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困境与现代乡贤的治理合法性探究

自古以来,乡贤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乡贤的回归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与传统乡贤不同的是,现代乡贤所面临的乡村治理场域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面对乡村治理中出现的传统秩序趋于瓦解、治理精英缺失以及精神信仰体系迷失等困境时,应考虑将现代乡贤重新纳入治理主体的序列。结合目前我国各地的成功经验来看,国家和社会应该通过挖掘传统乡贤文化、重构治理的象征合法性、完成"合法性叙事"以及建构法理型权威等几个方面的努力来建构现代乡贤的治理合法性。     

乡贤治理的现实与理想——基于一个乡村公共事件的调查

在部分农村地区,乡贤治理实际上代行了村民自治的公共服务职能,成为事实的治理机制。其之所以存在,在于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利他性,能够建立治理共识和善于利用政治力量等原因;同时,与村民自治相比,在村民参与热情和治理效果上,乡贤治理也占优势,结果是乡贤治理成为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但是,乡贤治理也面临治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及村民参与度不够等问题,这些也是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的方面。     

嵌入与重构: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返乡治村的治理逻辑

乡村振兴实施的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当前,农村面临空心化、空巢化、老龄化的结构性发展困境,乡村治理缺少主体性精英。因此,乡村振兴需要具有主体性的精英回归。返乡精英是新乡贤再造的新群体,他们具有较高道德品行、超群能力资源并熟悉乡土规则。新乡贤嵌入乡村社会,其嵌入行动分别是情感嵌入、身份嵌入和治理嵌入,具体表现为:新乡贤对故乡的情感记忆和熟人社会的乡土情怀,基层政府对返乡精英新乡贤的合法性身份建构,新乡贤处于乡村治理的“在场”位置。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场域,主要通过融入治理主体、进入乡贤组织和道德权威评价等路径,能够有效重构乡村治理。新乡贤返乡治村,不仅能够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治理策略多样化,而且可以培育村民现代价值观念,促使村民增加公共理性和行为规范合理。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适应性及其提升战略

感知能力、分析能力、调整策略与推进改革的能力,是衡量国家治理适应性的关键因素。感知——分析——变革,国家治理的适应性调整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意味着国家治理实践必须不断适应无常的环境变迁。实践证明,能够融通传统与现代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适应性更强。"以人为本"理念整合了传统民本思想及现代人权观念,进一步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若干基本原则,能有效缓解人权与秩序的紧张。此外,德治是我国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法治能有效抑制公益和私欲的冲突,共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推动德治、法治与共治协同共进,是提升中国国家治理适应性的重要战略。     

发挥乡贤文化多元治理效应的时代背景和路径选择

基于文献梳理、概念厘析和背景分析,笔者认为,乡贤文化的内涵决定了其具有多元治理效应,乡贤文化及其多元治理效应在近两年尤其引起学界和官方关注和认可,这与当前中国基层社会面临的一些新问题和新变化以及近两年中央提出的一些新政策和新要求密不可分。但是,不少地方党委政府在发挥乡贤文化的多元治理效应上还存在问题和不足,有必要重点在将相关经验制度化,突显好乡贤文化的现实性和借助好信息化手段三方面更多地积极作为。     

政府动员、乡贤返场与嵌入性治理:乡贤回归的行动逻辑——以L市Y镇乡贤会为例

乡村社会的困境为"乡贤回归"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但是"新乡贤"的回归有着独特的行动逻辑:政府动员是其动力逻辑,"污名化-离场-重生-返场"是其历史逻辑,嵌入性治理是其功能逻辑。厘清乡贤回归的行动逻辑,对于重塑现代乡贤,重构乡村权威以及推动乡村善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共危机视阈中的政府治理

公共危机削弱了政府合法性基础,对传统官僚制"统治"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治理和善治理念倡导政府与公民的双向互动与合作,以公民参与为内在特征和本质要求.它有助于政府化解公共危机,提升政治合法性,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基于"积极公民"和"积极政府"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是实现善治,建设合法性、法治化、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政府的有效路径.     

网络时代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新思考:“参与—协商”型治理模式

网络时代的来临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也对我国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公民意识的提升以及政府提升政策合法性的需要成为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推动力.在网络时代,“参与—协商”型治理模式成为必然选择.这一模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众被动参与阶段、公众主动参与阶段、合作治理阶段.同时要解决好几个关键问题:确立以公众为中心的政府治理理念;网络参与制度化,与传统协商制度互补;重视公众参与结果,提升政府的回应力.     

