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问题的合作安全与集体安全之辩

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但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南海问题在今天演变为一个涉及"六国七方"且有域外势力插手的主权争端问题。近期来,因区域外势力强势介入及南海周边某些国家的不负责行为,南海因主权争端而出现紧张局面。维护南海和平,符合所有相关国家的利益,也是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在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目前出现了集体安全与合作安全两种理念。比较两者,合作安全更有利于南海主权争端的解决与持久和平。     

论当前中国和平维护南海权益的国际环境

2010年以来,在美国高调介入南海地区事务以及越南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与外部化政策的影响下,东盟对南海问题的影响日趋增强,主要南海权益争端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趋向强硬。南海问题的发展趋势表明,南海争端矛盾的尖锐化、问题解决机制的多边化、区域外强国介入的常态化已经成为中国和平维护南海权益不得不面对的国际环境。而美国与东盟提出的多边谈判和尽早协商通过《南海地区行为准则》的建议短期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从容易解决的争端下手,通过双边谈判首先解决某些具体争端,逐渐消解南海问题的复杂性是中国应对当前南海问题复杂国际因素、和平维护南海权益的必要之举。     

泰国对南海争端的态度：表现、成因、趋势和影响

作为南海争端的“局外人”,泰国反对南海问题复杂化和扩大化,反对南海问题影响中国—东盟整体关系的发展,希望争端各方能够和平解决争端。同时,自2012年开始接替越南成为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后,泰国在南海问题是否应该东盟化问题上开始“走钢丝”。泰国对南海争端的态度与其国家利益密不可分。总体来看,泰国对南海问题的态度有利于南海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争端国家之间危机管控能力的提升。但是,泰国追求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形成共同立场以与中国开展集团式谈判的态度和行为会加剧南海争端东盟化。展望未来,泰国对南海问题的态度将会在保持一定的延续性的基础上追求在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平衡。     

认知、预期、互动与南海争端的解决进程——基于中国自我克制视角下的分析

文章以中国合法拥有南海U型线内的领土主权为出发点,结合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判定中国对其他有关南海声索国作出了自我克制的举动。在此假定下,文章分析了在争端中的相对小国坚持独占其所主张的全部争端利益和可以有条件地接受共同开发所主张的争端利益这两种情况下,面对中国的自我克制举动,它们是如何与中国进行互动并对南海争端的解决产生影响的。文章还对中国在非争端国没有实质介入的情况下愿意作出自我克制,而在非争端国介入的情况下,面对有关声索国的挑衅则予以了坚决回击这一现象,从心理预期、国家尊严与荣誉、观众成本效应以及合作进化理论等视角进行了分析。     

中越南海争端解决模式探索——基于区域外大国因素与国际法作用的分析

越南是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主要挑战,如何化解中越争端成为解决南海问题的关键。美日印等区域外大国以维护国际法的名义介入南海问题,目的在于防范和遏制中国,维持美国及追随者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和有利地位,这符合越南的利益并压缩了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选择空间。但随着中国区域拒止能力的增强及美日印的合理利益得以确保,后者介入南海争端的决心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南海争端属于政治争端,很难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获得解决,越南主张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争端的目的是希望借助美日支持,通过滥用国际法条款达到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虽然越南欢迎美日印等国介入,但又对美国充满戒备,对中国留有余地。目前,在以武力、国际法和搁置争议的方式维护南海主权均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应利用越美矛盾,在做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探索以实力为基础和平化解中越争端的模式。中国如能采取政经分离的模式,以经济权利的共享换取政治主权的和平维护,则不仅可化解美日印利用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企图,同时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区域内的影响力。     

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的路径、动因及影响

近年来,澳大利亚对于南海争端的关注程度与介入力度不断增加,其路径包括在多个场合宣扬其南海政策;扩充本国军备,在南海地区显示军事存在;加强与美日菲等域内外国家的联动。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的动因有其自身安全、经济与政治利益的考量,也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作用。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带来重要影响,包括加剧南海争端的复杂性,影响中国在南海问题的话语权,阻碍中澳关系的发展及加深澳大利亚自身的外交困境。针对澳大利亚加强介入南海争端政策的现实,中国应采取相应对策,包括在部分国家政局变动与政策变化之际,坚持以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来阻止澳大利亚等域外力量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企图;扩大对澳大利亚各界的外交工作;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及中日关系的转圜,压缩域外国家联合制华的空间;以经济的软约束为主要方式辅以军事的硬威慑阻止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     

理解南海争端：来自非声索国专家的观点

本文总结了20多位来自非声索国专家在南海问题上的观点。大部分专家认为：应该依据国际法解决南海争端；美国在南海的利益包括商业自由航行、争端和平解决与美国海军搜集情报，在专属经济区内搜集情报活动不违反《公约》；九段线缺乏法律依据，且内涵不清，因而引发其他国家的担心；在南沙海域争端中，多边谈判是现实途径；海峡两岸最好还是各做各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约束力不够，应该尽快制定“南海行为准则”。     

