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私用现象探析

公共性作为公共政策的基本属性,在实践中面临诸多被背离的风险,公共政策私用现象便是对公共政策之公共性的严重侵蚀,需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与研究.公共政策之所以被私用,有源自政策主体、政策客体和政策环境方面的综合性诱因,其不良后果体现为浪费社会公共资源、折损政策主体公信力、破坏市场机制运行以及政策法规作用的发挥.要治理公共政策私用,需重视公共选择的作用,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协调权利关系;设置专门的政策监督机构等.     

我国“政策问题界定”公共性取向的现实偏离

公共政策是当下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公共政策以公共政策问题为客体,通过对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维护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作为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社会公共利益的载体,公共政策问题亦通过公共性取向来表现其社会价值.因此,在社会问题进入政府议程而成为政策问题时,必须以公共性为根本价值取向,以公民参与政策问题界定为基本前提,确保政策问题界定的公共性、平等性、民主性与合法性.但是,在我国公共政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社会问题并不是完全按照公众意愿,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进入政府议程,问题界定过程存在主体平等性缺失、程序民主性游离、结果合法性不足等问题.故而,为了实现问题界定公共性取向的回归,必须厘清公共性取向的主要内容,对政策问题界定过程进行客观、理性的现实反思.     

公共政策议程合理设置的机制构建——基于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分析

公共政策是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公共政策以公共问题为客体,通过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维护公众及相关利益群体的公共利益.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体现为平等性、民主性和合法性.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议程设置是一个典型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通过对该公共政策议程设置问题的剖析,对于构建其他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机制,具有较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群众意见如何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

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指的是社会问题经过系统议程和政府议程而转变为政策问题，并且正式确立政策议程的过程。依据政策议程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的形式，可以大致划分为系统议程形式与政府议程形式。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不同通过这两种形式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决定程序的。如果按照政策诉求主体来划分，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目前存在的政策议程确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即外在创始型、政治动员型和内在创始型。其中，外在创始型是政策诉求由政府系统以外的个人或社会团体提出，     

公共政策问题建构过程中的公共性研究

公共政策具有公共性,亦即处理大多数民众的问题。政策具有问题性,也就是政策以民众问题为导向,大多数民众有相同问题,政府机关将问题纳入政府议程,提出解决策略。倘若忽视公共性,公共政策就有可能变为某些个人、团体、阶层谋取私立的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必须时时关注公共性,亦即要做到在政策问题取向上的公共性。故而,首先探究公共政策问题与其公共性之意涵;其次,析探问题建构中公共性之哲学基础;最后,藉由现今流行于公共政策学界,用以展现问题建构过程中公共性的审议式民主,以及审议式民主在台湾之应用-公民会议的召开,来加以进一步说明。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优化研究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密切相关,而公共政策议程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共政策质量的优劣。实际上,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机制与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必须在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实现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建构的协商民主诉求回归、优化结构和功能、创建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民主协商机制等三个方面,来探寻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优化的实现路径。这将有助于引导社会公众有序参与政策议程,促成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的良性互动局面,最终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质量,实现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群众意见如何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

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指的是社会问题经过系统议程和政府议程而转变为政策问题,并且正式确立政策议程的过程。依据政策议程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集中反映     

公共政策过程视角下的政策公信力危机分析

公共政策公信力危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对政治系统合法性具有重要影响.公共政策在制定、执行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公信力危机问题.公信力危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表现为公共利益取向偏离、政策议程确立缺乏合理性、政策决策缺乏民主性、政策制定缺乏可行性、政策责任制供给不足;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表现为政策执行缺乏稳定性、连续性、统一性、灵活性,政策执行的监控乏力.     

论公共政策议程建立过程中媒体的影响

由于媒体具有覆盖面广、信息容量大和传播迅速的特点,一个社会问题一旦经过媒体的放大很快就能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因而就能对政府政策议程的建立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媒体对于公共政策议程建立的影响力也受到自身存在的某些问题的制约。在公共政策议程建立过程中要协调和处理好媒体与政府、公众三者之间关系。     

我国农村公共政策形成机制分析

我国农村公共政策从问题认定和整合、进入政策议程到形成政策方案,是一个生动的过程。这个政策形成机制,与西方国家公共政策运行机制相区别,实际上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因素(领导人的认识、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的关注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政策议程设定

公共问题是公共政策存在的逻辑起点,而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则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公共问题只有首先进入决策者的政策议程中,才有得到解决的可能。在现在中国的体制下,阻碍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主导型的议程设置模式、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议程的不公平的干预、片面追求GDP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因素只能导致社会问题的积蓄和扩大,不利于矛盾的解决。而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理论,对政策议程设定有如下启示：强调公民参与的议程设定模式、公民和团体平等的参与议程设定的能力、注重公共利益取向的公共协商能够包容公平、效率、自由和安全等公共政策所应有的价值和目标取向。     

