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与民意关系的现实困境及法理破解

经由一系列全民高度关切的个案而引发的法院审判与民意诉求之间的角逐和较量,成为转型时期司法所必须直面的难题。其核心的法理学问题在于司法裁判的权威和公信力,如何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中与大众的法律表达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专业论者主张民意并不能代替法官在案件中的专业主义判断,民意论者主张司法判决应该吸纳民众的见解;回应论者主张在法院独立审判的基础上回应一定时期内的民意。基于司法在宪法体制中的功能设计和当今中国民意表达的现实问题,中国应该以"回应型"司法哲学处理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这将会促成司法之殇与民意之难现实困境的法理破解。     

“以审判为中心”:域外经验与本土建构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司法改革方向。但"以审判为中心"并非发源于本土语境的理论话语。德国、日本、韩国等现代法治国家,均经历了确立审判中心的改革历程,特别是"审判中心主义"这一术语就源于日本;而以美国为典型的英美法系国家,其"审前""审判""审后"的程序设置本身便具有审判中心之传统。有必要在梳理域外经验进行理论溯源的基础上,进而结合中国语境,建构"以审判为中心"的本土概念。"以审判为中心"的前提是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权力运行,核心在于"以庭审为中心",强调重视第一审程序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的重要作用,注意发挥审后程序对一审的救济和监督作用。     

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主要现象及其与国家安全之关系

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主要现象,一是"边陲"(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心"(中国内地)之间非常松弛、隔绝的关系(天高皇帝远)变为双方打通而密接的关系,二是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及其发展。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显著成就,推进了"边陲"与"中心"双方关系的发展,为保卫国家安全作出了贡献。     

回应型司法理念的践行者

正回应型司法,是司法发挥能动作用以回应社会需要的一种审判工作模式,源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法社会学的观点,结合中国国情,简言之即"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随着社会转型不断深化、群众司法需求和民主意识日益增长,司法机关如何与群众的司法关切与需求充分对接、体现司法为民的价值取向,更好地为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保     

“以审判为中心”改革背景下 公安院校侦查学专业课程教学的改良与重构

正一、"以审判为中心"——侦查学专业课程教学面临的挑战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司法改革举措中,"以审判为中心"处于核心地位。"以审判为中心"并非是对传统公检法三机关关系的颠覆,而是现代刑事诉讼理念的回归。正如樊崇义教授所说,"以审判为中心,是在我国宪法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前提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要以法院的庭审和裁决关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     

从“备边图”到“界务图”的嬗变:中国西南历代边舆图编绘思考

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山高水险,民族众多,环境复杂,边疆治理和备边尤为需要舆图的支撑,从唐代李德裕编《西南备边录》开始,历代都在编绘相关边舆图,但目前保留下来的最早的边舆图是明代的。清代有关边舆图众多,主要分成边疆民族治理和边界界务两大类,清前期以边疆民族治理类为主,清末民国则以界务舆图类为主。清代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边舆图主要集中在大小金川、苗疆、康藏、滇缅、中越界5个方面。总的来看,元以前的边舆图中的备边概念中的"边",不过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的"边"的概念,即"中原与边疆"之边,呈现为一种传统的国家观下的"内边",多为一种文化边界、军事边界,"界"的概念存在,但并不重要。元以后的"边"既有传统国家观下的文化边界的"边"的概念,即中原统一王朝与周边边疆各民族之"边"的概念,也有一定中国统一王朝与境外国家、民族政权的"外边"概念,并逐渐有了明确的"界",但直到清代中叶,"界"在现实国家政治、军事运作中地位并不突出。只是在清中后期,现代国家建构下的"边"的概念才完全形成,才完全演变成一种政治边界,"界"才成为边疆话语中的核心,故清后期的"界务图"往往成为边疆地图中的核心所在。     

我国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之实证研究 ——以A省3市为例的分析

经对A省3市的3所检察院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建议后,检察院各环节对律师权益的保障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也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律师"三难"问题。相较于正在落实中的"电子卷宗"对律师阅卷权的保障而言,调查取证的难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然而,唯有探寻目前司法实践中调查取证"难"之具体所在,并深刻分析其成因,方能提出有效解决之对策。     

在新起点上,推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省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法院、省检察院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情况报告侧记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更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省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这一改革目标要求,近年来先后针对省法院关于规范司法行为、人民陪审员、行政审判、执行情况等工作,省检察院关于侦查     

“以审判为中心”视域下我国预审制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断推进,改革的目标无一不与我国预审制度的职能高度重合。在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格局下,应重新审视并引导预审职能的有效发挥。为使预审的应然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应加快制度顶层设计并出台相关规定、设置"主办预审员"、由"侦查中心主义"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化,这是完善预审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     

论双重结构化视域下的能动司法与审判独立

审判独立是传统法治之基石与基本原则,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具有重大社会影响案件的出现,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日趋强化,舆论监督法院、司法吸纳民意已然成为一项公共话语。于是,对于民意是否会损害审判独立问题之回答也变得更加复杂,审判独立在传统法治框架下也似乎难以获得解释与说明。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什么样的司法模式才契合行政、司法、公众等各方之公意,能动司法于是提了出来。然而,法律知识和法律教育的结构化使得法官把法律解释单纯地看作是发现法律真理的一种方法;而司法场域的权力结构关系却使法官将法律解释看作是一种策略性的机会选择。这就使能动司法加大了司法识别难度,可能对审判独立造成损害。为此,还需在能动司法模式下施以相关审判独立保障机制,以抵御政治力量或舆论媒介对审判独立的过分干预。     

