即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以公民本位、社会本位为指导原则建立的政府。本文以宪政的基本要素,民主、法治、人权等方面与服务型政府的内在契合性为切入点,在分析服务型政府的概念的基础上,从理念、模式、程序、规则等方面对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提出了建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宪政考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制订已列入我国立法议程。为了保障宪法至上的立法原则能够实现,从宪政的角度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实属必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宪政地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民主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中的"有限政府"原则和人权价值观等方面观察可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征求意见稿)需要进一步完善,以进一步提高立法的科学性。     

宪政视野中的责任政府建设

责任政府建设对宪政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宪政建设的题中之义,是宪政建设的基本要求和根本的保障.在宪政视野中,责任政府建设就是要使政府成为民主政府、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服务政府,从而防止政府腐败、保障政府服务人民.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加速政府理念更新、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加强政府权力规制、完善政府责任制度.     

驳反宪政的错误观点——兼论宪政概念的科学内涵及意义

一段时间以来,有些人公开或不公开的反对宪政,并错误影响到决策部门.我们要实现法治,就要毫不含糊地坚持宪政理论和原则.宪政是个科学的概念,内涵包括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人权保障与宪法至上四个要素.民主、法治、人权是宪政这一现代进步政治形态的实体内容；宪法至上,是宪政的形式要件.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以来,我国在宪政建设方面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仍然任重而道远.本文对以王一程与陈红太两位教授为代表的有关宪政概念科学内涵的八点质疑,一一作了回答,驳斥了反宪政的错误观点.     

政府管理与信息公开之法理基础

政府管理要达到“善治”的标准就必须使政府的活动置于“阳光”之下,即政府应将行政信息公开,这是政府的一项义务。行政信息之所以要公开,因为它是实现公民基本人权的必然要求;公开行政信息更是正当程序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WTO规则的重要体现;从宪政的角度讲,行政信息公开是人民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法上的公众参与理论也论证了行政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关于政府抽象行为品位的思考

提升政府抽象行为品位,对于促进法治和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强化和发展政府及其部门的宪政和人权观念,为政府法制机构准确定位并有效发挥其在政府抽象行为中的作用,在政府抽象行为中衡平权力和权利表达的各种利益关系,重视政府抽象行为的程序保障,建立和发展政府抽象行为的评价和修正机制,发展监督制度,加强对政府抽象行为的监督,将政府抽象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全面促进政府抽象行为广泛和深入地反映法治行政的时代主题和体现人权尊重与保障的现代精神.     

中国宪政建设中的人权保障问题研究

人权是宪政建设的目的,宪政建设是人权的保障,两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从人权的基本要求和宪政的内涵出发,通过对比中外人权现状,对现今中国宪政建设中的人权保障问题进行了再认识。     

人权原则的"应然"与"实然"

宪法原则贯穿着宪法规范,指导宪政事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指出在世界各国人权原则都是宪法原则的重要内容人权原则的宪法运用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标志宪政事业的发展。并且与其它宪法原则一样,人权原则的发展需要体制的保障。     

宪政视野里的人权观念重构

在我国现已加入多项国际人权公约的背景下,我国的现行文本宪法仍未引入国际通行的人权概念。本文试图从宪政体制的视野,针对宪政体制和人权保障,宪法文本的阶级话语和人权观念的冲突的角度,分析并认为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理论思维去指导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思维去建构我们的宪政体系是我们现行宪政体制中人权认识上步入误区的原因所在,也是我们在宪政视野中对人权价值观念进行重构的起点。     

浅议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制度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总则,彰显我国立法的进步.但是,从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角度上讲,我国仍存在很多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本文简要分析了刑事被害人及其人权保障的不足,认为要进一步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应从建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被害人司法审查制度,赋予刑事被害人上诉权等措施展开.     

宪政视角下的听证权初探

听证权是一种从宪法正当程序和其他基本权利中推导出的宪法性权利,是保障其他权利实现的权利,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一种程序性权利。听证权的制度化建立在主权在民的深厚法理基础之上,集中体现了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权的宪政理念,它能够加快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宪政化步伐,对实现社会正义、形成宪政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是宪法实施的重要制度机制。     

宪政视野下检察行为的规范与创新——以刑事诉讼参与人权利保障为视角

宪政的设计和运行程序集中表现为权利保障与权力控制二者之间的张力。宪政与检察行为的内在逻辑在于人权保障,宪政的基调决定着检察行为的品质。在宪政环境下,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以保障人权为终极价值,通过规范、创新检察行为,避免对公民个体权利的侵犯,最大限度地保障各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正当程序的宪政之维

