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十五字诀”的哲学意蕴

“十五字诀”是陈云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切身体会，其思想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哲学著作。陈云“十五字诀”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现实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应有之义，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深入学习和深刻把握陈云“十五字诀”有利于加强我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以及民主的作风。     

“中国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学理逻辑——基于“共同体”概念的视角

“中国梦”的伟大构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其深刻意义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理逻辑中发掘。马克思在批判的逻辑中革命性地将共同体概念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模式,毛泽东将共同体的理论第一次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中,邓小平则在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基础上以经济建设贯彻共同体的意蕴。“中国梦”充分总结近代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共同体建设经验,高度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体概念的历史意识、精神内涵、理想价值,在把握现实性、时代性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指明了方向、增强了信心、提供了动力。     

国内学者关于“中国道路”之未来的探讨

国内学者多用“中国道路”的表述解说中国崛起的“事实”。“中国道路”“是否可持续”之所以日益成为讨论焦点,既源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追问之完满求解,亦源于为拉近“中国思想”与“中国道路”的距离所催生的思想话语建构冲动。总体来看,即便“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还远未成熟”,国内学者仍多对其在未来的可持续性怀有信心,体现出乐观或谨慎乐观态度。部分学者在承认“中国道路”迄今取得成功的同时,对其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较多。由此而言,国内学者在基本认同“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同时,对其未来的目标模式颇多讨论,这将影响着“中国道路”的有关讨论。     

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的中国化及其发展

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以人类解放为本质,以社会公正、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为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在中国经历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化过程,在“效率”和“公平”的必经价值追求中获得科学认知和发展,最终以“中国梦”为价值导向推动行政价值观呈“公平”取向的上升趋势。     

抗战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以“唤起民众”为目的,形成了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日救国话语、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革命理想话语、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党的建设话语等在内的一套话语体系,而贯穿这一话语体系始终的是矛盾分析法的辩证思维。这一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带有朴素的阶级情,实现了话语立场的根本变革;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以面向实践为价值旨归;呈现磅礴的大气势,展现出一代伟人的风采。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启示我们,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现灵活运用;又要凸显民族特色,实现古为今用;还应与西方优秀文化交流互鉴,实现洋为中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站稳人民立场,增强“比赛”意识,还要重视“话语体系”建设。     

“物化”之“觉”：《齐物论》“真”义之见获——《齐物论》“真”义释述之二

《齐物论》中,“寓诸庸”是继“天”、“道枢”、“一”诸多概念之后的一个重要概念,亦可视之为对上述诸概念思想指向的一个反拨。由此,求“真”意识在其展开过程中,真正彻底撇弃了那种有赖于“言”不断进行概念抽象的思想指向,直接从“物”的存在及其最终意义上来把握“物-天”世界之“真”：是为超越了“形化”的“物化”存在意义之揭示,即为大“化”之“觉”。此所谓“觉”,即我们对于“物-天”对应叙事架构中“万物”存在的实质（“化”）的自我把握,不仅超越于“形化”而趋向“物化”,亦且揭示了“物化”存在的自我超越之必然性：形诸于“物”的种种“形”态生灭的大“化”运行,正是其自我存在,及其永远指向于超越性存在意义的根本理由。是为“物-天”世界“真”义之所在。     

《庄子》求“真”意识的兴起及其“道”思想之滥觞——《齐物论》“真”义释叙之一

作为源自上古祭祀文化传统特殊概念的衍变,“真”在《庄子》书中的讨论,起于《齐物论》当叙事的思维框架从“人-天”模式向“物-天”模式转变之际所产生的困惑,进趋为“物化”过程中的“觉”--是为“物-天”世界的自我超越精神。《庄子》追问于“真”的思想讨论,展现了彼时学界对“天人”关系的一种新认识,同时也是催生其“道”思想发展的重大驱动因素。     

习近平的“三农”战略思想研究——基于中国梦视角的理论阐述

实现中国梦，基础在“三农”。“三农”梦的形成及实践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厚重的“三农”情怀和智慧，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三农”梦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本研究尝试从中国梦的视角出发来梳理和探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战略思想的理论内涵，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三农战略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实践依据、主要内容、价值意义的分析思路来总结和剖析其“三农”思想。当前，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战略思想的价值意义体现在：这是做好新时期“三农”工作的基本遵循、这是新时期正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真实体现、这是实现我国繁荣富强中国梦的重大任务。     

“字之曰道”探微——《老子》之“道”新诠

“字之曰道”是《老子》使用“道”这个词的来源出处,弄清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握《老子》书中“道”字的词性及其含义的关键所在。“字之曰道”而非“名之曰道”,是意味着被“字之曰道”的东西以其“寂”（无音）“寥”（无形）而无可“形声”,也无可“象形”,所以无法给它取“名”,只能给它取“字”,故“字之曰道”蕴含“道常无名”之意。而“道”作为“字”（而非“名”）既可以作“行”（动词）解,亦可以作“路”（名词）解。当作“行”（动词）解时,“道”是表示“周行而不殆”的运动过程;当作“路”（名词）解时,“道”是表示以“反”为本质内容的运动规律。     

东方共产主义者的“特殊任务”与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列宁曾经预见东方国家无产阶级将面临与西方国家无产阶级不同的历史任务,这就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任务的解决是任何共产主义的书本上所没有的,也是欧美国家的革命经验不可能提示的,因而是一项“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94年的战斗历程,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道路,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并为继续完成自己“困难而特殊的”历史使命而努力奋斗。     

