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合同法第52条第5项

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文从比较法学的角度对该条中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范围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应对其进行扩大解释。     

司法实践中如何解释法律——以浙江(2005)余民二初字第541号判决为例

成文法的缺陷使法律解释成为必要。而目前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并非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将立法的结果进行个案化还原,本质上讲仍属立法的模式,因此不足以弥补成文法的缺陷。本文结合浙江(2005)余民二初字第541号加工承揽合同案件判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65条的解释,来说明法官个案解释的必要性并探讨法官应如何遵循学理解释规则。     

对《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六条的理解与释义

目前,学界对《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六条的释义基本上仍停留在字面解释,造成实际工作中难以操作。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虽然抢救了患者,但仍可能需要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尝试对该条款进行扩充和限制解释,指导医疗机构在不能获得患者和其近亲属知情同意时,能把握好使用这种医疗特权的尺度。     

香港基本法第158条与立法解释

有关香港基本法解释权的所有争议均源于基本法的混合特性。基本法第158条设计的制度安排不仅能够区分“-国”之下大陆法和普通法之特质，且可以保留两种法律及司法制度的基石。不过，由于基本法第158条“是两种法律制度妥协的产物”，它是导致基本法解释混乱和冲突的根源。总体上说，第158条蕴含着-种有待巩固确立的宪法秩序。     

正当防卫制度的再思考——从刑法第20条第3款切入

97年刑法第 2 0条第 3款的确立赋予了正当防卫制度以崭新的内容。本文从刑法解释学角度探讨了第 2 0条第 3款的性质与地位 ,在此基础上 ,分别从宏观方面对正当防卫制度与整个刑法典的协调问题以及微观方面即正当防卫制度的内部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 ,并在微观层面提出了完善正当防卫体系的新设想。     

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另一种解释

罪行说和罪名说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释存在封闭性和静止性的缺陷。对该款的解释基本上不是一个智识性问题,而是一个政策性问题。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责任范围的划定反映了统治者对未成年人犯罪爱恨交错、教罚并施的矛盾心态。《刑法》第17条第2款中的罪并不意味着要么是罪行,要么是罪名;而是意味着有时候是罪行,有时候是罪名。     

浅析我国现行《宪法》第116条之规定

本文从现行宪法第116条存在疏漏这个问题作为探讨的切入点,推演出完善和精简我国宪法文本的问题,而精简了宪法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就为激活宪法解释提供了动力。     

委托代理授权不明问题研究——评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

《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规定,“委托书授权不明”时,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文认为,该规定、有关司法解释以及当前的各种学说对授权不明问题的法律性质尚未建立起正确的认识。对委托代理中授权之意思表示的内容加以确定的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意思表示解释问题,此外还与举证责任问题有密切关系。“授权不明”在法律上没有规定的必要,现行规定在实务中也会带来不合理的结果。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渊源及含义之新探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在司法中适用混乱、标准不一;最近几年,在理论界有些学者也主张尽量不要适用但书,在犯罪概念与但书的关系上异议颇大,在犯罪构成与但书的关系上厘定不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基于已有的理论成果,以及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在我国现有的刑法体系下,重新新探讨第13条但书的渊源及含义。     

评《婚姻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十三条

<婚姻法解释三>对我国的婚姻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完善修改,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同时一些条文仍存在问题.笔者以<婚姻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十三条视角,对其进行评论并力图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评《婚姻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十三条

《婚姻法解释三》对我国的婚姻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完善修改，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同时一些务文仍存在问题。笔者以《婚姻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十三条视角，对其进行评论并力图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对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再认识——兼及对《德国民法典》第359条之借鉴

合同是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当两合同在经济上具有整体联系时,其中一合同当事人违约,引致同时处于两合同中的另一当事人在另一合同中违约,后者可以前者违约的事实作为其违约的抗辩理由,该情形实质上是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新类型。目前,所有突破合同相对性的理论和立法均未涵盖该情形,实践中已有支持该抗辩理由的法院裁决。如何使该裁决正当化?以德国法中的关联合同制度及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第24条、第25条为中心,挖掘制度背后蕴含的价值取向,使法官的判决正当化,提出相关条文的解释规则。     