论“乡贤引领”推进乡村现代治理的作用

当城市虹吸效应使大量农村精英流失时,中国农村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势必缺乏内驱力。重建乡贤群体,弘扬乡贤文化,催生"见贤思齐、崇德向善、奋发有为、造福桑梓"的强大乡贤力量,是引导乡风文明、乡村发展、乡村治理的强大正能量。     

国家治理体系中执政党合法性探析——以公共行政学为视角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治理理论被西方学者广泛关注.治理是相对统治而言,是对统治的政治学否则定.随着世界政治文明的不断跃升,治理逐渐成为西方政府改革的理念和目标.治理的根源在于西方政党或政府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执政党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成为这场社会治理变迁的主要承担者和体现者.因此政党治理正逐渐取代传统的政党管理.在公共行政语境下对国家治理体系中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对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重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集体记忆在国家软治理中的功能分析与实践思考

国家软治理是借助价值观念、道德理念、政治经验等文化的浸润对社会成员进行合理内化,以达到治理目的。对于重传承、讲情理的中国社会来说,要多关注非正式制度所内含的本土治理资源。集体记忆是实现价值共融的典型本土文化资源,具有社会性、建构性和价值性的特征,能够从国家认同、价值共识和约束行为三方面为软治理提供合法性基础、内生动力以及社会化主体。集体记忆在现实中依托历史书写、符号系统以及仪式典礼三种形式,奠定国家治理大格局的政治基础并为软治理提供精神力量和持久动力,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加深远的历史支撑。     

乡贤利民二三事——铜仁市推行“村两委+乡贤会”基层社会治理

＂村两委＋乡贤会＂模式创新和丰富基层社会治理,弘扬中华民族反哺桑梓的传统美德,激发游子回报故土热情。乡贤会是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社会组织。早在2014年,铜仁市印江自治县就已在全县开展＂村两委＋乡贤会＂乡村治理模式试点工作。通过试点,这一模式逐渐成熟,于2016年3月在铜仁市全面推行。＂乡贤在村子里地位较高,村民听得进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有利于农民、农村顺利融入现代化进程,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     

政府合同制治理的风险识别及策略选择

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公共服务实现了权威治理向合同治理模式的转变.合同制治理的兴起既有思想基础,也有实践根基.同时,这种治理模式也存在着目标一致风险、监督风险、合法性和寻租风险.为此,要从提升公共管理的能力、实现政府角色转换以及加强行政官员伦理建设等方面寻求破解策略.     

创新驱动 激发基层发展新活力——铜仁市探索推行“村两委+乡贤会”乡村治理模式

正铜仁市积极探索"村两委+乡贤会"乡村治理模式,有效地构建起和谐稳定的社会生态,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整体提升。"‘乡贤会’凝聚了大家的智慧,激发了‘乡贤’反哺故土的创业热情。自全镇28个‘乡贤会’成立以来,积极与村支‘两委’进行联动,延伸和丰富了贫困山区基层工作的内涵。"沿河自治县淇滩镇党委书记何明感慨地说道。这是近年来铜仁市围绕基层社会治理这一主题,探索创新"村两委+乡贤会"乡村治理模式,有效激发基层发展     

乡村文化治理体系的建构与运作

随着文化实践形式在乡村的积累，文化治理逐渐以“体系”的形态内嵌于乡村社会生态环境中，对乡村治理起到整体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包括了文化子系统、领域间系统、环境总系统三层结构，各个结构分别联系着传统与现代、治理领域与国家治理体系、政府与社会，由此衍生出六种乡村文化治理模式：三径赋权模式、内部优化模式、文化推力模式、文化拉力模式、内生环境营造模式以及外生环境建构模式。     

贵州思南县:“乡贤会”唱响乡村治理“协奏曲”

正今年以来,贵州省思南县积极探索"村两委+乡贤会"乡村治理模式,深入挖掘乌江流域乡贤文化,做强乡音,做浓乡愁,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众多乡贤回归,大幅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水平,推动乡村发展。嘉言懿行,以德培育"和谐村"。农村邻里间琐碎事情较多,但如果处理不善,小口角也容易引发大问题。凭借人熟、地熟、村情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过程中,传统文化基因存续、农村发展环境优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为新乡贤形成创造条件。新乡贤作为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的重要纽带,以其独特的社会资源优势、情感黏合力和话语影响力,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要充分挖掘新乡贤资源,注重情感吸引、加强制度创新、涵育乡贤文化。要厘情新乡贤个体价值与村民主体价值之别,明晰"德治"与"法治"的作用范围,以其正面价值的发挥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     

试析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治理性化解

合法性是政治学和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合法性的建立来自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效能性以及社会公众的自觉认可。社会转型期是合法性的高危期,其根源在于原有合法性基础的衰退及自我更新能力的不足。重塑合法性基础的关键是从统治走向治理,形成符合转型期社会特点的公共管理模式。治理理论对社会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化解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发展中转型社会应立足具体实际,以政府转型带动社会转型,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与民间组织的关系,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以有效实现合法性危机的治理性化解。     

参与式治理理念下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参与式治理是反思传统治理基础上的治理模式创新,将民主理论引入治理理念,实现增进政治合法性和深化扩展民主的双赢效果。基层社会治理的开展离不开基层公众的有效参与,只有将基层公众的参与热情转化为具体的参与行动,才能将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落到实处。     

“乡贤辅治”构建社区治理新模式

正近年来,随着大规模拆迁改造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村改居"社区利益格局面临深刻调整,基层群众愿望诉求趋于多元化,针对社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干群关系紧张、拆迁矛盾激化、社区事务监督缺位等问题,青岛市李沧区世园街道推行了乡贤监督理事会新举措,实行"乡贤辅治",充分发挥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老专家等新乡贤在垂范邻里、协调冲突、公信威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创新探索一条契合"村改居"社区转型过程中社区治理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