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视阈下的公共管理模式创新

宪政是现代国家运用宪法管理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权利保障原则、权力制约原则以及法治原则。从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宪政基本原则与现代公共管理之间存在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并由此构成了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内在张力。在宪政的视阈下,公共管理需要同时强调效率、价值和宪政支持的模式,既有政治的价值,同时管理又具备足够的能力,还有来自宪政的权力支持,从而形成一种相对合理的"效率优先-均等共享-宪政支持"公共管理模式。     

个体主义公共观:公共经济关系的宪政哲学取向

个体与公共是公共经济关系的基本哲学范畴。就个体与公共的应然关系而言,组成公共体是个体的需要,是个体合作与沟通的桥梁。公共是为广大个体的权利服务的,公共是具体的、历史的,公共离不开个体,但又不为某一具体的个体而存在。公共并不必然优先于个体,个体是公共的逻辑起点,公共是个体间满足共同需要的合意,是个体间的联结,是一种社会机制和社会建构方法。个体并非绝对利己,是利己与利他的辩证统一;公共并非绝对利他,至少不必然普遍利他。在公共体内产生矛盾的时候,需要以宪政来控制公共体向社会和个体发恶的可能性。公共可能是一种福利,也可能是一种危险,公共经济行动必须接受宪政约束,公共的形成必须满足基本的宪政条件,必须支付必要的宪政成本。     

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交互同构关系剖析

非政治公共领域是介于政治公共领域和私域之间的社会中间领域,具有非政治性、公共性、契约性、非营利性等特征。它本质上蕴涵了人们为之努力了数百年的宪政理想,是消解现阶段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实现善治的最佳选择。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之间是一种交互同构的关系,二者互为条件、交相促进。正是在二者交互同构的过程中,社会结构不断地发生着变迁。但目前我国有关非政治公共领域的立法明显滞后,现有的法律体系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现实需求严重不协调。因此亟需制定与宪政总要求相一致的、完备的、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为出发点,以对行政机构的权力实行制约为中心的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法律体系,从而使非政治公共领域成为建构未来中国社会良性结构的逻辑起点。     

从经济角度思考宪政

本文从宪政的经济根源、宪政与市场经济、公共选择分析三个方面对宪政的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经济的、历史的、比较的分析。本文认为 ,经济分析对于宪政的研究十分必要 ,离开经济决定论的分析 ,宪政分析是不能深入的 ;公共选择分析是宪政分析最有特色的理论 ,是一种方法论的变革 ,对于中国宪政的研究和实践可以起到别开生面的作用。     

预算监督与财政民主：人大预算监督权的成长

新中国六十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权力的内部结构体系,而且初步实现了限制公共权力、保障人权的宪政基本价值目标。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履行财政立法权、监督权,推动了财政民主的发展。笔者采用预算改革政治学和规范法学的方法,剖析人大监督权力从理想走向现实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重大的法治与宪政意义。     

超越新公共管理：平衡控制与自主的渐增复杂性

论文主要探讨两个学术问题：在公共组织中，新公共管理和后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新复杂性和分层的特征是什么？我们应如何分析这种复杂性的发展？政治和行政领导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角色是什么，其他因素在何种程度上产生了作用？论文在简要地概述从新公共管理改革到后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变化之后，再以挪威两次改革过程为例经验地说明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从而回答第一个问题。论文联系转型模型和新公共管理及后新公共管理改革中平衡控制与自主的经验以更具理论讨论的形式回答第二个问题。将依据磋商性的、文化的和环境的因素在设计复杂性和平衡政治控制与自主中对潜在层级控制是起限制作用还是起促进作用来讨论这些因素。最后反思新复杂性的某些结果。     

公共危机处置：从战略决策的切入到战术模式的运转

公共危机管理与处置既是现代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也是法治社会研究的时代课题。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其实践模式就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中出现的一次重大突破或一次深刻的变化,体现了公共管理方式的根本性、方向性的调整。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的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与处置的现状,应当从战略决策的切入到战术模式的现实需要,通过公共危机处置的变革来拓展战术模式的范围,确定公共危机处置原则,建构技术与战术有机结合的公共危机处置模式,重塑公共危机处置程序,完善公共危机管理与处置配套制度,以实现公共危机管理与处置内在和外在关系的平衡,并推动其公法体系和理论体系从以强制性行政管理为主旨的传统模式向以战略决策的切入到战术模式为核心的现代模式的积极转变。     

试论公共权力的异化及对策

本文从公共权力异化的两种现象——公共悖论和权力腐败出发,分析了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之所以会产生异化,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人的因素,二是制度的因素。公共权力的异化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对公共管理的满意程度,动摇了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因此,文章结合我国现实,提出了一系列制约公共权力异化的对策。     

代议制与公共财政——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模式的形成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宪政包含着责任政府原则,其核心价值之一,就在于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以便保证国家权力用于公共服务。透视近代西方国家宪政的发展历程,就会注意到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是代议制,而代议制宪政模式的作用机理又是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化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代议制既是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又是近代西方国家财政公共化建构的制度之基。因为,只有确保国家财政的公共化才能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这也正是近代西方宪政模式与其古典和中世纪时期宪政模式的不同之处:后者主要是通过司法来规制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表现为司法型宪政模式;而前者主要是通过议会对国家财政的公共化组建和监管,来实施对行政权力的政治规范和约束,表现为代议制型宪政模式。     

公共决策与法的逻辑路径——以秩序价值为视角

公共决策属于决策的范畴,实际上是一种过程。相比于其他决策,其以国家权力等为后盾和以公共管理为依托等特性,反应了对秩序的关怀。对秩序的关怀也属法的价值,显然在剥离开决策过程本身之后,二者具有共同的价值指向。现实中,我们应该探究公共决策与法律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更好的理解公共决策本身。     

