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互惠与乡风文明的养成机制——基于文村红白理事会的实践考察

基层群众组织是乡村文化治理的组织载体。剖析文村红白理事会的移风易俗实践发现，强制与互惠是助推乡风文明实践养成的重要方式。红白理事会移风易俗面临着村规民约与乡土观念、个人自由相抵牾的矛盾，引发合法性困境和集体行动困境。红白理事会借助说服、不合作策略、剥夺村民福利等强制手段贯彻村规民约，接着以提供服务、减轻经济负担、缓解养老难题等治理绩效获取实践认同。治理效能的互惠性促使基层政府、红白理事会和农民之间形成制度化的社会交换网络，为移风易俗提供强大驱动力。因此，乡风文明仰赖于党和国家引导基层群众组织采取约束性强的措施，通过制度化的社会交换网络将国家建构的制度规范转化为农村社会的实质秩序。     

机制变迁、多层治理与北极治理的未来

在气候变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地缘政治变化的背景下,北极地区事务正在经历大规模的态势变迁,这也必然推动北极治理机制不断演进。北极治理机制演进的轨迹与方向,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种力量在不同层面的互动与消长。北极地区事务的多样化和复杂性,从根本上要求对这些事务在多层面进行治理。本文以多层治理理论为视角,对北极治理现状及参与行为体进行考察,认为北极地区事务治理将逐渐走向有序,北极治理机制将更加制度化。北极治理是价值支配下的协调行动,而多层治理模式代表着北极治理演进的方向,多层治理下的北极治理架构将更具开放性、合法性与有效性。只有基于全人类利益理念的北极多层治理,才能实现北极地区事务的善治。     

网络视野下的社会舆情引导——以网络政治谣言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国际、国内政治利益矛盾的产物,网络政治谣言不仅是一种政治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对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具有不可低估的破坏力。其产生有国际斗争、国内矛盾,有关部门工作上的不足等原因,因此,可以从保障民生需求、维护社会公正,提高民众的谣言免疫力,加强谣言预警、健全信息公开机制,建立完善的依法查实和惩处机制,加强互联网管理的技术创新等五个方面治理政治谣言。     

善治视野下的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机制研究

地方政府是政府管理体制架构中直接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单位,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主体。善治的合法性、回应与责任性要素是对地方政府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而当前,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由于治理结构不合理,导致公共权力的滥用;公众参与不足,导致回应力的薄弱;利益矛盾冲突多发,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因而,在善治的视野下,就应积极构建高效的合作机制、有力的回应机制与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来改善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     

多元治理：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必然选择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要而紧迫的课题。现有乡村治理的结构困境与矛盾,导致基层政府公信力和效率逐渐丧失,客观上要求建立政府与社会共管共治的多元治理范式。多元治理,一方面要革新基层政府运作,重塑政府间关系;另一方面更要激活乡村民间力量,重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着力探讨乡村民间组织治理参与机制。     

社会治理下的政治空间与嵌入性互动——基于B市T区三个组织的案例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时代的到来,政府的职能转变诉求、执政党的合法性建设诉求、社会组织的发展诉求与民众对公共服务和利益表达的诉求在同一时空节点汇聚。本文以社会治理时代下B市T区这一具体时空场城内三个组织的成长为案例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适与重构,指出在社会治理时代下T区政府在原有的社会结构边缘开启供多元行动主体互动和博弈的理性政治空间。政府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间社区组织和体制内基层组织在这一政治空间内基于各自的组织需求和相互的资源依赖形成包括资源嵌入型、互惠嵌入型和合法性嵌入型等不同的"嵌入性"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理性的互动构建起国家、社会组织与社会之间趋于良性的合作机制和多中心治理的资源循环系统。     

公共利益视角下的国际互联网治理

互联网治理是互联网资源的管理和分配,当前的治理模式被发达国家主导,合法性遭到质疑,缺少国际法理的支持并且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目前的互联网治理变革还在多方的争夺和博弈中,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需要保证国家、组织等多方主体参与共管,维护攸关方的权益,符合现有国际法原则和规范.作为互联网大国,中国正积极参与到国际互联网治理中去,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互联网治理变革发挥积极的作用.     

公民科学：风险社会下知识专家与民主治理关系的重构

科技社会对民主治理的可行性提出了挑战；而风险社会也使得专家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如何处理民主治理和科学治理之间的紧张性关系，关系到民主能否在风险社会得到拯救和复兴。公民科学这一理念的引入把地方性知识以及民众的社会文化理性等带到公共决策中来，很大程度上重构了民主治理与科学治理的关系。     

论大学治理权合法性的危机与重建

合法性表明某一事物具有被接受的基础,合法性问题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以来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大学治理权的合法性需引起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大学治理权的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为制度性危机、有效性危机和学术性危机.要实现大学治理权的合法性重建,必须加强法制化建设,构建大学治理的现实基础,避免大学行政权力的异化.     

