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求“真”意识的兴起及其“道”思想之滥觞——《齐物论》“真”义释叙之一

作为源自上古祭祀文化传统特殊概念的衍变,“真”在《庄子》书中的讨论,起于《齐物论》当叙事的思维框架从“人-天”模式向“物-天”模式转变之际所产生的困惑,进趋为“物化”过程中的“觉”--是为“物-天”世界的自我超越精神。《庄子》追问于“真”的思想讨论,展现了彼时学界对“天人”关系的一种新认识,同时也是催生其“道”思想发展的重大驱动因素。     

“中国道路”之世界意义研究述评

自2004年高盛资深咨询顾问J.C.雷默（Joshua C. Ramo）提出“北京共识”并以之概括中国发展经验以来,国内外学界就出现了有关“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讨论热潮。人们在总结中国道路的经验教训并揭示其基本特征的同时,也对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或影响力进行了思考。梳理他们对中国道路之世界意义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我国在国际社会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处的地位和坐标,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从而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与优势。综合而言,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基于三个维度：一是中国道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二是中国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三是中国道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     

习近平的“三农”战略思想研究——基于中国梦视角的理论阐述

实现中国梦，基础在“三农”。“三农”梦的形成及实践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厚重的“三农”情怀和智慧，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三农”梦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本研究尝试从中国梦的视角出发来梳理和探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战略思想的理论内涵，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三农战略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实践依据、主要内容、价值意义的分析思路来总结和剖析其“三农”思想。当前，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战略思想的价值意义体现在：这是做好新时期“三农”工作的基本遵循、这是新时期正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真实体现、这是实现我国繁荣富强中国梦的重大任务。     

坚定“新常态”下的经济自信

经济的自信,源于客观理性的比较分析,源于宏观经济数据所透示的信息。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为经济自信提供坚实支撑。随着经济增速的趋缓,“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恶化论”、“中国经济硬着陆论”等观点也时起时伏,不断冲击着人们紧绷的神经,增加了人们对经济前景的疑虑,干扰着人们的视线和判断,也威胁着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新常态”的战略判断和战略思维,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和大逻揖,是消除疑虑、保持定力、坚定经济自信、清醒、沉稳、有作为、有担当的强大基石。当前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较大,这更需要经济自信。只有坚定经济自信,才能沉着、冷静、从容地应对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为此,需要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辩证把握三大关系。     

毛泽东视域中“脑体合一”思想及其当代反思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形塑,使毛泽东关于“脑体合一”思想经历“格式塔”式转换,实现了由原先从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构架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展开解读的质性跃迁。马克思主义“脑体合一”思想是基于未来理想社会存在状态理论预设,从根本上关涉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分工问题。但是,毛泽东更加侧重于强调在趋向共产主义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发挥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双向作用,主张建立“脑体合一”的理想状态,这是其思想一大显著特点。     

“物化”之“觉”：《齐物论》“真”义之见获——《齐物论》“真”义释述之二

《齐物论》中,“寓诸庸”是继“天”、“道枢”、“一”诸多概念之后的一个重要概念,亦可视之为对上述诸概念思想指向的一个反拨。由此,求“真”意识在其展开过程中,真正彻底撇弃了那种有赖于“言”不断进行概念抽象的思想指向,直接从“物”的存在及其最终意义上来把握“物-天”世界之“真”：是为超越了“形化”的“物化”存在意义之揭示,即为大“化”之“觉”。此所谓“觉”,即我们对于“物-天”对应叙事架构中“万物”存在的实质（“化”）的自我把握,不仅超越于“形化”而趋向“物化”,亦且揭示了“物化”存在的自我超越之必然性：形诸于“物”的种种“形”态生灭的大“化”运行,正是其自我存在,及其永远指向于超越性存在意义的根本理由。是为“物-天”世界“真”义之所在。     

全面地解读“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

在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中,“无为而治”虽是道家首先提出的管理思想,在道家管理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它并不专属于道家。中国古代道家讲“无为而治”,儒家、法家和黄老学派也都讲“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虽是道、儒、法和黄老学派四家共同追求的管理模式,但是各自对它的内涵和外延的表达则是不同的。因此需从管理哲学角度,对“无为而治”的哲学智慧进行现代解读。     

人的生成与马克思的“两条道路”

人以自身为对象的认识过程，也就是人性的生成过程。人性的发展，经由第一条道路否定原始的自然性，达到“最贴近的规定”，然后由此逐步建构社会性。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两条道路”的结合。马克思“两条道路”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理论依据和参照系，中国以自己独特的认识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人性的生成与提升作出贡献。     

“文化的人化”与“文化的产业化”论析——基于文化两重性视角的考察

文化按其本性既具有经济上的“文化产业化”的向度,也具有人文上的“文化的人化”的向度,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后者侧重于追求“社会效益”的“文化事业”。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强调的是对外“竞争力”,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强调的是对内“凝聚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被过多地强调,而“文化的人化”则相对被冷落。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可顾此失彼,而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     

要全面冷静地分析和看待“斯大林热”——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

20多年前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掀起“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浪,搞垮了苏联,这一历史教训值得记取。但当前要全面冷静地看待后来兴起的“斯大林热”有可能走向全面忽视斯大林错误和教训的另一极端化趋向,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因此,对“斯大林热”决不可盲目地随声附和。对中国来说,必须全面吸取苏联“左”右两方面的教训,既要重视其改旗易帜导致亡党亡国的右的教训,又必须重视吸取其历史上斯大林宣扬“法律虚无主义”、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沉痛教训,这对于我们当前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论“舟山新区”对策策略——面对“一路”带来的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机遇