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

中国的边疆同时也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因此.边疆治理就面临着是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还是以处理边疆的区域性问题为主的选择.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的治理是族际主义取向的治理,以处理边疆区域性问题为主的治理则是区域主义取向的治理.秦统一中国到18世纪中叶的边疆治理,基本上是族际主义的治理.18世纪中叶以后,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避步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则主要采取了族际主义的方式.今天,随着边疆形势的变化和边疆问题的转型,边疆治理应该构建一种区域主义的治理模式,增强自身的效能.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协商性基因”激活之路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质上是"协商性司法"的本土化表现,在两者机理存在交叠的条件下,探索该制度中内含的协商性要素便极具必要性,而探索的方向则是挖掘"协商性司法"与"对抗性司法"该两类模式间的联系。鉴于我国语境下的"协商"必然从"对抗"中萌芽,且对抗性司法又须以"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理念的落地为前提,因而,欲使该项制度就其附着的多元价值得到合理演绎,不仅需要与诉讼程序多样化的需求相适应,还应依照不同价值的特性适配以恰当的衔接机制。显然,审判中心诉讼格局的形成有可能为"重罪琐案"中控辩关系的重构加注推力,从而激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长期隐匿的"协商性基因"。     

司法审判和媒体监督何以“各就各位”

司法审判是国家公权力,在追求公平正义的道路上可能会被腐蚀:"媒体舆论"是社会权力,在追求公平正义的道路上可能会被滥用为"舆论审判"。消弭司法与媒体的紧张关系是建构回应型司法,并通过培养司法者德行、加强法治,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准、建立与完善司法体制机制等措施,实现公正审判。     

“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与基础

中央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顺应了司法规律,具有重大意义。"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内涵是,审判制约、引导、监督、检验着侦查和审查起诉工作。"以审判为中心"的基础仍然是全案移送主义,而不能改为起诉书一本主义、部分证据移送主义。     

落实司法责任 促进司法公正——省法院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纪实

正今年以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全省法院系统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以松原地区两级法院作为试点,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离不开司法责任制的落实,落实司法责任是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和灵魂。深入推进司法责任制落实,就是要按照"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改革总要求,革除审判权运行当中存在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权责不明、权责不一"等痼疾沉疴,不断优化审判权运行机制,切实健     

从边缘到内地化的进程:封建时期西南边疆屯田的线性考察

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从早期封建王朝视西南边疆为边野之地到元、明、清在西南边疆先后设省施治,西南边疆与内地联系更加密切,其政治、经济、文化内地化的速度加快.对于历代封建王朝而言,西南边疆地区的屯田是其治理西南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既体现出历代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及治边方略,同时也折射出西南边疆政治、经济与文化内地化发展的进程.     

边疆治理的模式类型及其效应研究——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为视角的分析

边疆治理是地方治理的特殊类型,是边疆特殊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发展,是边疆状态的整体提升。其中,政府、市场与社会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发挥着核心作用,三者的地位与关系直接决定着某一阶段或某一国家边疆治理的性质与面貌。所以,我们对边疆治理的研究也以此为参照,将边疆治理的模式划分为市场自由竞争、政府计划主导、政府市场混合和地方多元治理4种类型。一、市场自由竞争模式市场自由竞争模式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各国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模式。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确立,直至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爆发,这一治理模式在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市场自由竞争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在边疆治理问题的特殊运用。在经济发展层面上,首先肯定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市场的自由交换和竞争的属性与人     

走向选举与协商的复合: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民主的变迁——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民主有着清晰的变迁轨迹,但在先前的研究中并未得到很好的理论揭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文章认为我国基层民主经历了一种"层叠型"的制度变迁模式。并且,通过"治理导向"这一核心的运作机制,选举与协商在基层政治的具体治理样态中实现了复合,"锁定"了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进路:在调整治理主体间关系、吸纳更多的治理资源、完善治理程序的前提下,实现了治理功效的全面提升,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2015—2020司法改革走向和进路的重整与构设

转型社会的过程是司法地位不断突出的过程,沿袭传统的司法作坊模式无力承载执政目标的政治承诺。司法改革的进向需要重新标注,否则,建成小康社会的愿景会在无序的社会生活中消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2015至2020年期间的司法改革指明了方向和具体的行动。调整司法职能、加强司法机关独立审判的体制保障、构设新型司法机制、突出司法环境保障性建设是这一阶段中必要而紧迫的改革任务。然而,司法过程能否承受政治性要求的负重值得忧虑。只有"尊重人成为其人"的人权观念成为社会治理的最高纲领,才有法治中国的实现,而人权教育与研究"脱敏"是这一法治愿景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公安刑侦工作的问题及其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审判为中心内涵丰富,对照其原则理念,受长期以来以侦查为中心诉讼模式之影响,当前公安刑侦工作在思维理念、证据收集、配套制度建设、绩效考核等方面还面临一些问题。秉持"体系化"改革思路,可从思维理念转变、相关制度机制健全完善、考核指标调整等方面综合着力,推进新形势下公安刑侦工作之改革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