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身份问题研究

农民工是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概念,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出现的危机,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由此产生了诸如农民工在城市总体上就业工种差、加重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双重边缘人”的认可、新生代农民犯罪率有提高的趋势等问题.加大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农民工的良好氛围、注重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进行户口、福利、土地等制度的综合改革、改变现行户籍的制度、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以及实现住房制度的改革,是消除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的有效措施.     

社会记忆中的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困境——以S村若干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本文选择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记忆的相关理论,通过开放式访谈、焦点团体访谈和参与观察,剖析社会记忆如何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是城市社会新场域、农村乡土经历两者的有机结合,这种认同困境是在"过去"的历史性记忆的乡土文化和"现在"的共时性记忆的城市文化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记忆的再现与传承导致乡土认同的解构,记忆的社会性造就了城市认同的模糊性.     

认知、服务、参与: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建构与社区融入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将科学发展观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不同组织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共同发展、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落实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制度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城市社区这一组织化的载体,超越户籍制度的障碍,重建认同机制。在社区场域内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主要的技巧是善于发现、创造并放大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和社区居民进行交往互动的各种"诱因",让他们加入到社区活动当中来,由浅入深经历从相互了解,到彼此熟悉,再到相互信任,最后实现社会认同的建构。社区认知、社区服务、社区参与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三个主要渠道。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基于对武汉市两代农民工的调查

2010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凸显了农民工问题的新特征以及探讨和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迫切性。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具有明显不同的群体特征,在融入城市进程中既具有自身的优势,也具有农民工惯有的认知障碍。消除居住分离,搭建社区交流平台,取消“农民工”身份称谓,加强群际接触,是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有效措施。     

社会空间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

社会转型的过程也是社会空间转变的过程。改革前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空间随着改革的开展有所弱化，社会空间呈现“去政治化”的过程。然而城乡之间的制度与身份差异、发展起点与速度的差距又催生了社会空间的“再政治化”，这突出地表现在社会空间上农民工“漂移的社区”象征性地标记了农村与城市的界线以及农民工身份的“他性”，进而彰显了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群体在生活空间的占有能力、占有机会以及占有数量上的不平等，因而折射出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     

农民工违法犯罪之角色分析

农民工违法犯罪是由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身份与角色的错位也是重要因素之一。错位导致农民工游离于社会保障制度之外 ,自身权益无法维护 ;导致农民工的社区归属感淡薄 ;使农民工自我认识与评价偏低 ,自卑心理强烈 ;导致农民在城市生活的封闭 ,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农民工整体文化素质不高 ,能力偏低 ,认知心理结构水平较低等主观因素影响着其非农职业角色的获得与扮演 ;制度的非公正性 ,政策的不合理性等客观因素也是农民工获得职业角色的障碍。农民工角色获得障碍导致其既要面临自身的生存问题 ,还要承担家庭角色扮演的双重压力。     

新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

在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强烈的融入城市诉求。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新媒体的发展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媒体形象、媒体表达、媒体消费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存在认同抗拒、主体缺席、选择有限等问题。媒体可以从加强正面宣传、媒介素养培育、信息平台建设、网络传媒赋能等方面着力,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

从“生产工具”到“消费主体”是围绕农民工研究的重要转向。农民工消费研究大致有农民工不倾向在城市消费和农民工积极在城市消费两种观点,不同的观点反映的是农民工对于城乡的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差异。本文基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发观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呈现典型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们努力在城市消费以实现身份认同并融入城市;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尽可能储蓄以汇钱回家。这种矛盾性还体现在他们对城乡态度的矛盾性,他们愿意定居城市,但也不排斥返回农村。这表明,上述两种观点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都只有部分的解释力。本文最后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双重消费策略是与现有制度和政策实践博弈的结果。     

从走出去到留下来——农民工诉求的新变化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进入城市,获得了新的身份"农民工"。但随着农民工群体的自身变化,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农民工进城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存,他们开始思考"发展"的问题。留在城市,获得市民身份,是农民工的新追求。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现状与原因分析——以武汉市的调查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本文以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罪犯为调查对象,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基本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活状况进行流动前后的对比调查。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原始背景、城市社会交往状况、城市社会的接纳程度及自我身份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重要社会成因。这些社会成因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重要依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