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冲突治理——基于公共价值分析的视角

揭示邻避冲突矛盾激化的内在原因是防治邻避冲突的关键。价值观是行为的先导,运用公共价值分析对邻避案例进行实证考察,可以发现冲突行为背后各方所秉持的公共价值观演化轨迹及其治理逻辑。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除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之外,更有深层次的价值因素混杂其中,利益相关者的公共价值共识在邻避设施规划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进而引发、激化矛盾。因此,治理邻避冲突问题不能抛开共识价值而单单讨论利益冲突,应当从组织、个人和治理模式各层面出发,重新考虑公共价值共识达成问题以化解矛盾。组织方面要回归政策的共识公共价值取向,个人方面要加强公民道德修养,共同构建基于公共价值实现的网络化治理模式,使邻避冲突治理的每一举措都展现"共识公共价值"的理性。     

社会组织参与冲突管理的功能与可行性分析——基于与公共行政组织的比较视角

社会组织和公共行政组织具有不同的特点,其在公共冲突的治理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特点,具有功能互补性。针对于公共行政组织在公共冲突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自上而下的体制性压力、冲突治理负担过重、体制性迟钝、行政化色彩过强、中立性较差、被动反应式的管理模式等欠缺,社会组织借助于利益整合和利益表达、冲突中的信息沟通和传递、创造建设性地冲突解决方案等公共冲突参与方式来实现其推动公共冲突化解的功能,在冲突的预防以及公共冲突的化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以政府主导为主、以冲突平息为目的的冲突处置途径向强调社会组织多元参与、致力于冲突深度解决的冲突化解途径转变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也拥有了越来越多参与公共冲突治理的空间。     

政务诚信视角下的公共冲突治理方式——基于川渝地区的案例分析

采用案例比较分析方法,以2015-2017年发生在川渝地区的公共冲突事件为例,对公务员政务诚信和公共冲突治理方式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政府的公共冲突治理方式多是以应急管理为核心手段、以维持稳定为直接目的,公务人员作为公共冲突协同治理的主体,其政务诚信水平直接影响了公共冲突事件的治理效果。分析表明:从依法行政、政务公开、勤政高效、失信惩戒四个方面提高公务人员政务诚信水平,有助于提高公共冲突治理水平和治理效果。研究的局限在于它只讨论了政务主体的诚信行为对公共冲突治理的影响,缺乏对政务诚信的评价客体的考虑,案例分析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情况。     

我国现阶段的公共冲突及其治理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公共冲突也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产生于各个领域的众多方面,跨领域转化或扩散,利益诉求往往伴随着情绪的发泄,发生于现实世界的冲突事件往往被互联网助推,一阶冲突往往会升级为二阶冲突。公共冲突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有:维持表层平静,缺乏常规管理,长期的冲突化解不足,较少进行理性的对话,社会组织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互动平台不足。公共冲突的治理思路是:以深层稳定为主导目标,使冲突管理从"应急式"走向"常规化",更加注重冲突化解策略,使用协商对话的方式,使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载体互为补充,发挥和放大表达渠道和互动平台的正面效用。     

"棘手公共问题"及其治理之道

"棘手公共问题"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治理难题,具有高价值冲突、非结构化和不确定性特征。伴随着大量棘手公共问题的出现,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普遍陷入治理效果不彰的境遇,出现价值观念难以整合、治理流程运行不畅和治理方案无法明确的治理困境。基于对棘手公共问题特征的把握和当前治理困境的反思,公共价值管理以创造公共价值为战略目标,通过构建"战略三角模型"的行动框架,将使命维度的定义公共价值、政治维度的支持与合法性以及运营维度的运作能力三个环节嵌入公共价值创造过程,可以有效耦合棘手公共问题的治理需求。加强对棘手公共问题的治理,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谋求价值共识、优化授权环境以及完善运作能力的行动策略,可为提升棘手公共问题的可治理性提供方法论支持。     

基于政治协调的区域公共治理的问题缘起及其应对

区域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需要通过政治协调才能解决的区域公共问题的产生和显现:跨地区性公共事务治理失灵,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没有进入区域公共治理的范畴,治理主体的利益差异引发区域公共治理体系的紊乱.区域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通过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在冲突和一致中推进和完善.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路径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与功能,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区域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我国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逻辑

