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启蒙教育中“诗教”与“乐教”

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礼乐文化,“礼”所以修外,“乐”所以修内,礼和乐共同指向道德教化,在社会功能上殊途同归.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礼乐教化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在传统启蒙教育中,礼乐教化是教育的主要形态.诗言志,歌永言,诗教与乐教以其艺术化的形式成为了德性教化的理想工具.传统启蒙教育重视道德情感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主张通过以“诗教”和“乐教”为主要实施形态的美乐教育,旨在培养出美善合一的理想人格.     

周代礼乐文化的基本结构——一种以“观”为线索的考察

周代礼乐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仪式性,而仪式主要是通过呈现的方式来实现其功能的。这样,"观看"就成为联结礼乐文化各要素的一条重要纽带,所以,从"观"这个概念把握周代礼乐文化的基本结构就具有了一种可能性与合理性。这种由"观"组织起来的结构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就是天子的"让观"与"去观":天子一方面要在以祭祀为主的各种仪式中昭示其文明之德,一方面要在巡守四方时观察民风以知诸侯施政之善恶。其次,士人君子一方面通过观礼、观乐达到对于观看对象政治、德性方面的掌握;一方面通过观诗了解赋诗对象的心志。     

中国诗学的家国情怀

上古时期最初记录并传承的诗所言之"志",是昭告神明的集体之"志"。之后无论是西周时期的"献诗陈志"、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还是孔子时代的"教诗明志",都是在以诗言志。汉代以后,"诗言志"的观念开始转向"作诗言志";魏晋以后,情志分离,使"诗言志"再次回到重政教的特征上来。"诗言志"为中国诗学注入了家国情怀、人文教化等个性特征。     

周濂溪的“和”的思想《通书》论《乐》三篇刍议

20世纪末和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陆续提出"以德治国"和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思想.中国古称礼仪之邦,"和谐"的思想具有深厚的学理渊源,源于古代礼乐文明,特别是乐学、乐教传统.乐学、乐教传统中一个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和"."和"起源于音乐术语,发展而为哲学概念.研究周敦颐的"和"的思想,对于加深"和谐社会"的认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孔子诗与乐的教育思想

孔子的思想是以礼制的政治思想为主,以诗教、乐教为辅。他的美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诗、乐、礼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孔子想以诗教、乐教的美感教育来实现他的“复礼”。     

虞舜对潇湘文学的豁蒙

虞舜虽时处遥远的上古时代，但其“诚实、孝悌、仁慈、宽厚”之德，开创了中国道德文明的先河，成为儒家仁政爱民的典范，其“诗言志、歌永言”的文学思想，其作五弦之琴而歌南风的乐教理念，又发中国文学之滥觞。晚年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从此，虞舜便与潇湘结下不解之缘，其道德文章对潇湘文学影响至深，可以说有豁蒙之功。     

毛泽东的诗歌本质观:诗言志

毛泽东一贯主张诗言志,还用诗是否言志作为评价诗人和诗作的重要标准。“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理论的奠基石。对“志”的不同理解构成我国不同历史时代的诗歌理论的核心内容。“言志”说、“缘情”说和“情志统一”说就构成为我国诗歌的几种基本倾向。毛泽东对“志”的理解是宽泛的。“诗言志”使毛泽东诗词具有深刻丰厚的内容,正如诗人本人的胸怀一样——精深博大,天地万物之精灵融入其中。     

船山诗学“情”范畴对明清尚情传统的批判继承

王夫之针对清初颓靡的士风与诗风，以理学为基础，继承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结合心学的时代思潮，对传统诗学“诗言志”“诗缘情”的抒情传统和明清诗学中的尚情传统进行了重新梳理。他主张情志合一，认为只有“贞志”“大欲”“公意”可入诗，并细致区分了四种不同层次的“意”,提出了“俱不在意”和“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的原创性命题。王夫之融合“志”“欲”“意”“理”“势”,构建了废虚返实的诗学精神和以主情崇正为主要特征的审美情感论。船山诗学中的“情”范畴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的人民性具有理论的契合点，其诗学范式、方法、格局和境界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民间礼俗对礼乐文明的继承与反叛

民间礼俗,是依托民俗民风而存在的礼,是礼乐文明与民间风俗习惯相结合所诞下的产物。老百姓将礼乐用于民间礼俗活动中,通过"乐"来彰显"礼"。另一方面,在某些时候,民间礼俗对礼乐文明也并不是全盘吸收,而是采取了了"批判地吸收"的方式:在将其精华融入到民间礼俗中的同时也对封建礼教的某些糟粕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超越“实用”之思——孔子诗学思想之再释与重估

刘若愚、李泽厚等学者认为孔子的诗学思想是"实用理论",这是囿于时代意识的成见。"《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是孔子诗学思想中最系统、最集中、影响也最大的诗学命题,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见是《诗》"可以兴",即审美的优先性。孔子的诗学思想是重视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这是一种"内在目的"论,而不是"外在目的"论。     

和谐:礼乐文明的本质特征——对中国古代文明构建路径的理性思考

华夏文明是礼乐文明,礼乐文化和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共同体赖以形成和存在的支撑体系,其以天地神民结构为基础的神权制度融洽了上下、尊卑之间的关系,其以四时为节律的礼制协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以惟德馨香为目标追求的礼乐教化调整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述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人、自然、社会的全面和谐。因此,和谐是礼乐文明的本质特征。     

