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

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在内涵上有耦合之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质与社会资本相关联,因此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架。社区社会资本包括规范、信任、居民参与、关系网络等要素。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社会资本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从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及现状的分析中发现:资源结构及其配置决定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而目前社会资本的缺失是制约社区治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当培育公民精神和公共意识,为公民社会提供生长空间;通过制度和政策创新,开拓政府与公民共同运用公共权力的途径,扩大社区治理的合作网络;通过规范政府权力和非政府组织本身,促进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健康发展等,从而重建社会资本,为社区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政策网络研究——治理的视角

现代社会治理有三种模式:垂直科层治理模式,多元的市场模式和水平结构的政策网络模式。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政策网络具有相互依赖、互动、自组织等特质,它透过全球化、分权化等治理路径,整合政策资源分散且具有相互依赖性的各种机构、团体、公私组织形成一个博弈的政策网络。这种多元核心互动的水平网络治理结构正在成为治理的新典范。     

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边互动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制度与机制安排,有其各自独特的行动资源及行动逻辑,也各有其特定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在公共治理理论的视阈下,政府、市场与社会都不是惟一的治理主体,三者间的互动、合作成为必然选择。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种机制运行中各存在比较优势与不足,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三边互动。为了实现公共领域的良好治理,必须而且应当建立起三者良性互动的网络治理机制,在互动中开辟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     

“权力的文化网络”视域中农村社区治理逻辑研究

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模型可以用来探讨当前浙江乐清地区不同的文化网络对农村社区治理的影响和制约：宗教文化网络与公共权力间关系无涉,但必须警惕不法宗教可能引发农村社会秩序失范的潜在风险;宗族与家族文化网络专注于利益博弈,并非促进村民自治现代价值的自觉生成,有可能是阻碍村民自治的传统内生要素;基层政权对农村治理制度供给与保障的职能尚未到位,未能创造村民自治的理想环境;基层社会整合难度加大,村规民约未能实现村民自治价值观念向生活世界的有效渗透,缺乏价值重建的时代功能。     

公共治理理论哲学基础的演进及其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启示

行政学自 19世纪末由政治学分离出来后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而不断发展 ,尤其是 2 0世纪中后叶 ,公共治理理论日益形成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两大理论学派。两者源于各自的实践基础 ,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 ,既是对西方社会现实的反映 ,亦是西方社会过去一段时间乃至当前社会变革的理论指南。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作为政治文明建设之关键的政治体制改革已提上议事日程 ,而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核心内容之一的行政体制改革要求我们在借鉴和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历史、文化、制度等环境因素 ,充分吸纳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的科学成分 ,借鉴西方官僚制技术性成果 ,形成适应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公共治理模式。     

公共管理的方法论基础：从成本收益分析到合作收益分析

现代经济学基于“经济人”假设,将每个人(组织)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并基于此建立了经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公共管理理论则将人看成是一个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个体和利益相关者,存在着个体间的公共利益,公共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并提升公共利益。基于合作博弈分析,公共管理应建立合作—收益的分析框架,以通过人类的合作机制,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     

政策网络与治理网络:概念辨析与研究维度

在网络分析范式应用于管理领域时,产生了政策网络与治理网络两种极易混淆的概念与理论。尽管两者都借用了其他理论,但是作为分析范式,政策网络是一种主要融合网络与政策理论而形成的分析范式,而治理网络则是一种主要融合网络与治理理论而形成的分析范式。作为两种治理结构,两者在历史性解释、网络构成、内容与空间上的关注焦点、网络的本质以及两者对待权力与政治方面、研究维度与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     

作为一种治理新模式的政策网络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引起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研究范式的深刻转变,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比如企业家政府、全面质量管理等。其中的治理理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且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得到长足发展。随着政策网络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政策网络在宏观层面上与治理理论实现了联姻,形成了一种新的政策网络治理模式,并与传统的科层治理模式、市场治理模式相区别,成为一种针对更加复杂、动态、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路径。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与法治建设论--社会需求、博弈、均衡与制度变迁

我国政府法治建设进程是“社会需求、制度变迁、理性博弈、政府体制”多重变量复合互动结果。社会潜在新秩序在塑造自身秩序雏型同时,亦向国家权力提出确认和扩展新秩序的压力;国家权力通过国家法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并非完全按照社会需求之输入被动运作,而是涉及新旧秩序多重利益主体间理性博弈的公共选择过程。制度与法犹如市场交换中的价格信号,是经济—社会结构中多重利益主体理性博弈的均衡浮标。     

公共危机治理：概念框架及启示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危机管理理论其发展需要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的支撑,以＂作为状态的危机认知＂和＂治理＂理念基础上的公共危机治理概念框架应运而生。公共危机治理概念框架作为一种不同于原有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的理论架构对我国公共危机应对策略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促进我国教育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探析