论“舟山新区”对策策略——面对“一路”带来的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机遇

建设“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赋予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一个海洋特色。作为国家级新区之一的“舟山新区”将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它对“舟山新区”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个挑战。同时,它也将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越来越多的经贸合作机遇。这也是“舟山新区”在“一带一路”中十分艰巨的历史使命。本文以给“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的经贸合作机遇为主题,认真思考“一路”的深刻内涵,紧密结合“舟山新区”存在的巨大潜力,探讨了基于“五通”的“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机遇,提出了政策创新是“舟山新区”吸纳“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的最大策略。     

“天演哲学”之易理意蕴发微

在中国古代影响久远的《周易》哲学,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家严复的“天演哲学”同样具有重要的乃至奠基性的意义。《周易》强调“变”的绝对性,为严复接受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作了理论准备;在易学的传统中形成的若干“默认点”如“物极必反”、以“未济”为“亨”等,支持了“天演哲学”的非目的论路径;《周易》由术（卜筮）而道（理性）的历史造成的相容主义诠释传统,体现在“天演哲学”中,则成为历史进步的必然性与发挥竞争意志可以改变国运两者并行不悖的理论。严复的个案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近代思想家如何通过“新知附益旧学”的方式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乌托邦》五百年来的三次形态转变和八个观念创新——纪念《乌托邦》出版和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

1516年英国莫尔著《乌托邦》最早提出未来美好的社会主义理想,到20世纪却发生三次形态转变,即转变为“恶托邦”、“异托邦”、“实托邦”。当今纪念《乌托邦》出版和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要继承、超越、践行“乌托邦”的理想,就要创新观念,本文提出并且论述了“优托邦”、“科托邦”“谐托邦”、“华托邦”、“真托邦”、“善托邦”、“美托邦”和“世托邦”八个新名词、新观念。     

全面地解读“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

在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中,“无为而治”虽是道家首先提出的管理思想,在道家管理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它并不专属于道家。中国古代道家讲“无为而治”,儒家、法家和黄老学派也都讲“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虽是道、儒、法和黄老学派四家共同追求的管理模式,但是各自对它的内涵和外延的表达则是不同的。因此需从管理哲学角度,对“无为而治”的哲学智慧进行现代解读。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五层”、“二天”、“两型”说

从良知宇宙整体来看,阳明的“知行合一”共可分为五个层面;而从其生成的过程来看,这五个层面又可以分为两个过程,或称为“二天说”：先天知行合一与后天知行合一;从“知行合一”产生的方式来看,又可分为“化生型知行合一”和“头脑躯干型知行合一”。于是,我们就有了“知行合一”的“五层说”、“二天说”和“两型说”。     

从“以意逆志”到“知性知天”——孟子认知方法检讨

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到“知性知天”代表着孟子最基本的认知方法,也是中国传统认知方式的具体运用。在以往的研究中,“以意逆志”及其超越性指向固然得到了文史研究的基本认可,但“知人论世”却往往被人们通过所谓宏大叙事之“论世”方式,从而给“知人”以“派定”性的理解;至于“知性知天”,则始终被视为一种神秘主义倾向。实际上,作为传统的认知方式,“知人论世”、“知性知天”与“以意逆志”一样,全都脱胎于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都是由具体以指向抽象并通过个别来理解一般之普遍而又超越的认知指向。从根源上看,这种通过具体以认知抽象、通过个别以认知一般的指向,实际上也就代表着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而“通神明之德”与“类万物之情”方法的落实与具体化。     

“文化的人化”与“文化的产业化”论析——基于文化两重性视角的考察

文化按其本性既具有经济上的“文化产业化”的向度,也具有人文上的“文化的人化”的向度,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后者侧重于追求“社会效益”的“文化事业”。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强调的是对外“竞争力”,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强调的是对内“凝聚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被过多地强调,而“文化的人化”则相对被冷落。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可顾此失彼,而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机遇思想嬗变

“机遇”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时期”。由于事物发展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故而,机遇作为发展的偶然性表征,其整体趋势将受到历史必然规律的制约。马克思重视对机遇概念的思考,在其论著中不断修正个人认知,最终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机遇思想;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环境中发现机遇、把握机遇的战略尝试,则是马克思机遇理论在中国的延伸。     

人的生成与马克思的“两条道路”

人以自身为对象的认识过程，也就是人性的生成过程。人性的发展，经由第一条道路否定原始的自然性，达到“最贴近的规定”，然后由此逐步建构社会性。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两条道路”的结合。马克思“两条道路”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理论依据和参照系，中国以自己独特的认识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人性的生成与提升作出贡献。     

“格物”之异——王阳明与罗钦顺的论辩

王阳明与罗钦顺均为明代学术史上的大儒,两人是好友,但学术观点却常出入,尤其在理学问题上,往往是截然相左。阳明从其“心学”立场出发,将“格物”问题主观意念化,强调反观内省,淡化客观实践过程;而罗钦顺以“宋学”（理学）视角解“格物”,再三致疑阳明的“格物论”,力主物的客观实在性,格物的实践性、过程性和客观性。阳明的“格物”说源出经典,但不限于经典,且多造己意;而罗钦顺的“格物论”,则严守经典,坚持程朱理学的格物论思想。王、罗两人的格物论争论,相互均有刺激与启示,深化了对此古老问题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