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法学会和中国法律史学会讨论人治与法治问题

六月十一日,北京市法学会和中国法律史学会联合举行学术讨论会,继续探讨人治与法治的问题。在这一天的讨论中,有十二名同志在会上作了发言。与首都法学界以前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一样,大家的看法依然分歧很大,几种不同的观点还是争论激烈;有的坚决主张实行法治,反对人治,有的认为单纯的“法治”从来未曾有过,因而主张实行人治与法治相结合;也有反对使用“人治”与“法治”这类概念的,只赞成采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提法。不论哪种观点,都认为自己持     

法治概念的科学性

当前，在关于法治与人治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法治”这一概念“不科学”，有“片面性”，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矛盾；我们既然有法制的提法，也用不着再讲什么法治了，因此主张抛弃“法治”这个概念。     

论法治国家的理念基础

人治与法治是在完全不同的理念氛围中生存的。中国社会要从人治步入法治 ,就必须实现由人治理念向法治理念的飞跃。这种飞跃是全方位的 ,其中较为根本、较为紧迫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由性善论转向性恶论 ,二是由国家优位论转向社会优位论 ,三是由恶法亦法论转向恶法非法论。唯此 ,法治国家才有其牢固的理念基础。     

走向法治

<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任务,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从那时候起,关于人治、法制的议论就从未停止。理论界对这一论题曾经展开了持续三年的争论,高潮迭起,法治问题一时间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呼唤法治之声更是不绝于耳。尽管人们对法治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对人治法治各自的利弊得失有不同的认识,甚至有人主张取消关于法治问题的争论,但法治问题还是每每被人提起,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总结经验教训 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法治——我系召开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会

最近,我系教师举行了一次法治与人治的专题讨论会。到会同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就法治与人治之争的实质和现实意义,以及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必要性等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现将讨论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一、问题的提出同志们在发言中指出,在我国是实行法治还是实行人治,这是关系到人民民主权利能否得到保障和国家兴衰、乃至民族存亡的重大法学理论和政治实践问题。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活中,把“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     

法治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

自本刊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五期开辟“关于法治和人治的讨论专栏”以来，深得各方面的支持。先后收到四十余篇论文，其中赞成法治的有一半以上，有少数是赞成人治和法治结合的，也有同志反对沿用“法治”、“人治”的提法。     

武汉大学法律系教师举行法治与人治专题讨论会

武汉大学法律系教师最近举行法治与人治专题讨论会。大家认为,讨论法治与人治问题,首先要明确两者的概念、划清两者的界限,否则不能明辨是非。所谓法治,就是按照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来治理国家,依法而不任人。其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的稳定性和严肃性。制定法律、修改法律和废除法律的权力,皆属立法机关所专有,不容许以人代法,以言废法;二是法律的权威性。反对任何个人或机关在法律之外独断专行,反对人优于法;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有同等遵守法律的义务,对于一切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治却完全相反,它依人不依法,依言不依法。中国古代所说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就是典型的人治。林彪、“四人帮”搞的以帮言代法,以帮规代法,或以某个领导人的话取代法律的那一套做法,较之封建专制国     

法治和人治的根本对立

<正> 在当前法治与人治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单纯的法治,也没有过单纯的人治,任何统治阶级总是把法治与人治结合起来;有的同志甚至作了一个形象比喻:法是武器,人是战士,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好比武器同战士的关系,因而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时期,我们既要实行法治,也要实行人治,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     

实行法治就要摒弃人治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治国的方式，法治论者主张以法治国、人治论者主张以人治国。划分法治与人治的最根本的标志，应该是在法律与个人意志(或者少数执政者的意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任何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权威屈从于个人意志的冶国方式都是人治。     

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解读——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邓小平的法治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法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成为中国新时期法制建设的行动纲领和重要指南。概言之,其法治理论主要包括如下方面:反对人治,主张法治理论;法治要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理论;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理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借鉴国外法律资源,又切忌照搬照抄理论。     

