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精神：我国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的根本价值取向

公共精神实质上是一种关心公共利益的精神,针对理论上的需求与现实的不足,将公共精神作为我国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的根本价值取向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通过公务员“一心为民”和“公正公平”等意识的培养,以及法的力量、社会团体与公民的力量、社会舆论的力量的制约,即由内生机制与外生机制的相互作用,必将使公共精神作为指引政府人力资源开发的根本价值取向。     

部门利益冲突的解析与防治

当前“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现象，以部门利益冲突加大了政府机构运行的经济成本，同时加大了我国的社会和政治风险，公权力和经济利益挂钩与政府职能划分不清及其行政监督不力是其重要原因。只有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和加快大部制改革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事相分离，开才能切断利益与权力的关系，只有加强公共行政立法和行政监督来消除本门利益冲突，才能防止政府的公共权力被具有私利的主体所分解，所以，“发展和谐服务型政府”，为社会公正提供有效保障，是以实现政府从“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的必由之路。     

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新公共管理是一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以市场价值导向为取向,追求经济、效率和效果的政府公共管理革命。分析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基本思想及其行动特征,对中国政府公共管理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行政改革理论之价值取向的反思

我国行政改革的理论依据及其蕴涵的价值取向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府理论的民主与服务取向;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制度与效率取向;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管理与市场取向;公共治理理论的社会化参与与管理取向;全球化理论的国际性取向。我国现阶段行政理论的价值状况可评判为:符合世界性与时代性潮流;尚未找到中西合璧的最佳契合点;借鉴成分过多,独创性东西不够。当前我国行政改革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应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民主与服务是永恒的追求;制度与效率是现实保障;管理与市场是薄弱环节;服务社会化与参与治理是发展趋势;国际化是发展之路。     

超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五个理论视角——基于西方"后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阐释

风靡全球二十余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逐渐陷入了认同危机.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改革先锋国家先后启动了"后新公共管理"改革.此轮改革在价值取向、机构设置、权力配置、信息技术和行政文化等五个维度对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了扬弃与超越."后新公共管理"改革试图通过价值重构实现从单维价值取舍到多维价值共融;通过机构霞组实现从机构裂化到整体协同;通过权力调适实现从过度分权到适度集权;通过技术再造实现从有限开放到信息共享;通过文化重塑实现从彼此竞争到相互信任.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已经累积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理论模式与实践经验,并逐步成为其他发达国家开启新一轮政府改革的效仿典范.     

公共权力腐败的利益冲突根源

庄德水在2011年第4期《中共中央党校学报》撰文认为，利益冲突是国家公职人员在公共行政的过程中，受私人利益的干扰，导致价值判断和政策取向偏离公共利益的要求．发生私人利益与公共职责相抵触。在本质上，利益冲突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包括公共权力的递延化和期权化，是公共权力发生腐败的重要根源。当前，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公职人员更容易发生利益冲突问题。他们直接参与包括政府合同、政府工程、政府采购、公共事业招标等经济活动。在处理具体公务的时候，他们掌握自由裁量权，     

政府公共管理新理念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运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日益完善,传统公共行政的那种僵化的、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式的观念正在被新的政府公共管理理念所替代。本文透析了我国政府在进行行政管理改革的进程中所暴露出的一系列有关政府公共管理事务能力、国民素质、非政府组织、政府外交管理事务、政府行政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等方面的问题。最后认为,当前我国应该采纳新的政府公共管理理论,重塑公共政策的价值起点,加快新一轮的政府体制和职能改革,早日使我们的政府变成真正的“统一、高效、公正、廉洁”的政府。     

元代以来地方行政价值实现的审视--结合“公共管理模型”与“地方行政史例”

基于Christopher Hood公共管理三重价值的视角，选取元以降（元、明、清、民国）四个历史单元为案例，审视和比较其地方行政的演化轨迹、横纵架构和运行成效。尝试一个“西方当代公共管理理论”和“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实践”相结合的独特研究路径，结合“管理模型”和“史料分析”，构建一个地方行政价值实现的框架模型（LAVAM），探究地方行政的纵向组织层级、横向权力统分与公共管理三重价值——公正、效率、稳健之间的联系与规律，以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研究方法剖析元以降地方行政历史演化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启迪地方行政改革与央地关系探索“，以今审古”“、以古鉴今”。     

从“效率”到“服务”——政府管理新理念

西方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至上、新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新公共管理的市场与顾客导向到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服务为本的嬗变。以“服务”为价值取向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必将成为政府管理新概念。     