区域公共治理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以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在冲突和一致中推进区域战略实现。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的路径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与功能,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区域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公共冲突治理创新

在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公共冲突治理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按照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进行创新,实现一系列转变:从关注内部不稳定因素到同时关注内外不稳定因素及其互动的转变;从重视政权稳定到同时重视政权稳定和公民基本权利的转变;从聚焦事后影响向聚焦事前风险的转变;从突出处置与应对向突出源头治理的转变;从强调行政控制向强调依法治理转变。在创新措施上,树立依法治理公共冲突的思维,加强公共冲突风险管理,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基于优秀社区工作法的多案例分析

依托社区开展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是当前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盲点。从服务导向的社区治理创新过程和治理导向的社区服务创新过程以及创新要素分析，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得以揭示并确立。通过构建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和服务“嵌套”创新的生成路径表现为：以公共空间营造与社会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组织和制度；以公共组织覆盖与职能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制度；以制度供给与制度化为依托，撬动公共空间和公共组织。这其中，公共空间、公共组织和制度分别呈现不同的运行方式。     

协商民主与公共价值的创造

公共价值管理聚焦在如何创造积极和公众所期望的经济社会后果,是与网络化治理相适应的一种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共价值管理与协商民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协商民主为建构公共价值、处理公共价值冲突、增强公共价值合法性和避免公共价值失灵提供了新的路径。在生成公共价值的过程中,协商民主推动治理网络的良性运转,促进公共管理者、专家和公众角色的转变,可以有效地化解公共行动在寻求持续性支持方面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并且激发资源、汲取资源以增强公共价值生成的操作化能力。     

跨界治理视角下社会冲突的形成机理与对策研究

传统科层体制的管理模式与社会冲突的跨界特征之间正在形成强大的结构性张力。深入研究社会冲突的跨界特征和形成机理,以实现对社会冲突的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和动态治理,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亟待破解的一项重要议题。通过引入跨界治理理论,并运用案例研究方法,笔者发现区域问的公共政策差异、政府部门间的"碎片化"管理、行政体系内信息的纵向控制、利益补偿中市场机制和公民参与的缺失是中国社会冲突形成的重要原因。建立中央政府层面的跨区域利益协商和平衡机制,搭建地方政府间的经常性对话机制,形成层级政府间的授权和信息共享机制,构建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作式治理模式是社会冲突跨界治理的对策。     

文化自信视域下公共文化治理的展开维度与行动策略

公共文化治理与文化自信密切相关，二者间存在价值耦合关系。文化自信为公共文化治理提供了逻辑依据，是保持公共文化治理制度理性的价值标准；为公共文化治理指明了方向，给公共文化治理提供了动力源泉。坚持文化自信指引是解决当前公共文化治理困境的有效方法，文化自信视域下的公共文化治理应从四个维度展开，即公共文化治理的实践场域、公共文化治理的制度体系、公共文化治理的主体间关系、公共文化治理的行动机制。公共文化治理还应明确具体行动的策略，表现在以下环节：以文化自信为宗旨确立公共文化治理行动目标、以文化自信为主线构建公共文化治理行动模式、以文化自信为指南创新公共文化治理行动机制、以文化自信为依托再造公共文化治理行动流程。     

公共领导发展与公共冲突管理的双向互动分析

公共领导发展与公共冲突管理之间具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对二者之间的互动进行研究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问题。公共领导发展对公共冲突管理的推动主要是通过公共精神的价值导向,为公共冲突管理提供了理念上的支撑;通过公共领导者的角色定位,明确了公共冲突管理者的职能;通过战略型的领导方式,为公共冲突管理提供了全局性和长远性的考量;通过政策性的领导趋势,为公共冲突管理提供了确实的政策依据。而公共冲突管理对公共领导发展的推动主要是通过公共冲突的正向整合功能提升了公共领导者的影响力;通过公共冲突管理的组织性增强了公共领导者的决策力;通过公共冲突管理的实践性锻炼了公共领导者的执行力;通过公共冲突管理的不确定性激发了公共领导者的创新力。     