"孙志刚事件"背后的公共政策过程分析

"孙志刚事件"对公共政策过程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一方面它是一个理想的公共政策过程案例,另一方面可以借此对公共政策过程的逻辑进行观察。从而有望打开一扇公共政策过程重建的窗口。通过这扇窗户,本文发现了一个以政策需要为起点,包括政策目标、政策结构、政策距离与政策发展等五环节的公共政策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对问题缠身的主流的公共政策过程理论的一种突围,又可望提升公共政策主体的主动性。     

论“问题界定”的公共性取向——基于中国公共政策语境下的考量

＂问题界定＂过程容易受决策者权力的影响,存在值得研究的弹性空间,在我国以执政党为中心的决策体制下其研究更具深意。公共性是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根本属性,在现代公共管理时代,公共性代表着正义、公平和民主。当决策者与公民发生利益冲突时,＂问题界定＂应反映民众意愿,以公共利益为分析的出发点,捍卫和增进公民利益。我国长时期的政策选择都是在决策者意志主导下进行,甚至有些政策是有悖于民众根本利益,在提倡公共治理的时代,这类公共政策难以获得合法性的。公共管理理论的新发展以及公民社会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冲击和解构着我国原来的＂问题界定＂和政策制定模式,但同时也为我们指出了出路。公共性的＂问题界定＂,必将是＂我国问题界定＂的必然趋势。     

多源流框架:探究模糊性对政策过程的影响

多源流框架是由政治学家金登首次提出,他在借鉴决策理论研究者科恩、马奇和奥尔森提出的组织选择的垃圾桶决策模型基础上,开发出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来理解政策过程,探究议程设定、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之间关系。他认为,一旦政策之窗开启,政策企业家促进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实现三流合一,新的公共政策就会被选择,或者新的公共政策取代旧的公共政策,政策变迁得以实现。多源流框架在提出之后,被不同政策领域、层次和地域广泛使用。多源流框架在未来是否能够具有持续性的生命力,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该理论通过进行适应性调整,主动与一些成熟的理论进行对话,尽早发展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命题,为共同研究和知识积累创造条件。     

当前我国政策绩效的价值取向解读

理论上,政策绩效不同于政策结果之处在于它对其内在价值及其行为方式改变的特别关注,因而具有较强的价值意蕴.政策绩效在社会转型中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现实之间的差别,就是政策问题存在的闭区间.在此基础上,公共政策的自由裁量权、公共政策的回应性、有效性、公共性、公民精神以及治理、善治等作为一种"绩效指标",对政策绩效及其实现程度等都有很大的影响.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特质的社会问题的大量积聚、政府主导的政策模式、公民社会的不健全等,首先作为一种"自变量",影响着当下我国的现实政策绩效,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公共政策的自由裁量权、回应性、有效性、公共性、公民精神等的存在形式和发生作用路径;另一方面,作为"因变量",它们被嵌入不同的制度运行、政策实践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中,成为一种既定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决定着当下各种利益诉求、利益整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实等的性质和内容.在技术和价值之间,政策绩效找到了其存在的基本空间.     

《劳动合同法（修正案）》的政策议程分析——基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

多源流理论分析模型是用来解释公共政策是如何制定的一种理论,是对政策议程确立过程较为全面的描述。其包括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以这三种信息流为基础展现了政策过程的全景式图。现阶段由于劳务派遣不规范引起的各种现实问题,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因此,劳务派遣用工问题开启了“政策之窗”,使其提上政策议程。     

政策溪流:议程设立的多源流分析——约翰·W.金登的政策理论述评

政策议程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发挥着“看守人”的作用。金登采取“垃圾桶模式”对政策议程进行了真实的描述。在政策议程设立过程中,当政策之窗开启时,彼此独立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以及政治源流汇合,在政策企业家的努力之下,一些政策问题被排上了政策议程。在此过程中,模糊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对政策之窗的开启极具影响;而“软化”过程也是政策建议受到重视以前所必须的。     

公共政策失败的一种分析——公共政策“非公共化”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然而在现实中由于作为政策主体政府的自利性、政策信息的非公共性及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的操控。公共政策常背离了其公共性，即“非公共化”。本文认为要从政策体制、政策过程以及政策结果三方面保证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回归。     

中国政策议程设置中“压力—回应”模式的实证分析

社会群体将某一社会问题转化为公共议题,并以多种方式对政府形成压力,从而影响决策过程,将公共议题转化为政策议题,这一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即为"压力—回应"模式。"压力—回应"在世界各国政策议程设置中广泛存在,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策过程中也日益常见。以项目性政策议程、行业性政策议程、全国性修法议程等三个层面的案例对"压力—回应"模式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压力—回应"贯穿于中国政策过程,从地方政府的化工项目到关乎全体民众的法律修订,压力来源、表达方式、压力强度的差异都会改变政策回应的结果。     

我国公共政策发展中的民生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以政策制定者的价值偏好、政策的强制性、公共性为基础,贯穿政策全过程.当前,以民生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已成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自觉选择,日益深化的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的法律政策和科学发展路径,推动着政治资源配置、财产权利和发展机会走向公平正义,彰显出我国公共政策维护民生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