南海环境保护合作之路:欧洲的经验和启示

近两年来,在南海沿岸国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地区保持了相对稳定的良好态势,为中国和东盟构建功能性的区域海洋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氛围。鉴于环境合作的潜在高政治/安全属性,南海海洋合作应优先选择海洋环境保护领域,以区域环境保护合作促进区域层面的综合安全合作。比较欧洲北海—东北大西洋、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三大海区的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实践,可以从中提炼出适合南海地区构建海洋环境合作的要素和模式,为中国与东盟在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约束力问题上的磋商拓宽思路,并且为构建机制化的长效区域海洋合作、推进区域一体化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原则下的妥协:东盟与“南海行为准则”谈判

本文旨在梳理和探讨东盟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历程和动因,研判其前景。为稳定南海地区局势,东盟致力于打造一份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这是冷战结束至今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性目标。为此,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倡导针对南海问题的"行为准则",到2018年开启"南海行为准则"文本的实质性谈判,东盟寻求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的努力持续近30年,基本上贯穿了冷战后南海问题及东盟与中国关系起伏动荡的历程,可谓审视南海问题的一条关键线索。在这一过程中,东盟也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妥协——这不仅体现了东盟的务实,也折射出东盟的无奈。东盟向其成员国在对华政策和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妥协,向中国主张低版本"南海行为准则"的稳健策略妥协,还不得不向谈判进程中南海地缘格局发生极大改变的现实妥协。东盟积极倡导的"南海行为准则",契合了美国等域外大国在南海问题上以"规则"抑制中国的目标,这一方面成为东盟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的最大动力,另一方面也是东盟无法达成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的最大障碍。     

东盟国家处理海域争端的方式及其对解决南海主权争端的启示

东盟国家在解决南海以外的海域争端时,基本上采用以下三种方式:对争议海域进行共同开发;通过提交国际法院裁决;武力对抗加政治谈判。从实践来看,不同方式取得了不同的效果。近年来,东盟部分成员国采用不同方式不断侵占中国的南海海域,使南海问题呈现越来越复杂的态势。中国在南海主权争端中,面临来自东盟国家的巨大挑战,如何解决南海海域争端已成为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东盟国家解决海域争端的方式,对于解决南海主权争端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美国南海政策的军事化及其影响

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两国竞争加剧。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南海政策的军事化倾向尤为突出。通过案例分析、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美国南海政策军事化及其影响进行探究,可以看出美国南海政策军事化的主要目的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提升了"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和烈度,增加了在南海内沿和外围的军事战略存在,还加强了与盟国的同盟关系。不过,美国国内有一部分人认为南海政策军事化目前并未达到其希望的效力,反而使美国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愈加难以保持平衡。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受到挑战的同时,中美关系也因此有所倒退,南海局势变得更加复杂。鉴于此,中国一方面要保持克制态度,增强危机意识,做好预案,通过高质量外交对话等方式增进与美国的政治互信,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推进与东盟国家《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谈判与磋商,与东盟国家一道维护好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南海渔业资源衰减相关问题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海渔业资源一直处于逐渐衰减的状态。渔民的非法捕捞行为和东南亚南海周边国家基于争取更多主权权利而采取的渔业政策是影响南海渔业资源衰势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南海主权争端问题的再度激化制约了南海周边各国共同推动南海渔业合作机制的发展。目前,国际社会已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规范和相对成熟的共同海域渔业资源保护机制。然而,能否推动在南海地区发挥这些已有机制的积极作用仍有赖于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共同渔业资源的政策和态度。     

现状偏好与领土争端的升级与解决

既有对领土争端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争端方行为的差异,采用"挑战方"与"目标方"的分析框架,认为前者有动机改变争议领土现状从而主动发起挑战,后者则缺乏此类动机.然而,此类假定忽视了领土争端各方立场的差异及其对争端升级与解决的影响.根据对争议区域现状的态度,争端中的国家可以分为"主权声索国家"与"安于现状国家",两者在争端中成为"挑战方"的概率不同.在领土争端升级与否的过程维度上,双方均为"主权声索国家"时,博弈的空间较小,相对于其他类型的领土争端更易发生冲突.在领土争端有无解决的结果维度上,"主权声索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因为更容易克服信息不完全问题,从而更可能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在搜集数据并构建模型的基础上,大样本统计分析的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即"主权声索国家"间的领土争端更容易演化为冲突,最终也更容易解决.结果表明,争端方的立场决定了其在争端中的策略,并对争端讨价还价的过程与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中立政策评析

东盟中立政策是其在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东盟处理成员国间关系和国际与地区问题的政策基础,对东盟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中立区,维持地区安全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中立政策,反映在东盟各层级会议形成的各项文件和东盟秘书长的发言中,彰显了东盟作为南海问题非相关方的超脱精神和道义责任。然而,目前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中立政策正受到严峻的挑战。文章认为,东盟在南海问题上中立政策的走向,未来主要取决于东盟内部与对外互动和博弈的结果。现任东盟秘书长在南海问题上多次不负责任地发出偏离东盟中立政策的言论,中国和东盟大多数成员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需要警惕,并要采取果断措施促其改正,以避免对磋商南海行为准则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应对国家失败的补救措施--兼论中美安全合作的战略性

