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成本视角下职务犯罪的刑罚问题

职务犯罪历来是重罪,在危害社会稳定的同时动摇国家的根基。当下反腐倡廉工作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但在利益驱使下,即使面对国家严厉的打击,犯罪分子依然铤而走险,导致犯罪现象层出不穷。职务犯罪的利益驱使性与其犯罪成本是具有紧密联系的,因而从犯罪成本入手,研究我国刑罚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即得利益与预期成本进行权衡,提高惩罚成本,实现刑罚威慑力,达到预防遏止职务犯罪目的。     

刑罚威慑的理论重构与实证检验

“刑罚具有有效的威慑效力”这一论断被广泛认可，但是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关于刑罚威慑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展开。既有的研究常常聚焦于理性人假说的循环论证，并将刑罚威慑等同于利用刑罚严厉性进行威慑，忽视对刑罚威慑实际效果的实证检验。在理论构造上，刑罚威慑由于依托于潜在犯罪人对刑罚的主观感知因而具有复杂的因果路径，其可以通过严厉性、确定性以及及时性三个维度对犯罪发挥遏制作用。运用“动态因果模型”对我国36年来犯罪与刑罚的互动关系所展开的实证研究显示，刑罚的各个维度对严重的暴力犯罪均没有威慑效力。对一些非暴力的财产犯罪，刑罚确定性则具有稳定而显著的威慑效力。在刑罚严厉性的维度中，仅有提高收监率可以低程度地增加威慑效力，而提高重刑率不但不能起到遏制效果，反而会对许多类型的犯罪起到促进作用。     

我国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死刑存废问题探究——以犯罪经济学为视角

在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废除死刑的背景下,我国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的死刑存废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在犯罪经济学的理论中,需求弹性理论和边际成本收益理论是用来分析犯罪问题以及刑罚适用比较常见的理论。以弹性理论为视角,故意杀人犯罪、抢劫犯罪的刑罚严厉性与犯罪数量二者之间在死刑存在的前提下富有弹性;而在废除死刑后,犯罪数量与刑罚的严厉性二者之间则缺乏弹性;而在边际成本收益理论的理论中,死刑的刑罚对暴力犯罪依然存在一定的威慑力,贸然废除死刑会当然导致刑罚的严厉性下降,从而使得犯罪人的犯罪成本下降,进而导致犯罪人实施更为严重的犯罪。     

低龄职务犯罪心理的预防

低龄职务犯罪心理的形成是多种不良心理因素和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及时、准确、合理的刑罚和其他非刑罚制裁措施能够有效增加低龄职务犯罪分子的犯罪成本,破除其侥幸冒险心理;严厉惩罚的震慑作用也能使其自我调节结构要素发挥作用,抑制弱化犯罪心理的形成,从而达到减少低龄职务犯罪的作用。     

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探析

职务犯罪轻刑化成为普遍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职务犯罪轻刑化主要表现为立案起点高,自首适用标准宽泛,缓、免刑率高及刑罚执行不严格。这一现象成因包括对该类犯罪的认识不到位、审判人员被干扰、执行阶段标准控制不严等。遏制职务犯罪轻刑化路径是要强化对职务犯罪立案及侦查过程的监督、加强对刑罚执行阶段的监督等。     

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探析简

职务犯罪轻刑化成为普遍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职务犯罪轻刑化主要表现为立案起点高，自首适用标准宽泛，缓、免刑率高及刑罚执行不严格。这一现象成因包括对该类犯罪的认识不到位、审判人员被干扰、执行阶段标准控制不严等。遏制职务犯罪轻刑化路径是要强化对职务犯罪立案及侦查过程的监督、加强对刑罚执行阶段的监督等。     

有关刑法谦抑性的理性思考

刑法谦抑性的思想内涵包括:刑法调整范围的不完整性、刑法统制手段的最后性、刑罚制裁方式发动的克制性;其法理基础是:犯罪发生的必然性决定了刑罚手段的策略性、犯罪发生原因的综合性决定了刑罚手段的单一性、犯罪心理机制的复杂性决定了刑罚效用的有限性、刑罚的恶害性决定了刑罚本身作用的负面性、刑罚后遗症的严厉性决定了刑罚手段的非理想性、刑罚权实现的昂贵性决定了刑罚发动的慎重性。适用刑法谦抑性,我们应当使刑事政策“轻轻”与“重重”兼顾、使刑事立法“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并进、使刑罚裁量轻刑化与“非刑罚化”相结合。     

职务犯罪预防的法经济学分析

每个罪犯都是理性的计算者,职务犯罪也不例外。职务犯罪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可以在利益的驱动中找到合理的原因,因而,运用法经济学的方法,对职务犯罪的经济原因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才能找到预防职务犯罪的最好方法。对职务犯罪最佳预防寓于对职务犯罪的打击之中,要综合考虑犯罪的机会成本、查获几率、惩罚严厉性等其它相关变量。     