西方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经验及其借鉴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西方国家掀起了改革政府的热潮。从西方国家改革的实践看,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按照新公共管理的要求展开的: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将“掌舵”和“划桨”分开;运用市场原则,引进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强调顾客导向。西方国家行政体制改革可供我国借鉴的特点是:改革目标上的效率和质量取向;改革措施上的分权趋势;改革的良性循环。     

建立公正、高效、透明的地方公共权力机构

我国目前已是WTO的成员国。加入WTO对我国地方政府具有重大的影响。而目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管理职能、运行机制等方面与WTO规则要求都存在差距。我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应遵循职能优先原则、综合服务原则、开放规范原则、信息网络原则 ,以建立一个公正、高效、透明的地方公共权力机构     

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创新——基于社会公正的视角

社会公正与社会管理创新密切相关.一方面,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准则,社会公正对于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具有重要的导向价值和引领功能；另一方面,社会公正的实现必须以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创新为基本依托和重要条件.当前,社会公正视野下我国政府在社会管理职能创新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制度不公、社会权利贫困和公共权力腐败.应对这些挑战,政府需从保证社会分配的正义、确保社会制度的公正、保障社会权利的平等和实现公共权力的合法等方面变革和创新社会管理.     

论"公共领域"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在当代中国的运用

公共领域是政治、社会哲学思想中的重要范畴,是指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自由交往空间。公共领域以日常语言为交往手段,以“理解”为交往前提,以“开放”为交往取向,旨在通过自由、充分的商谈形成高质量的公共意见,并以此为载体实现反映社会问题的“信号”功能和对政治系统的批判功能。当前,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大力培育公共领域的参与者、自由的交往空间和独立于政治权力的传媒,从而保证我国公共领域的成长。     

论新一轮事业单位改革“社会化”取向

事业单位改革“社会化”取向,指公共服务提供,更多地依靠社会、更少地依靠政府“。社会化”仍然是新一轮事业单位改革取向,但新一轮事业单位改革“社会化”取向有其特殊的规定性,以政府正确履行其维护社会公平责任为前提。公共服务提供强化政府责任,指强化政府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主导安排者的责任,体现公平优先的价值导向;强调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指基本公共服务中准公共服务生产,引入社会力量,打破行政垄断,以竞争倒逼事业单位改革,构建提供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的公共服务市场,以契约方式提供,体现兼顾效率的价值导向。重新认识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角色与重建公共服务管理体制,是新一轮事业单位改革“社会化”取向有效实现的策略。     

论我国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三维建构

社会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多维性.我国的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应是三维的,将效率、公平确立为我国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将以人为本确立为我国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取向,将公共幸福确立为我国公共政策的终极价值取向.     

论社会公正与政府的公共性

公正与效率是社会和谐发展的两个基本价值维度。市场经济能实现社会的高效率,但不会自发地实现社会的公正。实现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政府公共性的本质规定。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应建构"市场经济实现社会效率,政府权力维护社会公正"的社会合作模式。     

"有限政府"的意蕴及其建构途径

我国目前着力倡导的“服务型政府”与“有限政府”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有限政府”的价值取向就是“服务型政府”。善治视野下的“有限政府”,政府的权力、职能、规模以及行为方式等都应该依法受到规范,不能超越法定界限。正是基于对“有限政府”的这种理解,规范政府行为、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有限政府”。因此,重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培育健全的“第三部门”,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理应成为我国构建“有限政府”的路径选择。     

官场“权力瘾”泛滥之忧

唐亚林在2011年10月《人民论坛》（上）撰文指出：认清公共权力的性质，阻断公共权力与利益的结合与输送之路，压缩因宫位越高自由裁量权就越大而引发的腐败空间，是降低、控制官员“权力瘾”的有效良方。第一，官员“权力瘾”是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果。目前形成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个人利益政策化”这一“中国式权力异化”的恶劣局面。其后果必然是拥有权力的人不愿放弃权力，权力小的人渴求更大的权力，没有权力的人拼命追求权力。第二。官员“权力瘾”是权力商品化的结果。     

现代公共组织效率析论

对“效率”的追求是现代管理思想的源泉。而公共行政理论在产生之初便借鉴了企业组织对效率的追求。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随着西方行政改革的浪潮,原有的官僚制体系和“效率”价值取向受到挑战,这与这一追求本身的缺陷及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本文从纵向分析了公共组织效率论的演变,并尝试探讨其反映的对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思考。     

特定视域下的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价值基准之反思

对公共政策制定进行价值考量的重要前提是对"政治性公共政策"的界定.在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实践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目前,在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出现价值偏离的主要原因是公共权力的滥用;价值平衡功能的缺位;决策体制中的集权;政府能力的有限;政策制定中的价值影响等.因此,对政策制定价值基准进行反思将对我国政策制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