正当程序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已经得到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认可。它对一国宪政的发展具有树立宪法权威、建构法治、控制权力和保障人权等价值。针对我国的宪政现状，应从改造人们的程序观念、增加宪法的程序性条款、完善我国的程序法律和程序控权与保权的制度设计等几个方面入手构造正当程序，以推动我国宪政建设走上更成熟的道路。     

从权利救济宪法保障论公益诉讼制度

在各国宪法上,都会规定权利救济基本权的保障,其作用是在于给予人民排除不法侵害权益,并维护享有完整实体权利的机会,借以实现有权利即有救济的宪法保障原则。就行政诉讼而言,原则上虽须主张其诉讼和其个人权利有关,人民或团体才可享有诉权,但是,立法者另外得以法律明文规定,准许人民或团体为维护公益,对无关自己权益的事项提起行政诉讼,此时人民或团体也可享有诉权。在此,我们看到宪法上保障的权利救济基本权,除了作为主观权利的功能建构外,仍然存在作为客观法的建构可能性。也就是说,公益诉讼是立法者为了落实权利救济基本权的宪法保障,所设计的一种客观的制度性保障,而可以作为权利救济基本权在客观法上的功能建构。因此,本论文即从自我实现作为基本权的本质出发,尝试探讨基本权作为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法特征及其功能,建构公益诉讼作为权利救济的制度性保障,并借助德国行政诉讼上的团体诉讼制度,以分析公益诉讼在制度设计上的根本困境。     

比例原则的理论基础探析——以宪政哲学与公法精神为视角

比例原则不是凭空而来的,其产生、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传统背景。作为一个公法上的原则,由于其探讨的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是宪政哲学乃至公法哲学的基础,因此,比例原则是立基于宪政基础之上的。此外,在现代公法体系中,法治原则、宪政思想的确立及人性尊严、基本权利保护的确立,成为现代公法精神的载体,是公法追求的内在价值,这些也为比例原则提供了坚实的法精神基础。     

论人权原则与政府信息公开

人权原则以及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体现了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成就和历史性进步。人权原则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人权原则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具有抗衡权、正当程序实现权和保护请求权等应然权利。本文将人权原则理念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两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以求达到人权原则对政府信息资源运用的理性指导与控制,进而构建政府权威信息源头地位。     

宪法保留：对基本自由权利限制的限制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要求某些重要事项必须留给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目的是约束行政权,防止行政权滥用,并在客观上要求司法机关依法裁判;然而,宪政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有限政府的理念,即使是立法机关的权力本身也应当是有限度的。实际上,宪政国家违宪审查制度的普遍确立正是主要基于对立法权滥用的矫正;而我国从依法治国到依宪治国思路的转变也在事实上承认了立法权本身存在滥用的可能。因此,从法律保留到宪法保留,是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权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立基于对多数决暴政的恐惧和对有限政府理念的信奉,它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宪法一手承认人民基本自由权利,而法律的另一手却又予以剥夺的弊病。     

民初政体模式失效的宪政文化反思

辛亥革命以革命的方式取缔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合法地位,制定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设计了资产阶级的政体模式,是中国历史上制度文明的一次飞跃。然而资产阶级的政体模式并没有因为其历史进步性而获得实践的合法性,民初的政体模式以失效而告终。失效的深层原因在于宪政文化没有根基。清末民初广大民众的宪政文化是缺失的,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宪政文化总体上是异化的,这使得资产阶级政体模式因缺乏宪政文化基础而不能成功。     

"农民工"平等权的宪法保障

农民工的权利平等是一个宪法问题,其基本权利的保障必须在宪法层面上予以解决,即农民工的权利应当得到国家政府的平等关切;农民工平等权利需通过宪法诉讼与宪法救济加以实现;国家需修正分配平等的理论与政策;废除农民工的观念歧视.     

政府信息公开与反公开的冲突及其消解

政府信息公开的本质就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然而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概念、范围界定不明确,信息的价值属性,知情权与保密义务的矛盾等原因,使得政府信息公开与反公开的冲突在所难免。因此我们要适用人权保护、利益衡量、权利可克减、程序正当等原则;准确界定豁免公开的范围,建立信息安全、准确保障制度,完善信息豁免公开程序以及构建反公开诉讼机制,以合理有效地消解公开与反公开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