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机制

现代法治国家的典型特征是司法审查原则的确立.我国在侦查领域没有实行司法审查的制度,侦查人员也缺乏司法审查的观念,现行侦查立法中的诸多制度设计存在着严重背离司法审查原则的现象,直接导致了侦查中的违法行为.分析我国侦查程序中司法审查原则缺位所带来的问题,考察司法审查原则的起源及其意义,构建我国侦查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现实可行和司法制度改革所必然的.     

我国侦查构造的改革基础及完善目标

对我国的侦查构造进行改革完善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的侦查目的、国情和民情、社情和警情。具体措施可以考虑引进中立司法审查机制,形成司法型侦查构造;吸收弹劾式侦查构造精髓,形成诉讼式侦查构造;在单轨制侦查构造的基础上,适当赋予辩方取证权利。     

侦查谋略和司法诚信的冲突与协调

侦查破案需要智谋,司法权威讲究诚信。侦查谋略和司法诚信的冲突,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侦查谋略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但司法公正要求侦查公开取证,而设谋取证往往难于公开。这些矛盾需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协调。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谋略的运用有一些间接调整,但其立法、司法中的法律公信力还不高。学界对侦查谋略合理化的讨论,无论几个标准,都还是一些零散经验,具有操作标准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侦查谋略和司法诚信的协调路径中,侦查谋略不必然违背诚信原则,原则性地加强侦查法律措施的改进。     

论司法承诺规则在侦查讯问中的应用

司法承诺规则在侦查讯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侦查讯问有很强的对抗特征,较量的双方必然要采取一定的手段,这种思维的对抗具有博弈性。司法承诺规则能够保证犯罪嫌疑人得到某种利益,使犯罪嫌疑人自愿同司法机关协作,从而有效地降低侦查成本,提高侦查效率。文章在对司法承诺规则作详细介绍的基础上,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对其进行了构建,以实现侦查讯问中司法承诺的法治化,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工作。     

正当程序视角下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

司法实践表明,技术侦查措施作为一种侦查手段,有其必要性和有效性。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并承认依法获得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但我国技术侦查立法高度的原则性、粗略性和授权性,技术性、精细化、可控制性不强。基于此,应结合技术侦查司法有效性,从正当程序的视角,审视技术侦查在司法实践中运行的理性样态,以期在法治化的界域内,使具有侵犯性特征的技术侦查不仅实现有效性,还要体现程序的正当性。     

侦查讯问合理化探析——以司法正当程序为视域

正当程序,可分为立法上正当程序与司法上正当程序,。侦查讯问程序正当化就是司法上正当程序问题。虽然我国新旧刑事诉讼法都对正当讯问程序作了合理构建,但实证分析表明,讯问过程中司法正当程序仍未实现。立法正当程序不能直接转化为司法正当程序,侦查讯问程序不当性有其体制根源、心理根源与证据根源。因而,欲实现侦查讯问程序正当化,需从其根源上着手构建新的考核体制,建立心理防范措施以及进一步降低口供证明力,以在侦查讯问过程中真正实现司法上的正当程序。     

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中非程序现象的处置

案件联合讨论制、案件层层汇报制、案件请示批示制是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中典型的非程序现象.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中的非程序现象,对司法机关、案件当事人和法定程序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处置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中的非程序现象,一要明确规定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中若出现非程序现象即为程序违法行为;二要进行一系列的司法改革;三要改革政法部门内部的司法管理体制;四要建立司法豁免的司法干警特权规则;五要完善承办人员扣分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     

侦查改革的理念与制度(论纲)

侦查改革需秉持“程序公正优先”、“保障人权优先”、“控辩平等对抗、司法制约侦查”的理念,对侦查权与嫌疑人权利不平衡状态人为矫正;设立司法审查制度。保持对侦查改革的理性期待。     

意大利强制性侦查监控制度之特色

1988年意大利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重大修改,修改之后的刑事侦查制度确立了侦查机关采用强制性侦查措施必须遵循适合性、必要性、相称性三个基本原则,建立了严格的司法授权和审查机制以及完善的司法救济程序。意大利这一改革动向对优化我国的强制性侦查监控制度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我国侦查事中监督的三重维度及改善路径

侦查权的合法、高效运行离不开完善的监督体系。侦查的事中监督可以将侦查程序中出现的具体不当侦查行为遏止于萌芽,使其可能酿成的危害后果不至于在此后的诉讼阶段产生消极影响。我国侦查事中监督划分为司法监督、权利监督和预审监督三个维度,由于既存制度的不足和司法实践中现实因素的掣肘,侦查事中监督尚难取得理想的监督效果。而陆续曝光的冤假错案和司法改革的全面推进呼吁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侦查监督体系。     