正确认识教育的产业属性是制定相应税收政策的理论前提。在我国教育产业定位后,其原有的税收政策已不符合客观实际,存在诸多的矛盾和问题。根据教育的产业属性,应按照优先发展、公平与区别对待相结合、循序渐进等原则调整有关的教育产业税收政策。近期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扩大税收规模,增强政府财力;二是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我国教育产业的发展;三是开征教育税,给教育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没有明确规定,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有“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两种证明标准之争,随着法学理论研究不断深入,人们从民事诉讼证明的相对性、“客观真实”标准的局限性、“法律真实”标准的可行性,重新认识,逐渐接受“法律真实”标准。     

政策网络：范畴、批判及其适用性

政策网络是将网络理论引入公共政策科学而形成的一种分析途径和理论模式,正成为政治学和政策分析领域的主流话语和研究范式.本文通过对政策网络的兴起与理论基础的回顾,深入分析政策网络的典范和主要流派.通过研究发现政策网络并非完美无缺,政策网络面临诸多问题与批判,深入了解这些批判视点的同时还详尽阐述了政策网络的适用性前景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进展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西方公共政策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面反思和拓展的阶段。在这一时期 ,学者们首先澄清了公共政策研究“混沌”的现实 ,致力于整合分裂的公共政策研究局面。在这个基础上 ,学者们致力于拓展政策过程理论的研究 ,提出了新的政策过程模型。而关于公共政策子系统和政策网络的系列研究 ,则致力于打破过程阶段论的窠臼 ,把行为者和网络的视角嵌入到政策过程的研究之中 ,表明近 2 0年来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焦点向动态层面的转移     

论两种新闻真实

新闻真实与否、真实程度如何,不同事实有不同衡量标准。有些事实的报道,达到“客观真实”就实现了“新闻真实;”有些事实的报道,实现“客观真实”后还必须达到“本质真实”才能实现“新闻真实”。没有实现“客观真实”的报道是虚假新闻;应该、能够实现却没有实现“本质真实”的报道,是“半真实”或“假客观”的“伪真实”。     

试论片面共犯

片面共犯理论上的争论掩饰不住片面共犯情形的客观存在。从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双重视角出发,对片面共犯应予肯定。研究片面共犯需弄清其理论概念、存在范围、成立要件及其在认定中应注意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考察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当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成功政策。而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曾经提出并使用过“民族自决”的民族政策。考察中国共产党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历史发展变迁,可以使我们客观的了解和认识中国的民族问题,以及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否可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案例研究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已在上海正式实施,但强制分类是否可行以及其可行性受哪些条件的制约等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在政策工具的理论视角下,使用政策网络的研究途径,在借鉴国内外已有学术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垃圾分类"这一特定主题可概括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强制性工具在垃圾分类中的适用性由地方政府和政策网络两组变量决定,其中前者包括地方政府能力和政策营销两部分,后者则由网络规模、网络的开放度、权力关系、凝聚性和连接性等五个具体变量组成。通过对江西省东阳乡和我国台湾地区台北市两地的垃圾分类案例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地方政府能力是"强制"的先决条件;地方政府能力强且政策网络适宜时可适用"强制";地方政府能力强但政策网络不适宜时,通过良好的政策营销可以减少来自政策网络的阻力,进而使"强制分类"可行。除本文探讨的主题外,社会治理与垃圾强制分类、差异化的操作模式以及如何通过政策营销重塑政策网络等问题都值得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浅论挪用公款罪的相关问题

"归个人使用"是挪用公款罪客观方面的一个必备要件。但是关于这一要件的内涵,在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曾经存在过较大争议。虽然我国对挪用公款罪的规定较为明确,并针对某些具体问题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解释,但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和立法的滞后性,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法条和司法解释的使用和解释还是大有商榷余地的。在某些具体的案例中如果不进行严密的推理就极易在定罪上产生偏差,其结果就是相关法益得不到立法所期望的保护。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的治理之道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制约政策执行成效。欲破除其形式主义,目标群体参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路径。目标群体参与可促使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从贫困村贫困户的客观实际出发,紧密联系贫困群众,克服政策执行中的“面子工程”现象,真正实现政策目标。目标群体在精准识别阶段整体参与水平偏低、精准帮扶阶段消极被动参与、贫困退出阶段参与功能弱化、脱贫考核阶段参与有效性不足等问题,引致在克服形式主义方面力有不逮。应在精准识别阶段提升目标群体整体参与水平,精准帮扶阶段提高参与主动性与能力,贫困退出阶段加强参与制度保障,脱贫考核阶段增强参与的有效性,以从根本上治理形式主义这一政策执行不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