全球公域:不均衡全球化世界中的治理与权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具有非传统特性的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在现有治理秩序下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需要协调全球各行为体一致努力进行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全球共治理念的贯彻,有助于实现全球共享安全。其中,网络、极地、外太空、公海等各个全球公域的重点问题领域,亟须全球做出协调努力进行治理。全球公域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战略增长点,为各国所重视。但是,治理中仍然存在着两类权力不均衡的情况,即参与治理的富国与穷国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参与治理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它们都影响了治理的效果。全球公域治理的制度安排受限于概念模糊、划界不清、权责不明的现状,大国权力政治的色彩很容易趁机充斥到全球治理的诸多安排当中,危机治理行为的合法性。     

智慧治理的时代面向与挑战

随着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人类迈入了智慧治理时代。它呈现出超越物理时空的要素整合、平台经济时代的技术赋权和代码规制的秩序导向等时代面向;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和算法的建模塑造、自由与控制的同步增长、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的内在张力、法律变革中的规制难题、智慧发展中风险规制等全新挑战。因此,就需要确立包容性、法治化的智慧治理原则,探索技术赋权、多元构建、共享发展的智慧治理机制,加强新型立法的有效规制,构建技术伦理规范和风险控制机制,进而塑造良善的智慧治理秩序。     

开放式社区治理：社区治理的演化趋势——基于四个社区治理案例的分析

通过案例分析,我们指出,社区治理正向着开放式社区治理的模式演化,即大量外部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带动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开放式治理是一种不同的治理理念、一种崭新的治理模式,是社区治理制度演化、变迁并日臻完善的结果,是一种高水平的社区治理形态.笔者进一步对开放式治理的概念、制度基础、特征、演化过程、意义和可能带来的问题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     

试析全球治理中的理念差异

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众多的全球性问题，催生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解决全球性问题超出单一国家的能力范畴，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对全球治理理念的不同理解，影响着治理模式的构成及对治理的有效性形成制约。在对权力至上、制度至上和层级划分治理理念的差异进行辨析的基础上，从治理主体、机制和手段方面考察全球治理模式的新变化，可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内选择合理、恰当的角色提供思考。     

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

创新政府治理模式，形成各种有效的管理与协调机制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改革的方向。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必然导致组织的创新。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已经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治理，该模式的组织创新主要体现在以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以结果为导向的组织目标和以整合为核心的运作机制，同时强调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基础。这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善治"与公众回应

“治理”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过程,“善治”是“治理”的有效状态。要实现“善”,需不断加强公众的群体基础、扩大公众政治参与权利、提高公众政治参与能力。“善治”与公众回应关系的探究,有着深刻的内在机理。     

全球经济治理视野下的海合会

区域经济治理在主体、客体和方式上与全球经济治理保持内在一致,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补充。海合会成立以来在区域经济合作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其政治经济影响力已经逐渐超出了海湾地区。依托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巨额石油美元等独特优势,海合会在区域与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有系统重要地位,成为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海合会区域经济合作的特征以及与全球经济的广泛深入联系,使其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当中,也为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的融合协调提供了有益借鉴。     

制度激励与积极性治理体制建构——以河长制为例

全面推进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的河流治理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推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实证案例调研,认为河长制通过契约治理机制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制度化分配,依托组织结构框架,将党政体制嵌入到河长制的组织设计,通过激励问责机制,实现治理责任和治理效率的诱因倒逼。河长制的治理逻辑可以概括为通过流域公共治理权责的制度化配置,调动多层级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形成高层党政部门立治、具体职能部门施治、基层群众和社会力量参治的制度化激励。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河长制把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制度的组织优势开发出来,建构出用国家制度激励各方的积极性治理体制,这就超越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的“压力型体制”理论惯性思维。     

党建引领与治理体系建设: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走向

新时期,我国城乡社区治理面临利益主体多样化、风险集聚化、社区异质化等多重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上升为党中央执政战略,提出了人民中心、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社会协同、基层群众自治、治理机制创新等新要求,实践层面更加突出党建引领下的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要着重处理好"一个核心、两化关系、三层联动"三个关键议题,即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处理好社区治理政治化与社会化关系,建构好宏观层面价值整合、中层法律制度与机构平台整合、基层达成积极的微观行动机制。     

2006：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进展回顾

2006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在治理意义上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协调发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民主政府。从优先发展到平衡发展,是2006年中国政府治道变革方面取得的最大变化。2006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道变革进程中的重要一年,良好的治理不仅仅是一个理念和技术,也不仅仅是政府推动的改革运动,对于很多发达国家来说,善治早就有了良好的制度和文化的基础,需要的是在技术上的改善。而对中国来说,不仅仅要变革理念和技术,更重要的是需要从根本上奠定相关的制度基础以及文化基础,而制度以及文化基础的变化往往是长期的过程。     

整体性治理模式的兴起——整体性治理在英国政府治理中的理论与实践

政府治理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已经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它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体与合作和信息时代背景。整体性治理成为当代政府治理新理念,也是探究政府改革的学术前沿领域,因此,对之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介绍了整体性治理理论在英国兴起的时代背景,同时详细阐述了整体性治理的一般概念和核心特征,介绍了其实际运用情况,分析了它存在的障碍和缺陷,并对其前景进行展望。通过对其进行较全面的介绍,以期引起对这一理论模式的学术重视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