律师职业与法治的辨思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治国方略。人治是一人(或几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法治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依据的是领导人个人的意志,法治依据的则是体现人民大众意志的法律。人治与法治的分界线是:当法律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或者说,是“法依人”还是“人依法”。“一般说来,在国家管理中,偏重于人的作用还是偏重于法的作用;在个人意志与法律冲突时,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这就是我们说的‘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方…     

从法制到法治--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发展

邓小平法制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法制思想主要有“五论”构成。这“五论”是 :民主与法制结合论、两手论、法治人治关系论、政治基础论和法制教育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新贡献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从法制到法治。具体包括两方面内容 :第一 ,提出并科学阐述依法治国理论 ,确立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明确依法治国的重大原则。第二 ,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并对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关提出了明确要求。     

走出法治万能的误区——中国浪漫主义法治观的评述

十年文革后,中国向何处去,怎样走。很多人受西方启蒙思想家影响,自然地又想起了法治之路。他们强烈地反对人治,主张在中国必须搞法治,舍此就会亡党亡国,其疾呼之烈超过了中国以往任何时期。因为,这是中国政治经验和血的教训的总结。许多人设想,如果解放后就建立起法治就不会有十年浩劫;如果有西方模式的法治,中国早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尤其是在政府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呼声更是学界思想的主流。见诸报端重复率最高的词汇除了市场就是法治和法制,好像经济混乱、社会秩序不稳、社会风气不良、文化市场泛黄等等都需要法治这一良方来解决。似乎各种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都是法制不完备造成的。因而各种社会问题一     

中国法治历史进程的回顾与展望

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经历了两个历史发展时期:从1949年到1978年的前28年;以及从1978年到2006年的后28年。前者为法制初创、停滞不前和彻底破坏三个阶段。它的基本特征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治"。后者为改革开放新时代的重要内容,它以1996年为界,经历了先期的理论准备和法治实践,以及后期的正式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并进一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这样两个发展阶段。必须充分肯定邓小平的依法治国思想理论。从邓小平的整个思想体系看,他是主张法治和反对人治的。在后邓小平时代的领导集体中,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问题上,充分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法治实践上,在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以及法学教育、法制宣传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与进步。     

法治与人治的历史比较

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着法治与人治之争,人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甚至被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当作一种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基本方法.但是,现代社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法治作为治国方式,这究竟是一种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本文以法治与人治的历史比较为题,指出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必然是一个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转型思考

从法理上讲,治理国家是要人治还是要法治,不能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应该是以人治与法治在其由来发展中对国家管理的作用,人治与法治的实质含义,并结合掌权者的意志、利益和要求,以及国家建设管理实践来思考、鉴别和选择取舍。     

人治和法治提法探源

人治和法治这个提法究竟起源于何时,由谁最早提出来的呢?当时提出这一命题的含义又是什么呢?搞清这个问题,对认识人治和法治问题不是没有意义的。去年上半年,法学界在讨论人治和法治问题时,不少同志认为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专制制度首先提出来的。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质疑——兼论先秦法律思想研究中的一个方法问题

<正> 一、“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的由来在我国,对先秦儒法两家法律观的研究和评价,有一种影响颇大、流传极广的观点,即“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人治和法治并不是中国法律史上固有的概念,而是随着近代的“西学东渐”之风,由我国资产阶级学者从西方引进的。最先将人治和法治用到先秦儒法两家头上去的,要推梁启超。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称儒家为“人治主义”、“德治主义”、“礼治主义”,称法家为“物治主义”或“法治主义”,以及“术治主义”和“势治主义”。     

非法证据排除对维护程序尊严的意义——兼评我国刑事证据法的新规定

如今,＂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已经成为中国法学界,尤其是诉讼法学界普遍肯定的论断。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能够成为区别法治与恣意的人治的程序,应当是＂正当程序＂,即注重权利保障和职权规制的程序;不仅如此,而且应当是具有足够尊严的程序。换句话说,体现了权利保障和职权规制的程序规范应当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是区别于恣意的人治的法治的基础。     

略论法律至上原则

法律至上,是一切法治国家普遍奉行的原则,是法治之所以为法治而区别于专制、人治的根本特性.当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了"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主张之后,伴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法律至上作为法治的一项根本原则,逐渐在支配着人类的治国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