权力边界模糊与策略化治理:土地冲突演变机制研究——基于对湖北省L市和G开发区的调查

为了解释土地冲突在现有治理结构下是如何构建的,采用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法,探讨了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冲突的演变过程和治理机制的构建。研究发现,在经济领域,由于权力边界与市场边界不清,行政科层的推动机制取代了城镇化的市场内生动力机制,地方政府攫取了土地租金的绝大部分,城镇发展的成本被转嫁到失地农民等弱势群体身上;在社会领域,通过行政权力嵌入到底层社会中,利用策略化的治理方式迫使农民接受既定的征地补偿标准,将土地冲突的压力传导到底层社会内部,形成刚性稳定的治理格局。最后,由于地方政府忽视了向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服务、养老保险等公共产品,使得失地农民逐渐贫困化、边缘化,导致土地冲突加速积累和酝酿,最终演化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风险。土地冲突演变机制的归纳和总结,有利于进一步研究土地冲突治理机制的建构路径。     

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转型及其进路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部分,政府治理转型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根本意义。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面临着"名义法治"的阻碍、官僚制与民主的冲突、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冲突、公共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利的冲突等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必须进行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应当全面树立法治思维,切实发挥法治的价值与功用,建立与民主机制相协调的有效的治理体系,切实创新治理方法、提升治理能力,并以宪法、法律手段确认社会自治权利,最终形成以"强政府—大社会"为轴心的多元共治的"善治"格局。     

我国拆迁行为合法化研究——以善治理论为视角

善治是二十一世纪公共治理的新目标,也是与公民社会的良性发育相结合的公共治理的必然选择.目前的公共治理问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公共治理的回应性不足,效率不高,责任性不强,法治程度低等.就当前我国的公共治理来说,拆迁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公共治理问题在拆迁中凸显无疑,且极具代表性.实现善治,首先要在拆迁问题方面有所突破,从而为公共治理积累经验.因此,本文试图在善治理论的指导下,为作为公共治理突出难题的拆迁问题提供解决方式,也为善治在公共治理中的运用提供经验和借鉴依据.     

基层政府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问题与路径探析

农村群体性事件根植于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时代背景下,是农村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各种矛盾和摩擦的突出体现和过激表现。基层政府作为事件的直接面对者与化解冲突的关键力量,在事件治理过程中反映出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缺失,公共权力行使方式的欠妥及公共治理能力建设的薄弱。基于此,基层政府可以尝试综合治理的路径,切实加强自身的机制建构与能力塑造,进而实现"标本兼治"。     

试析转型期我国公共治理结构的重塑——基于线型治理结构向网络治理结构转换的考察

在转型场景中,全球治理变革的推动、国内转型发展的挑战、自身内在的基因缺陷以及治理失灵构成了我国线型公共治理结构转型的多维动因.网络治理是世界范围内新兴的公共治理范武,具有理论内核的优质性和实践验证的有效性,成为公共治理结构的转型目标.构建网络治理结构要重塑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关系,重构规范多元治理主体行为的制度设计,重建多元治理主体的公共治理能力.     

常规与非常规:地方治理学习型政策变迁的模式比较

地方治理存在常规与非常规两种学习型政策变迁模式。常规学习型政策变迁基于政策工具使用而生成，非常规学习型政策变迁基于公共危机应对而生成，两种模式受布局要求、治理结构和政策体制的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强化或重塑治理结构和政策体制，促进或促退地方治理效能，巩固或侵蚀国家治理效能。基于此，可以采取如下优化策略：坚持公共治理，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摆脱思维定式，找到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的平衡点；改变行为惯习，破解常规治理与非常规治理的悖论困局；采用创新手段，塑造技术治理和治理技术的融合格局。     

政府管理视阈下个体问题演变为公共事件原因与对策探析

针对个体问题演变为公共事件的现象进行分析，呈现出事发与演变迅速、主要运用网络作为传播媒介、参与主体多元且动机复杂、组织松散与层次多元的特征。从政府角度结合实例剖析剖析原因，主要表现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不足、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薄弱、政府常态治理的缺陷、政府对网络媒体的忽视四个方面。因此，政府需要积极应对新的治理环境，一要积极推进基层民主治理转变，健全公民利益表达机制；二要加强危机管理建设，提高应对公共事件能力；三要积极开展政府公共关系，提倡公民理性参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