从"灯塔"处看公共物品的特征和现实意义

灯塔一直是经济学家们用来分析政府公共物品的典型代表,灯塔的特性使得其符合学者们进行研究的要求,因此,从灯塔出发来研究公共物品的特征和意义是有必要和必须的,也为我们在研究公共物品的过程当中提供了很好的现实依据和参考资料。公共物品作为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当中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有着与政府公共行为息息相关的联系,是政府公共行为的原动力和最终产出。     

梁启超宪政思想探析

梁启超作为活跃在中国近代政治和思想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提出来自己的建国主张，并舍身投入现实政治。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梁启超的评价有失偏颇，特别是对其宪政思想的研究，缺乏应有的力度。本文拟初步探讨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渊源、一般原理和宪政模式，以期对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论国家义务的理论渊源:现代公共性理论

本文基于现代公共性理论的基本特质,阐释了公共交往是联结公民与公民伦理概念的基本向度,公民伦理是法治国社会正义基本观念的核心,它是构建国家义务坚实的伦理基础;公共领域是现代宪政的社会根基,它在民主、法治和人权三方面实践着宪政理想;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商谈民主为民主宪政体制生成规范性证立方案,为构建国家义务预设了宪政设计思路;现代公共性理论特有的开放性特质,则是诠释国家义务成因的深层动力基础。     

我国私有财产权的宪法成本

宪法之所以承认并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是因为私人财产作为一种增进社会财富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工具,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宪政实践的关键,是在限制公共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二者之间寻求一个“临界点”,实现二者的平衡。一部宪法的制定或者对已有宪法的修改,意味着二者之间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在此,我们把私有财产权的宪法成本这一问题提出来,以求对其进行更深层的探讨。一、宪法成本的涵义从宪法存在的第一天起,它就应当时时面对着社会的需求并作出回答。在宪政过程中,宪政向社会提供各种符合宪政精神的“产品”,国家和社会主体必须要支付一…     

论行政监察制度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以“新公共管理理念”和“群众路线”的融合为视角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工作路线,要求“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基于我国行政监察工作主体——纪委、行政监察局“联署办公”的现实特点,“群众路线”也成为我国行政监察的一项根本工作路线、指导思想.学生近期在学习新公共管理、公私协力方面的知识,所以在对“群众路线”与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时,自然的看到了新公共管理的影子和现实可能性.故而,从公众参与、公司协力角度对我国行政监察制度发展进行了一些思考.学生作此文之思路是:首先,以介绍行政监察本身的作用与功能作为逻辑起点;其次,通过引用社会学中“功能主义”、公共管理学中“行政环境”、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三个理论作为视角,探讨行政监察制度建设、运行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再次,融合“新公共管理理念”、“群众路线”作为行政监察中引入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最后,对我国行政监察制度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若干建议.     

从权威的司法到司法的权威——论司法权威之宪政化意义

司法如果成为一种权威,它不仅能够对社会进行很好的调控,而且在宪政领域内,它也能起到防止权力滥用、制约权力有限度的行使的作用,也就是在法制建设的大背景下,司法权威具有宪政化的意义。所谓宪政化,指的是司法权威通过其特有的功能,在承认民主、法治、人权的基础上,用司法上独有的制度化和程序化的形式,以规范和制约政府权力的行使,解决公共权力异化的问题,从而真正维护宪法的价值观,保障公民权利,以期形成一种法治的政治秩序。司法权威的宪政化意义最核心的要点就是,通过司法权威所带来的制度化途径,将政治领域的政治问题转化成法律问题…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交通协管员探析

交通协管员作为一种对交通警察管理公共交通事务的辅助力量，在当前国内现实的车路矛盾、人路矛盾、人车矛盾凸显的情况下，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在公共管理理论中的治理理论视野下，尤其是在公共治理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角度探析交通协管员，把国内交通协管员的实践看作是一种公共治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较为典型的实践形式，提出交通协管员发展的多元化发展，综合化发展，法治化发展和组织化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试论宪政的社会基础——以清末宪政运动为历史考察对象

宪政是近现代民主社会特有的政治法律现象。它是法律化的政治秩序,是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近现代意义的宪政是西方政治和法律文明的产物,它的社会基础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我国,要全面把握宪政的价值理念、精神要素和制度形态,关键是要从近代宪政运动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机理入手,透析宪政形成的社会基础。     

美、德、日实施宪法公共利益条款之比较研究

公共利益问题是各国宪法普遍关注的问题.早在200多年前,美国就将"公共使用"条款写入宪法修正案,德国、日本也分别在各自的宪法中规定了"公共福利"和"公共福祉"等内容.宪政理论与实践证明,公共利益条款的实施并非单纯的法治过程,它总是与本国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相联.由于美、德、日三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一定差异性,因而,这些国家关于宪法公共利益条款的实施情况也不尽相同.研究发达国家公共利益条款运行的宪政模式,对于我国实践宪法公共利益原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孙中山对西方近代宪政文化之扬弃

两种宪政文化 宪政文化,是以宪法为基础的民主的政治状态。就实质言之,宪政文化指的是一种民主的政治状态,区别于独裁、专制的政治状态;从法律特征言之,宪政文化指的是建立于宪法的基础上的政治状态,指明了宪法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将宪法作为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的共识正是反映了这一点)。 宪政文化包含了二个方面的属性:价值属性和操作属性。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政治的目标是宪政文化的价值属性即根本属性,政治的过程由大多数人参与其中则是宪政文化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