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相互依赖的进一步深化,国家失败越来越成为影响区域安全与全球稳定的突出因素.应对国家失败的主要途径是预防外交、建立和平、维持和平、缔造和平,而后三者被视为补救措施.完全防止国家失败的出现是不可能的,尽管预防措施最为重要.因此,应对国家失败的补救性措施应视为维护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关键性途径.本文着重讨论的问题是,一旦国家失败成为影响国际安全与稳定的紧迫性因素,国际社会应采取什么补救措施?中美之间有无在处理该问题方面达成战略合作的可能?若存在以上可能,则中美之间应如何加强战略合作?作者认为,中美之间加强处理国家失败问题上的合作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战略意义.     

南海争端中的决策偏好——基于心理所有权理论的比较分析

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的南海争端,涉及岛礁归属、海域划界、行政管辖、资源开发等多项议题.处理争端时,越南决策者基本选择有限对抗,菲律宾决策者有时选择有限对抗、有时选择强对抗,而马来西亚决策者倾向于合作.既有研究从整体比较与个别研究两种路径考察其中原因,但存在分析深度不够与解释范围狭窄的不足.文章基于心理所有权理论,建立了以控制力度、投入程度为自变量,议题属性为调节变量,决策偏好为因变量的理论框架.运用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方法,考察越南、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决策者在南海争端中,为何表现出不同的决策偏好.研究发现,决策者在争端中的决策偏好,由各声索国对声索岛礁的控制力度或投入程度,以及决策者关注的议题共同塑造.     

印度尼西亚与南海海上安全机制建设

南海及其邻接周边是海上安全机制云集之地。对印度尼西亚而言,后冷战时期南海争端的凸显时值其谋求并巩固区域大国地位的关键时期。此间印尼逐渐在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中发挥核心作用,即通过安全机制建设通联区域安全秩序内外建构,调处南海争端并建构相应安全机制成为印尼塑造区域安全能力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对印尼独立主持的“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的案例分析,指出该安全机制对南海争端具有针对性;其形成与运作综合了印尼的国家与区域安全观,是印尼实践安全战略与政策、协调区域主义与大国角色的工具,对南海海上安全机制以及印尼建构区域安全机制起到了协同补充作用。     

近年中菲经贸关系的特点、影响因素与因应之策

近年来,中菲经贸合作虽然受到两国政治外交关系起伏变化的波及,但总体仍保持曲折向前的发展态势。在此过程中,两国经贸关系形成了以下特点:总体敏感但不脆弱,货物贸易互补性较强但贸易不平衡问题突出,双边投资偏低且波动较大,中国在菲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增长明显但起伏较大,旅游业日益升温但存在不平衡性等。推动中菲经贸关系发展的有利基础包括:两国在经贸领域的互补性,菲律宾在东盟内的竞争劣势,中国相对日美两国在对菲经贸中体现的竞争优势等。同时,中菲南海争端、两国间冲突的经贸政策则成为不利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中菲应积极应对经贸领域存在的问题,为两国经贸合作扫清障碍;通过渔业和油气领域的合作增加南海相关海域的稳定性,减少南海争端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干扰;提升两国互信程度以巩固经贸合作的基础。     

南海渔业合作:来自地中海渔业合作治理的启示

随着"南海行为准则"框架文本的磋商进入快车道,南海沿岸国的海洋合作被注入了新的动力。本文以渔业合作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和审视半个世纪以来地中海渔业合作实践所形成的地区特色、法理构架以及问题与挑战,分析和总结其治理经验对南海渔业合作的借鉴意义。南海沿岸国在渔业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难免面临障碍和挑战,其合作机制构建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本文试图为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的构建和未来发展提供政策思路和参考。     

从越南第12次南海国际学术研讨会看南海问题与国际传播话语权的炒作

作为海洋战略实施的具体措施之一,十多年来越南外交研究机构持续主持召开关于南海(越南称"东海")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已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机制。第12次南海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在越南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和南海地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召开的,呈现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各届会议的新特点。越南主流媒体对此次会议给予了较多关注和宣传报道,力图表现出研讨会的所谓"公正性""学术性""法理性"特点,反映出的意愿则是服务于攫取和扩展自身海洋权益的目的,并与美国关于南海问题的声明立场相呼应。举办方试图通过国际学术研讨会平台的形式,渲染南海复杂和严峻的形势,推卸在南海制造麻烦和分歧的责任,宣扬其南海政策主张,寻求影响和主导在南海问题上的国际传播话语权。维护南海的和平、合作与发展是南海区域国家和东盟的共同愿景,推动这一愿景的落实是各方的责任,越南需要拿出切实的诚意和实际行动,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其媒体也应该发挥出更多的建设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