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礼乐文化与修、齐、治、平之关系略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重要政治理想.礼乐文化通过礼乐实践来培养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操,以此来达到统治秩序的稳定与和谐.与修、齐、治、平中以“修身”为基础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如出一辙.在礼乐文化体系下,礼与乐密切配合,在调节人心的同时和谐各种关系,既达到了修身的效果,又有着和谐秩序的作用.礼乐文化正是儒家实现修、齐、治、平政治理想的具体方法和途径,而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又是礼乐文化教化功能的主要体现.     

论孔子诗与乐的教育思想

孔子的思想是以礼制的政治思想为主,以诗教、乐教为辅。他的美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诗、乐、礼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孔子想以诗教、乐教的美感教育来实现他的“复礼”。     

“广博易良，乐教也”——儒家“乐教”题解

乐教在先秦为儒家所重，其与《诗》《书》《礼》《易》《春秋》并称为六经。“广博易良”四字从动机论、知识论、方法论以及价值论四个维度切实、全面地体现了儒家乐教的内在特征。“广”即“广其志意”，表现了先秦儒家乐教的“尚志”趣向；“博”即“博学于文”，展示出儒家乐教的致知进路；“易”，取之于“易则易知，简则易从”，表现了先秦儒家乐教的教化之方；“良者，善也”，它真实地反映了儒家乐教以“成德”的价值取向。     

从乐论时代看乐教时代的诗学观念——兼议《尧典》“诗言志”的实质

以周公为关键人物之一所开创的"礼乐文明",是古今中外仅有的以"乐"命名的一个文明时代,将乐设定政治框架中的核心要素,乃是基于礼乐相须、诗乐襄礼的文明构想。春秋晚期,礼崩乐坏,诗从乐之语的身份中独立出来,关于礼乐文明时代的文献遗存也开始被整理定型,乐从襄礼的文明实践转变成为知识反思的对象。从诗学观念史的角度将这两个阶段分别名之曰乐教时代和乐论时代。本文从乐论时代关于以乐为教的四个方面的论述,透视了乐教时代诗的地位,并因此论证"诗言志"的实质内容:乐教时代的诗或附属于乐,不过是乐语;或并列于《书》,不过是先王的德义记录;或是襄礼中沟通神人的工具,或是道政中表达政通人和的载体。"诗言志"所言之志,或是礼、或是政、或是德,该命题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更是"千古诗教之源"。     

文化的本质：“以文化人”

“文化”一词，最初是由两个字组成：“文”有文字、文章、礼乐制度、鼓乐、曲调等意思。化作“变化”解，人受教而变化为“化”，故本义作“教行”解（见《说文解字注》）。凡以道业诲人为教，人能接受此道业而变易其气质以远过迁善，即足以证明善教得行；人接受教诲则在各方面必起若干变革，此变革谓之“化”。所以文化二字合用，是“文治教化”的意思，即以文字、文章、礼乐等文艺形式变化人之气质，     

中国古代书院的“诚“”信”教化

正我国传统的书院,是传道授业的教学机构,也是研究学术和敦崇教化的重要基地。重视道德教化是书院教育的鲜明特色,其中诚信教化居于道德教化的主体地位。中国古代书院重视诚信教化的优良传统,对当代立德树人具有借鉴价值。教之以儒学经义以儒学为核心的书院诚信教育,主要通过学习书目的选定、考试科目的安排以及教学宗旨的突出来体现。     

新的道德建构:从孔子学说看人文性伦理

孔子的伦理思想属于一种“人文性伦理”,其具体内容是重视历史传统、突出“礼”的意义内容、提倡“君子”人格以及重视礼乐教化。孔子的这种人文性伦理虽然形成于先秦时代,却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外在规范与内在要求的统一、知与行的统一的普世伦理价值。其中,它尤其强调知与学并重,主张通过学习各种文化知识来扩充道德智慧。对于孔子来说,人文性知识的研习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学习,亦是一种道德的修养;文化修养与道德修养应当而且可以合一。     

“通情达礼”: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换言之,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需要深入领会中华礼乐文明,把握其核心精神。站在情、礼关系的视角上看,通情达礼即体现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     

论道德自律的科学依据及当代价值

21世纪应该把道德教育放在全部教育的首位。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人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德”与“礼”在古代是被视为治国之根本目的、根本手段,而“刑”、“法”则被视为使用的工具手段。现代意义上的道德自律是道德主体在社会实践中内化道德他律而来,是主体的一种自我立法、自我约束。从非理性的他律走向理性的自律,这是我国社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道德规范重建的必由之路。     

孔子“中庸”思想及其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意义

孔子的和谐社会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儒家思想中集中体现的以“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为理想蓝图,以“礼用和贵”为格局构建,以“仁爱孝悌”为人性基础,以“德政教化”为治国方略,以“修己忠恕”为人格根本,以“中庸致和”为方法原则的思想,共同构成了孔子完整的和谐社会思想体系.在这一思想体系中“中庸”思想堪称实现和谐社会的方法论原则,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身居“礼仪之邦” 汲取“礼”之精华——读《礼记》