喜读《剑梅吟》

江苏诗词协会成立十年了。十年来,我认识许多离退休干部,其中接触较多、写诗较多的,是年逾古稀的二老:陆荫同志和李子建同志。当然还有其他不少能诗善画的同志。我综合他们写的传统诗词看,其作品生命力经久不息。我国作为诗之国度,从传说时期开始,可以上溯到唐尧虞舜时代。据《尚书·尧典》,虞舜曾说过"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话,这不仅是最原始的诗与歌的定义,也对当时的诗人与歌手的写作方法,做了最简明的概括。历史发展到20世纪,毛泽东、郭沫若都曾反复引用过这些话。中国诗歌的历史,长达五千年左右,是中国人民足以自豪的文化与文学的辉煌传统。在20世纪前半期,关于"诗言志",闻一多、朱白清等前辈诗人,作过详细阐释。我记得较清晰的是,闻一多曾把"志"字诠释为"怀抱",表明"诗言志",不仅仅限于表现诗人的     

习近平领导艺术的基本内涵与时代价值

习近平的领导艺术观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领导艺术充分继承发扬了党的历史传统,历经了主政地方到十八大后治国理政的不断延伸和发展。我们从"立心、立言、立行、立规"四个方面对习近平领导艺术观进行阐释,旨在体现其极为重要的时代价值。     

木叶声声大山情——读王朝阳先生的《木叶情》

诗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文学艺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南朝梁钟嵘《诗品》)是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诗,都离不开一个"情"字,吟咏情性,是诗歌主要的题材。古语说得好:"诗言志,歌咏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诗言志在先秦两汉的演变

“诗言志”观念在先秦两汉历经了四个阶段的嬗变进程。《尚书·尧典》“诗言志”,其内容始初应当与祭祀天地鬼神、祖宗社稷的活动有关。《左传》“诗以言志”,就是指春秋时期所盛行的“赋诗言志”或“称诗言志”。荀子提出的“诗言是,其志也”,不仅规范了诗“言志”的内容,而且确认了诗是“言志”的文体。《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进一步阐明了诗歌言志抒情的本质特征,完成了“诗言志”命题的最后定型。从此“诗言志”说便成了中国古代诗论的主流。     

论朱庭珍对严羽诗学的接受

本文运用接受美学方法着重探讨了清末诗论家朱庭珍对严羽诗学的接受,认为其接受主要表现在:诗学方法论层面,朱庭珍"学悟一贯""密参细求"的诗学方法,主要接受自严羽的由"学""参"而"悟入"的为诗方法;诗学认识论层面,受严羽"学诗者以识为主""自家实证实悟"、"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等强调主体诗学审美判断力思想影响,朱庭珍提出"以我运法"观点,认为"诗中有我,乃可谓之真诗",强调要"别铸真我";诗学审美创造论层面,他的"诗以超妙为贵"、"妙合自然"、"化境神工"说是对严羽"诗而入神"、"诗有别趣"、尚"意兴"、追求"自然本色"等美学旨趣的发扬和更深层次的探讨.     

毛奇龄“诗”学思想及其对清代“诗”学发展之影响

毛奇龄是清初著名学者,经学成就尤为突出。"诗"学研究在其整体学术中虽不占主要地位,但在其为数不多的几部诗学著作中却也不乏超越其时代的真知灼见。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其独特的"诗"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不畏权威,汉宋兼采,敢于挑战,文本与考证并重,开清代诗经汉学之先风。毛奇龄独特的"诗"学思想也使其成为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先驱,并且促使了清代三家诗学的兴起,对清代"诗"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叛逆的名义继承:墨子非乐论

墨子学出宗史,习古道术,以继承上古兼爱而救乱世自任。然墨子非乐,不惟乱世新声,并及先王古乐。此特为攻墨者所严责,并为尊墨者诟病。复古而非古乐,是背叛圣作。本文分析墨子此一显著矛盾的内在动力,认为墨子从"节用"导出"非乐"在于加利于民,从兼爱而攻儒家宗法-君权等级制遂必非其等级化礼乐。孔子正乐,化浑朴古乐入小康之世礼乐;墨子以儒家不能兼爱,宁弃古乐而继古风,蒙背叛之名,得行古道之实。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

中国近现代社会是一个方生未死、玄黄待定的过渡转型期社会。梁启超在其《过渡时代论》一文中曾详瞻论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之过渡时代也。”[1]的确,这次转型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是中华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根本性重塑。从动态指向上看,中国过渡时代的特征…     

王昌龄《诗格》对曹植诗的批评

关于题为王昌龄所撰的《诗格》一书,主要论及了作诗之法与病犯避忌,它以探讨篇章方法为主,也涉及字句方法等,并对多位诗人的作品进行了批评,其中,它对曹植诗的评价颇高。《诗格》从用字、声律、势对与比兴,以及诗之总体风格、诗之常用体与诗有六贵例等诸方面折射出王昌龄的一些诗学思想,诸如其重自然而反对藻饰、重用字的轻重清浊与诗律以及重势对、比兴与诗格等的诗学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