道德与刑法有限性的关系——也谈见危不救应否成罪

刑法包括犯罪和刑罚两个部分,因此刑法有限性包括刑法范围的有限性和刑罚发动的有限性两个方面。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与该社会的刑法范围成正比,而与其刑罚的严厉程度成反比。从这个结论出发,结合我国的整体道德现状,目前在我国刑法中设立“见危不救罪”的时机尚不成熟。     

刑罚威慑与犯罪控制

刑罚(criminalpunishment)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强制性、惩罚性的司法反应 ,刑罚威慑则是基于趋利避害的人之本性 ,以刑罚的严厉性来控制犯罪发生的无形力量。刑罚威慑具有双重功能 ,即针对已然犯罪的特殊威慑功能和针对未然犯罪的一般威慑功能。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和维护稳定方面的确功不可没 ,但是缘于其先天的内在局限性及致罪原因的复杂性 ,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其限度的 ,任何希冀通过加大刑罚量达到消灭犯罪或控制犯罪的努力都将事与愿违。刑罚威慑的目标应定位于将犯罪现象控制在社会所容忍的限度以内 ,而在司法实践中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必须兼顾若干影响刑罚威慑效能的因素。     

正确区分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

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有着天生的亲密血缘关系,在最早提出犯罪中止的1871年《德国刑法典》中,犯罪中止就是犯罪未遂的一种特殊形式,只是到了后来,才有个别国家如中国将犯罪中止从犯罪未遂中独立出来,成为犯罪的停止形态中与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完成并列的一种形态。正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在理论研究方面各国理论界对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的区分历来     

论受控型犯罪

人的犯罪和反犯罪都是由意识所支配。失控型犯罪和受控型犯罪都是更犯罪意识弱化造成本文论述了受控型犯罪的形成、特点、趋势以及遏制的对策。     

刍议证券犯罪的界定

证券犯罪的本质在于其对证券市场的破坏,因此,应将证券犯罪界定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证券法规的规定从事证券的发行、交易、管理或其他相关活动,严重破坏证券市场的正常管理秩序,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刑法》与《证券法》对证券犯罪的规定存在冲突。对此,采用附属刑法的模式完善证券犯罪的立法是较好的解决办法。     

城市化与犯罪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与此同时犯罪率也在急剧增长。但是,城市化并不是犯罪的直接原因。城市化进程中的犯罪增长的真正原因在于: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时间滞差、文化冲突、贫富悬殊、外来人口、失业和犯罪机会的增多。     

非人格化:犯罪实施与犯罪控制

犯罪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运用了对被害人非人格化的技巧 ,以规避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国家和社会在犯罪控制中也有一个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过程 ,但是 ,这种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在今天已经变得不应该、不必要也不明智。对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 ,提供了一个潜在被害人避免犯罪侵害、国家与社会控制犯罪、矫治犯罪人的新视角。     

犯罪容忍度:对一种犯罪观的随想

长期以来,人们和政府都把消灭犯罪作为一种奋斗目标,这严重扭曲了人们对犯罪的客观认识,并可能导致刑事政策的失误.而"犯罪容忍度"观点则承认犯罪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接受犯罪无法消灭的现实,客观地认可犯罪的存在,并调整我们的刑事司法政策和社会政策--国家不以消灭一切"阳光下的罪恶"为己任,而着重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必须制止的犯罪行为进行惩治,使犯罪控制在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     

试论洗钱犯罪与财产犯罪和职务犯罪的交融关系

洗钱犯罪与金融犯罪和职务犯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洗钱犯罪不但直接扰乱经济秩序,而且还间接侵犯"上游犯罪"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它又是"上游犯罪"的后续,严重侵害着社会管理秩序.因此,单纯地以其中的某一方面论及该罪的性质明显不妥.建议修改新刑法典第191条,从建立健全反洗钱保障体系,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加强反洗钱的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完善.     

论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别

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最容易发生混淆的地方是,当两罪都表现为当场使用暴力,当场取财和以当场使用暴力相威胁,当场取财的两种情况。此时,两罪的真正区别就在于暴力所指向的对象不同。抢劫罪的暴力及暴力威胁指向的是人身,而敲诈勒索罪的暴力及暴力威胁所指向的是人身以外的物。     

单位犯罪主体的否定与自然人犯罪的认定——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

最高法院已经出台关于单位犯罪主体否定的相关司法解释,但是尚未全面涵盖司法实践中形形色色的“假单位、真个人”的现象,导致司法机关把握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限不准。引进“揭开公司面纱”理论,重单位犯罪成立的实质要件、轻单位犯罪成立的形式要件,在特殊情况下否定单位犯罪的主体资格而直接认定为自然人犯罪,正是本文意旨所在。     

我国计算机犯罪的特点及刑事司法对策

我国计算机犯罪的刑事司法对策有:加强和完善计算机的立法工作,建立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加强计算机犯罪案件的侦查破案工作,降低犯罪黑数值;强化侦查讯问策略,加大追讯力度;加强侦查协和,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