重构侦查价值--在刑事司法制度领域中探讨

侦查价值是侦查理论与实务界讨论较多的问题,由于诉讼价值与侦查本身价值观的不同而引发了许多争论。但目前的侦查价值研究不仅尚未形成体系,也未跳出就事论事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因此,有必要在刑事司法领域之下探讨侦查价值问题,提出刑事司法领域中侦查的具体价值,讨论实现这些价值的具体方法,以达到使其发挥最大功能的目的。     

试论公安机关对侦查行为的内部监督

在我国的侦查程序中,并没有建立针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机制,可以说是一种职权主义、行政化的单方面的追诉活动,这种制度不符合“控诉与裁判职能分离”、“司法最终裁决”等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也常常带来侦查权的滥用。学界在论述对侦查行为的控制或监督时,大多从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检察机关的监督等外部监督来讨论,从侦查权的概念及侦查行为的特征入手,公安机关对侦查行为进行自我监督,并应从增强侦查人员的法治观念、建立健全公安机关内部监督机制、实行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等方面实施对侦查行为的自我监督。     

比较视野中的中日侦查模式

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模式是备受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与日本相比,我国刑事诉讼侦查阶段的结构设置存在诸多弊端。这些弊端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已成为阻碍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根本因素。重新设置合理的侦查模式才是未来改革的方向。     

侦查错误的防治研究

由于侦查是刑事司法系统的起始环节，决定着后续诉讼环节的启动与否及运作效果，因此谈及司法错误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侦查阶段的错误。为什么要研究侦查错误？简言之就是要认真对待侦查错误，进而预防，减少甚至消除侦查错误。     

我国辩护律师侦查阶段阅卷权探析

我国正在经历“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的司法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及案件有关情况,并提出法律意见,但并未明确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阅卷的权利。从我国司法改革背景、律师阅卷权法理基础等方面考虑,赋予律师侦查阶段阅卷权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同时,可以通过公安电子卷宗制度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严格规定律师的保密义务等配套措施,避免违背“侦查不公开”原则。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阅卷权,能够确保律师更为充分地了解案情,进而提供更为有效的辩护,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更好地推动我国司法改革进程。     

大数据侦查带来的法律思考

随着大数据技术发展,将大数据应用到侦查已是司法常态。在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对大数据侦查认识不清,易导致大数据侦查的滥用。可将大数据侦查划分为传统侦查和事前侦查,并在法律上对其区别对待。通过对现有法律制度的完善,使大数据侦查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贞查行为之程序性裁判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对侦查行为可诉性原理的阐释，进而论证了外国侦查行为之程序性裁判机制的范围、程序、制裁方式等。就范围而言，针对所有的侦查行为都应适用；就程序而言。包括司法审查与授权程序、司法救济程序；就制裁方式而言，包括诉讼行为无效、非法证据排除、终止诉讼等三方面。最后提出建构我国侦查行为之程序性裁判机制的初步设想．亦包括我国侦查行为之程序性裁判机制的范围和程序两个方面。     

关于侦查权控制方式的思考

各个国家对侦查权进行的控制方式大致包括司法授权、司法救济和权利制约等。在我国，对侦查杈缺乏有效的控制，主要的控权方式是侦查机关的内部控制和检察机关的外部制约，对权力的制约基本不具有效用。鉴于此，应完善我国的侦查权控制方式。司法授权目前不具可行性．理性的做法是，建立司法救济制度、完善内部控制、加强检察监督、赋予犯罪嫌疑人更多对抗侦查行为的权利。     

我国侦查体制及其相关工作改革研究

针对我国侦查体制及其相关工作表现出的既不同于英美法系，又不同于大陆法系的鲜明特征，及其当前主要存在着的十二个方面的问题，我国诉讼法学界提出了侦检一体化、检察引导侦查、强制性侦查措施司法审查等改革观点。笔者提出的具体改革设想是：检查机关的侦查权交由公安机关行使：公安机关应对现有侦查队伍进行整合和整顿；据情实行一步式侦查或二步式侦查体制；侦查机关侦查的案件，都应当进行预审；实行侦查接受检察监督与司法审查相结合的制度；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羁押分流制度和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建立一元鉴定体制     

论侦查秘密性原则与侦查公开措施

侦查秘密性是侦查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侦查公开 ,即由大众对侦查机关日常的侦查活动进行常规性的各种监督措施 ,不具有可行性。侦查秘密性原则与增强侦查活动的透明度没有实质性的冲突。有效制约侦查权力、监督侦查活动的正确途径是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