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几干年来，礼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重要准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标志。从孔子的“不学礼，无以立”到孟子的“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再到苟子的“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儒家在对礼的执着追求中创作了许多有关礼的经典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礼记》。     

士、道统与政统——从教化的视角看古代儒士的历史作用

传统儒家士人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礼治"的社会,而"教化"则是这一理想的实践层面。通过"教化"移风易俗,建立一个"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社会秩序,一直是儒家所追求的"道"。道德与政统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结合,对王权构成一定的调节,但王权的专制性决定了它注定要超越这种调节,成为用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政治化儒家道德符号,这不是儒家知识分子教化政治的本意。儒家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在王权政治下从来都是有限的,但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古代儒士阶层从来没有放弃过对"道"——一个沉浸在礼乐之中的世界的追求。     

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与现代思想道德教育刍议

中国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是对中华几千年文化影响深远的核心价值观,是传统主流文化的重要代表;传统美德中内化于心、寓教于德的信念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因素,是中华文明得以弘扬的必要条件,是当代思想道德教育必须加以重视的道德源泉。     

儒家“诗教”对《歧路灯》创作的影响

《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受到儒家“诗教”理论的深刻濡染，在创作中特别突出了文学的教化作用。一方面，作者对封建政治进行了美化；另一方面，又大量暴露了它的罪恶。此外，作者在创作中还很好地贯彻了儒家“诗教”的‘‘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传统。     

儒家诗教观的文化阐释

准确地理解儒家诗教观,首先须区分普遍意义上的诗与文本意义上的诗。儒家认为诗歌是人类情感的表现,是对志、情的抒发。从生命存在的角度而言,情感是人类生命意志的经验性显现,诗歌是对生命意志的表达。志、情是合一的,是对人类生命意志的整体描述。志与情的区别是在人类情感内部显现的,分指情感的理性层面与感性层面。儒家认为道德教化须以情感教育为基础,其关键在于恰当地抒发情感,而诗歌则被认为是其实现途径。诗教作为上古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在春秋战国时便开始衰落,原因有三:礼乐制度的崩溃,诗歌的经典化与审美的独立。     

先秦儒家乐教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乐教思想既是一种高雅的艺术教育，更是一种人格教育和政治教育，儒家将乐教当作是促进个体人格的和谐、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途径。儒家认为，那些在内容和形式上符合“和”的精神的“德音”，对培养和谐人格、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实现“天人合一”发挥积极的功能。今天，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发展先进文化。就离不开传统文化这个精神支撑。所以。研究和弘扬儒家的乐教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用夏变夷”说看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所谓“用夏变夷”,就是用华夏儒家的“礼乐教化”去同化周围不开化的“夷狄”,这在中国古代华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当“用夏变夷”观念与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日益相结合时,华夏文化的发展便受到阻碍。尤其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由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固守“用夏变夷”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最终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历史事实表明,我们只有克服文化本位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的错误倾向,才能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德育的实践向度

<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包含影响深远的核心价值理念，而且积淀了丰富的人文教化和个体修养方法。”[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广大农村的培育与践行，是当前农村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潜在的道德资源，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更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农村场域的复归性实践提供了空间。     

儒学——在人际关系中的自我转换之学——评杜维明对孔子的“仁学”的诠释

孔子的“仁”与“礼”是对如何做人的一种探索。“仁”是个人道德修身的最高境界 ,“礼”是个人所处的人际关系。“仁”与“礼”是儒学的自我的两个方面。自我既是人际关系的核心 ,又是一个道德精神发展的动态过程。成“圣”之道是精神的个体性与伦理的社会性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中自我得以实现的辩证活动 ,经过重新诠释的成“圣”之道可望发挥教化大众的作用。     

孔子的诗教：《诗》教何以成为一种教化

《诗》是孔子所编订的文本之一，在后来儒家的传统中形成了一种“诗教”传统。在此就需要讨论一个问题，孔子的《诗》教何以成为一种教化。这里核心在于《诗》的本质与教化是否一致。教化是这样一个过程，即是化单一为普遍的过程。而就《诗》而言，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情”，即诗咏情；二是“言”，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三是“思”，即是《诗经》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在诗之“情”中，有作为单一物的“情欲”“情绪”，以及作为普遍物的真情。《诗》通过对情欲和情绪的扬弃，使学者对“天涯共此情”的真情进行把握，从而化掉了单一的方面，获得了普遍性的规定。就“言”的方面，《诗》通过优美的语言促使单一的对象从个体之域走向公共之域，成为普遍物。而“思”则是以“喻”的方式，主要是主体的领悟和阐释，使得“道”向主体自身敞开，这就使得处于幽暗的直接性之中的“道”走向了现实的普遍性，在主体的“思”中澄明和彰显。由此可以看出《诗》本身就具有教化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