建设“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赋予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一个海洋特色。作为国家级新区之一的“舟山新区”将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它对“舟山新区”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个挑战。同时,它也将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越来越多的经贸合作机遇。这也是“舟山新区”在“一带一路”中十分艰巨的历史使命。本文以给“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的经贸合作机遇为主题,认真思考“一路”的深刻内涵,紧密结合“舟山新区”存在的巨大潜力,探讨了基于“五通”的“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机遇,提出了政策创新是“舟山新区”吸纳“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的最大策略。     

需求、天性与产业发展 ——来自亚当·斯密的启示

亚当·斯密的产业发展思想鲜为人知。在《国富论》第三篇中的“财富的自然发展”部分的论述中隐含了其关于产业发展的“自然”顺序的思想。通过文本解读的视角，可以对这一思想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可从斯密提及的“需要”和“天性”两角度切入。“财富的自然发展”既能够逐步实现人的多层次需求，同时又能够符合人的趋利避害和追求自由的天性，从而实现人的幸福。另一方面，斯密提到的财富发展的“非自然”历史事实，利于我们从反面来理解财富的自然发展。斯密的这一思想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走向监管型政府：“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的融合

中国亟待构建监管型政府。“互联网+”与监管型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而不只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关系，“互联网+”时代迫切需要政府建构和重构监管体系，同时也提供了重大机遇。走向监管型政府应是“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相融合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必须超越以往的“驾驭市场”模式，在减少管控的同时，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在“信息大量过剩”局面下实现监管目标，政府需要依托信息技术杠杆，理顺网络各节点、各主体间关系，创新监管体制机制，提高政府执法监管能力，更好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拓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空间。     

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的中国化及其发展

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以人类解放为本质,以社会公正、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为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在中国经历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化过程,在“效率”和“公平”的必经价值追求中获得科学认知和发展,最终以“中国梦”为价值导向推动行政价值观呈“公平”取向的上升趋势。     

从“书记负责制”到“书记指导制”：税改前后村庄两委关系的变迁研究——基于浙北L村的社会调查

村庄两委关系的实态受到来自变动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具体的“过程与事件”的实时作用。要对变迁中的两委关系展开研究,就要同时关注宏观和微观层面因素的变化。研究将时间背景预设为改革开放至今时期,在对前者进行有机切分的基础上,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法,挖掘、还原和捕捉村庄“场域”内的“过程与事件”,考察两个时段内村两委的关系。在浙北L村①,“书记负责制”是改革开放后至税费改革前时段村庄两委关系的样态;而在税费改革后至今时段,两委关系演化为“书记指导制”。那么,这种关系模式的变因是什么,依循何种路径,未来趋向又如何,这些都是本文将要着重阐述和探讨的重点。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五层”、“二天”、“两型”说

从良知宇宙整体来看,阳明的“知行合一”共可分为五个层面;而从其生成的过程来看,这五个层面又可以分为两个过程,或称为“二天说”：先天知行合一与后天知行合一;从“知行合一”产生的方式来看,又可分为“化生型知行合一”和“头脑躯干型知行合一”。于是,我们就有了“知行合一”的“五层说”、“二天说”和“两型说”。     

马一浮“新《六艺》论”论稿

马一浮先生的新儒学思想,可以概括为新《六艺》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是新《六艺》论的首出观点,也是马一浮新儒学思想的总纲。“《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六艺》该摄于心”,“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这三个观点集成为马先生“新《六艺》论”的核心层圈。其所建立的,是以心为根源(本原)为动力、为统摄的唯心论的一心开《六艺》、《六艺》开群学的文化哲学--学术思想体系。它确立了中国学术的中国性和《六艺》的原典地位,确立了回向原典中发展的文化思路及中国学术和文化的主体地位,并且确认全人类实存而有普世价值,而结论则是：“《六艺》之道炳然常存。”     

张岱年“新气学”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

本文认同将张岱年哲学称为“新气学”。但并非旨在论证这一称谓对于揭示张岱年哲学性质的合理性,而只是论及张岱年先生因认同辩证唯物论而始终推崇“气学”以及其推崇“气学”的目的。其目的就是创造自己的新哲学--新气学。“新气学”的“新”有三：创造性地综合、将“气”诠为现代哲学范畴的物质、在传统“气本论”的基础上架构了一个现代哲学范畴的唯物论体系。较之现代新儒家的形上学,“新气学”对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不同于“理本”论、“心本”论之“气本”论的现代哲学发展路向。     

“天演哲学”之易理意蕴发微

在中国古代影响久远的《周易》哲学,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家严复的“天演哲学”同样具有重要的乃至奠基性的意义。《周易》强调“变”的绝对性,为严复接受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作了理论准备;在易学的传统中形成的若干“默认点”如“物极必反”、以“未济”为“亨”等,支持了“天演哲学”的非目的论路径;《周易》由术（卜筮）而道（理性）的历史造成的相容主义诠释传统,体现在“天演哲学”中,则成为历史进步的必然性与发挥竞争意志可以改变国运两者并行不悖的理论。严复的个案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近代思想家如何通过“新知附益旧学”的方式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从“以意逆志”到“知性知天”——孟子认知方法检讨

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到“知性知天”代表着孟子最基本的认知方法,也是中国传统认知方式的具体运用。在以往的研究中,“以意逆志”及其超越性指向固然得到了文史研究的基本认可,但“知人论世”却往往被人们通过所谓宏大叙事之“论世”方式,从而给“知人”以“派定”性的理解;至于“知性知天”,则始终被视为一种神秘主义倾向。实际上,作为传统的认知方式,“知人论世”、“知性知天”与“以意逆志”一样,全都脱胎于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都是由具体以指向抽象并通过个别来理解一般之普遍而又超越的认知指向。从根源上看,这种通过具体以认知抽象、通过个别以认知一般的指向,实际上也就代表着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而“通神明之德”与“类万物之情”方法的落实与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