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图谱及其影响——价值共创视角下的混合研究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领着社会治理创新。如何与公众有效互动,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共价值,是政府决策部门高度关注的问题。论文基于以价值共创为新趋势的合作生产理论,围绕激励公众深度参与合作生产这一核心议题,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重新审视和解释公众合作生产行为,并挖掘行为背后的微观机理——合作生产动机。研究发现,为实现合作生产的公共价值最大化,既需要公众通过参与型合作生产行为回应政府期望,也依赖于公众表现出超越政策遵从的公民型合作生产行为。利益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是促使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关键动机归因,不同动机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共同影响公众合作生产行为的尺度和水平。论文将建立在价值共创基础上的合作生产理论拓展到微观的行为公共管理领域,丰富了价值共创视角下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本土化研究,也为培育积极的公众主体提供了重要指引。     

国外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研究述评

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研究是信息技术采纳研究与公共管理学的新兴热点议题。论文运用内容分析法梳理国外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研究的主要类型与多元视角,简述相关实证研究结论,总结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已有文献中主要因素的权重关系,并展望电子政务公众使用行为研究的发展方向及前景。     

“互联网+”视域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平台建构问题研究

公众参与在新《环境保护法》中被作为一项环保领域的基本原则加以确定,明确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公众在自身环境利益的驱使下有参与环境公共决策甚或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求.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核心价值在于建立一种能够使社会公众与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双向沟通的机制,使公众能够参与到环境事务的决策中来.然而,在转型期的中国,在大数据环境下,公众参与在实践中尚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严重影响了公众参与的深度与广度.我国应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合理搭建公众参与平台,构建“互联网+”绿色生态,实现生态环境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     

公众交通合规意愿的政策干预效果：基于北京市行人违章治理的分析

在行为公共管理学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学者们致力于研究公众在公共事务中的认知与行为,并呼吁探讨影响微观个体认知与行为的外在制度干预。然而,鲜有研究区分不同的政策工具对微观个体带来的形塑效应。因此,研究以北京市治理"违章过马路"为例,基于理论文献与治理实践,识别出信息沟通型政策工具:"劝诫"和禁止与指令型政策工具:"曝光"两类政策工具;在验证公众合规意愿的认知因素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对公众交通合规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两类政策工具均能对公众的合规意愿发挥影响,信息沟通型工具对公众合规意愿的提升效果更为强烈且稳健。这意味着在交通治理领域,对公众事前进行宣传沟通和说明,比事后曝光更能抑制负面情绪的生成,进而降低公众合规的心理成本,促进深层次公众合规意愿的形成。研究通过对比两类政策工具的交通合规意愿形塑效果,从理论上揭示了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作为外在的制度刺激对微观个体认知的影响机理及其背后的情绪机制,为从行为公共管理学的视角下理解微观个体认知的外在制度刺激与触发机制提供了实证证据;从实践上揭示了信息沟通型工具相较于禁止与指令型工具有更强的公众合规意愿提升效果,为决策者通过政策设计实现精细化的公共管理提供参考。     

信息化时代下的未来公共组织

公共组织的变迁根源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更替。传统的以工业革命为背景产生的"科层制"公共行政组织已不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要求,人们迫切需要建立一种与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公共行政组织。本文在分析传统公共组织的特点和弊端的基础上,列举了影响未来组织变化的几种因素,着重强调了信息技术对未来公共组织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并对未来公共组织的变革趋势进行了预测和展望。     

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公众的政府满意度:概念、测量及影响因素

公众的政府满意度是公众基于主观感知对政府所持的心理认可状态。它作为"公民-政府"反馈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为公共管理学区别于传统公共管理学的独特部分。论文基于"政府行为-公民体验"双轮模型中公共服务体验的影响因素框架,在简要回顾政府满意度的定义和测量的基础上,从政府、公民、政府-公民互动三个层面,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详细介绍。未来研究应该正确选择测量方法,引入内隐的测量范式,并重点关注政府可着力改善的影响因素,将心理学中态度改变的方法应用于提升政府满意度的公共管理实践。     

论信息时代的公众参与——以行政立法为例

对行政立法过程中低水平的普通公众参与的不满,导致学者们将希望寄托于信息技术的应用.然而,调查显示信息技术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并未产生重大的改变,制约公众参与的主要障碍并非技术上的因素.鉴于信息技术效果上的不确定性,电子化参与应作为传统参与方式的补充.为实现有效的公众参与,信息技术的应用须适当地嵌入行政管理的体制中,通过发展相应的评估标准,协助行政机关选择合适的技术手段.     

政府对公众的信任:公众参与的桥梁——以政府公职人员为观察主体

现有研究对政府信任的讨论非常之多,却回避了政府对公众的信任,但信任是相互的,在缺乏政府对公众信任的情况下谈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不恰当的。论文提出政府对于公众的信任这一命题,并认为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是公众参与的桥梁。论文构建了"三维度影响因素-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政府支持公众参与"的结构模型,试图从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维度(七种因素)解释政府对公众信任的影响因子,并进一步探究政府对公众信任的中介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体层面,信任倾向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正相关;组织层面,官僚型组织特征则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负相关;社会层面,社会评价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正相关;政府对公众的信任在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与政府支持公众参与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论文重新定义社会互信,深化了对政府公信力的解释力度,在全球性公民对政府信任衰退背景下探寻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方法。     

我国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危机管理问题研究

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有利于提高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和效率、提升公众满意度、加强社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政府必须立足现实,分析影响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诸多因素,避免因非制度化的公民参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明确不同危机管理阶段公民参与的重点和任务,建立有效的公民参与保障机制,从而有助于公共危机问题的解决.     