美、德监听令状外获得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考察——兼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与第150条第3款

美国与德国从宪法或者基本法保障人权的立场出发,不仅对监听实行司法令状,而且对监听令状外获得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在立法上也作了严格限制.尽管立法与司法实践对监听措施保持审慎的态度,其例外在美国法院判例上仅限于“一览无余”原则和德国法院仅存“关联性”衡量标准,但因涉及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在理论和立法上仍颇有争议,从中折射出公民隐私权保障与监听技术有效性在侦查上的紧张关系.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作为侦查措施仅采用了行政性内部审批制度,这种内控模式还需要从美、德监听令状外获得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观点分歧与立法争议中获得启示,继而建立起相应的限制使用规则并对其规定作出合理解释,以免实施之时成为滥用之日.     

刑法教义学中的语义解释

语义解释是刑法的基本解释方法,其他法律解释方法通常都是建立在语义解释基础之上。法律文本是以语言方式呈现的,语义解释就是以揭示语言的含义为目标的解释方法。法律文本中的规定具有不同形式,因而在进行语义解释时,应根据不同的法律规定,采用平义解释、填充解释、语境解释和补正解释等方法。     

民法解释方法在"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中的运用

"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公司对外担保的司法态度,备受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关注.本文考察了该案所涉及的当然解释、扩张解释、目的解释与利益衡量解释等多种民法解释方法.本文作者认为,基于上述解释方法,不能得出该案所涉担保行为无效之结论.     

论我国过失共同正犯的规范前提——以《刑法》第25条第2款的规范构造为中心

我国过失共同正犯的理论与实务都是以《刑法》明确否定过失共同正犯的成立为前提的。在此前提下,既不利于实践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过失共同正犯理论自身的发展,因此有重新审视的必要。通过言语行为理论可以发现,《刑法》第25条第2款的规范构造既是行为规范也是制裁规范。作为行为规范,该条所禁止的是引起法益侵害结果的过失共同犯罪行为。而作为制裁规范即是要对违反行为规范的行为作出评价。因此,法官在依照该制裁规范裁判案件时,是以过失共同犯罪行为为评价对象的。在具体定罪量刑之前,需要确定是否成立过失共同犯罪,进而将结果归责于各行为人,这就为过失共同正犯的解释论展开提供了规范前提。     

立场选择与方法运用:刑法解释的“道”和“器”——以刑法修正案相关罪名为例展开

在法律解释的问题上,立场选择与方法运用是“道”和“器”、“体”和“用”的关系,解释立场决定着刑法解释的方向和角度,而解释方法则只是刑法解释的技术和工具.站在不同的解释立场上运用相同的解释方法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相反,站在同样的立场上运用不同的方法也可能得出相同的结论.在刑法解释立场上,存在着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这些争论不仅仅是方法论上的论争,更是刑法价值观上的论争.立场之争对刑法的解释、适用以及司法审判有着巨大的影响.文章从刑法解释基本立场的抉择问题出发,进而对刑法解释的限度问题做了探讨,并以刑法修正案相关罪名的解释问题为样本,阐述了刑法解释方法的具体运用.     

宪法解释中学说解释、历史解释和先例解释方法研究

宪法解释方法论是宪法解释的理论核心,也是现代宪法理论体系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宪法解释方法论是一个体系,其中包括了学说解释方法、历史解释方法和先例解释方法三种解释方法.学说解释方法强调通过体现在宪法文本中的宪法学说,来发现、理解和创造符合于宪法学说原则、精神的宪法含义;历史解释方法则认为在解释宪法时,应当把宪法的基本原则、精神和价值体系,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情况有机结合起来;而先例解释方法常适用于单独的文本分析不能充分理解宪法条文时,借助于宪法解释机关过去做出的解释案例,以解释先例为基础来探究答案.这三种解释方法在我国宪法解释的理论与实务中,不仅具有理论研究的意义,而且也有实证的经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