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旅游有效供给因素对我国旅游产业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

优质旅游是新时代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采用三阶段DEA模型等方法,从支撑因素、产业发展及消费需求三个维度构建优质旅游有效供给的环境变量,并采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优质旅游有效供给因素对我国旅游产业效率的影响与区域发展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优质旅游有效供给环境变量对我国旅游产业效率影响显著,其中支撑因素水平和旅游消费水平促进效率提升,产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效率增长;目前我国优质旅游有效供给总体水平不高,且不同区域及省份之间表现出一定差异。因此,应通过进一步优化支撑要素水平、建立旅游投资总量调控及质量监督机制、制定积极的消费引导政策、缩小区域差距等,促进产业效率改进,提高优质旅游有效供给总体水平。     

西部地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协调度评价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本文在构建城镇化质量与农业现代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之上,利用2004—2013年的数据,通过协调度模型对我国西部12个省份城乡协调发展情况进行了纵向与横向分析。研究发现: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与其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情况的好坏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协调度仅是用来评价某个省份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是否协调发展的一个指标,它并不能完全反映该省份城镇化水平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高低。     

我国区域研发投入比较研究——基于沪深上市高新技术公司的角度

虽然我国研发投入呈现东高西低、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差异显著的特点,但是研发投入强度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仅西部省份在平均投入金额上表现出了较大的区域内部差异。我国过去以政府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导致了区域主导高新技术产业的雷同。据此建议:东部省份应充分发挥创新经济的龙头作用,加快培育战略高新技术产业;中西部省份围绕区内代表性上市高新技术公司,支持上下游中小民营高新技术公司的发展;借力新三板、区域股权交易所,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健康发展。     

从西部七省区看农村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发展理论界探讨的核心内容。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及经济要素关联性的日益复杂化,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影响关系趋于模糊而复杂。文章以我国西部七省(区)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省(区)之间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特征的现实考虑,建立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分析了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对经济发展指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西部七省(区)农村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其农村经济的发展,文中稳健性检验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基于此,文章提出了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几点政策启示。     

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与收敛性研究

在构建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指数，利用基尼系数分析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最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验证时空收敛性。研究期内我国31个省（区、市）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西部居中、中部与东北较低；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差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下降趋势，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从时空收敛性来看，我国四大区域既存在收敛也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对此提出促进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社保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等政策建议。     

金融业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及空间计量研究

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了金融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信息熵权法测算并分析1997—2017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采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实证分析金融业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 1997—2017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持续增长,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2)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在2007年及之前并不明显, 2008年及以后则十分显著;(3)金融业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在2008年以后这种作用更加明显。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来看,金融业发展将同时提高本地和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这种作用在2008年以后也更加明显。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金融业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继续加强对教育事业和科研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     

粤港澳城市交通可达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分析及政策启示

在对粤港澳23城市进行交通可达性和经济发展水平测算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了分析和评估,结果表明:(1)粤港澳城市从交通可达性的视角可以区分出枢纽型中心、门户型中心和枢纽门户型中心三种交通中心城市类型;(2)粤港澳城市交通可达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布格局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交通中心城市不完全等同于经济中心城市,两者之间存在较明显的错位现象,显示在粤港澳区域城市系统整体意义上交通可达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水平不高;(3)粤港澳城市存在高水平耦合协调、较高水平耦合协调、磨合、拮抗四个发展阶段;(4)促进粤港澳区域系统的演进和升级,以及推动区域空间整合可以考虑从提高落后地区交通—经济发展水平入手。在相关政策制定中应遵循底线公平、区域剥夺补偿、分类指导等原则。     

数字化转型如何提升区域韧性？——基于31个省份的组态分析

数字化转型通过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变革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探究数字化转型提升区域韧性的实现逻辑,尝试从经济数字化、社会数字化、治理数字化三个维度出发构建数字化转型提升区域韧性的理论框架。基于我国31个省份数据的定性比较分析发现：现阶段我国不同区域的韧性水平存在不平衡现象,地区间在生态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基础设施韧性等方面存在差距;没有单一要素能必然带来高韧性,但提高经济数字化转型效益具有更普适作用;高韧性存在多条行之有效的组态路径,关键是发挥好异质性数字化要素的协同效应;数字化要素之间还存在替代效应,弥合区域差距需因地制宜地探索数字化转型路径。运用组态配置思想探究数字化转型,提升区域韧性的多元路径,能够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发展提供参考。     

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年—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对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劳动力素质、城乡收入差距等影响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因素对东、中、西三大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程度不同,甚至部分影响效应截然相反。从全国范围来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工资性收入有绝对影响力,农民工素质和非农就业水平也对农民工资性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影响较弱,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民工资性收入负相关。分区域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对西部农民工资性收入影响并不显著,中部农民工资性收入与产业结构发展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东部地区劳动力就业结构与农民工资性收入关系并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素质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作用大于东部地区,城乡差距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负面作用在东部地区表现尤为明显。由此可以推论出,要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东部地区应建立立体、有效的教育体系,尽快消除城乡户籍差异;中部地区应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积极承接产业转移;西部地区应努力开发自身资源禀赋,强化农村基础教育,建设农村职业教育体系。     

我国区域经济状况及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区域经济差异是一个带国际性的现象,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也逐步拉大。本文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主要表现及存在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探讨,同时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提高与实施进行了论证。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