从理论到实践:协商民主理论与公共新闻学

协商民主与公共新闻学是在西方政治学与新闻学领域兴起的对西方社会民主缺失的反思,二者皆强调公民作为主体参与政治的民主实质。大众传媒应促进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并对事关公共利益的问题作有意义的议题设置,引导公众思考和作出决策,提供公共论坛,呈现各种不同观点,积极地推动公共讨论和论辩,以推进民主发展。     

公民自愿主义、大众传媒与公共环保行为——基于中国CG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什么有些公众不参与而有些公众参与公共环保活动?论文从公民自愿主义、大众传媒视角,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数据,分析了客观资源条件、主观心理愿意、社会网络动员、大众传媒等因素对公共环保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民自愿主义、大众传媒对公共环保行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客观资源条件中的受教育年限,主观心理愿意中的环境关心、环保责任感,社会网络动员中的就业状况、政治身份、社会互动显著正向影响公共环保行为。相反,语言表达能力、环境污染关注显著负向影响公共环保行为。大众传媒需区分为电视传媒和非电视传媒,电视传媒显著负向影响公共环保行为,非电视传媒显著正向影响公共环保行为。上述研究发现有利于拓展公众环保行为理论,为政府提升公众公共环保行为提供政策参考。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网络参与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通讯技术为公共管理者和公民提供了全新的技术和方法,以网络为媒介的公民参与方式正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公民通过网络参与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活动,对政府系统提供支持和施加压力,以促使政府接受来自公众的愿望与要求.当然公民的网络参与也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和需要改进之处,如何实现网络环境下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和理性化是我们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互联网+"时代食品安全监管中公众网络参与意愿实证研究

随着各类网络平台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众通过互联网参与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中的讨论并表达个人利益诉求.因此,探讨影响公众网络参与意愿的机制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公众网络参与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食品安全领域,公众借助互联网参与监管时面临的不是技术上的问题,...     

公共服务创新的扩散:中国城市公共自行车计划的实证分析

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引入公共自行车计划,但是对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却鲜有研究。论文从政府创新和政策扩散的理论视角,提出公共自行车计划的扩散受到城市自身公众压力、公共交通需求、政府意愿与能力、外部利益相关者等四组因素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市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上述四组变量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公共自行车计划在城市之间的扩散。无论是城市自身的特征和属性(如旅游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人均道路面积、行政级别等),还是城市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压力(如府际学习与竞争、下级政府促动和舆论宣传等),都对城市采用公共自行车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论文还探讨了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与政策启示,并指出了未来值得研究的议题。     

裁量基准公众参与模式之选取

公众参与作为一种直接的民意表达方式,可以提供类似议会立法一样的民主形式和内容,因而成为补充裁量基准正当性基础的首选方案。但是,基于裁量基准行政自制属性和行政成本的考量,它仍然不宜作为一项强制性义务强加给行政机关,而应由行政机关自主决定。实践中,行政机关应当以裁量基准的"质量要求"和"可接受性要求"为基本参考因素,比对相对人与自己的预期目标是否一致,根据其特殊性及实际情形,在"改良的自主管理决策"、"分散式的公众协商"、"整体式的公众协商"、"公共决策或共同决定"四种程度不同的公众参与模式中选择适用。     

普遍服务理念下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法律调整

我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发展失范所引致该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在根源上归结于:在价值层面是"普遍服务"理念的缺失,在机制层面则是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法因具备特有的赋权与限权的双重性质而成为调整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这一领域的重要法律,可以通过对现有经济法资源的整合,适用、制定、修订或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构造保障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实现"普遍服务"理念的法律规范体系,促进"普遍服务"理念的贯彻,推动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顺利进行。     

公众理解科学:模型变革与范式改进

"公众理解科学"(简称PUS),是理解现代社会科学与公众关系的第一个重要范式。它以公众"知识的缺失"为前提预设,强调科学家填补"认知鸿沟"以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必要性,因而也被称之为"缺失模型"。但建立在缺失预设基础上的PUS,连同其先见命题"无知导致猜忌与落后"以及基本推论"科学家自上而下传递知识即可改变公众无知状态",在逻辑推理与实践应用中都遭到了否证。在面对缺失模型本身缺失困境时,诸多学者从内部和外部提出了各种修复策略:或者反转PUS,强调科学家自我反思理解公众的重要性;或者主张打破认知的不对称性,实现科学与公众的平等对话;或者提倡公众参与科技决策与项目研究,构筑新的"公民科学"的知识生产格局。应该说,这些反思、对话、参与策略模型与缺失模型之间既有断裂也有关联,因而可以把它们统一纳入到PUS中的"理解"范畴视域下加以把握"理解"与缺失、反思、对话、参与之间的复杂联系,并借由对诠释学"理解"观的转译衍伸以重新理解PUS的价值以及化解科学的公信力与合法化危机。     

21世纪行政法背景下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机制是现代行政法的核心内容.就理论层面而言,该制度所包含的内在价值与共和、自由、法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就实践层面而言,该制度也存在参与不足与参与过度的问题.国外公共参与制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重构公共参与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地方立法中的公众参与效力

公众参与效力即公众参与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力,具有规范性和可执行力特点。谢莉·安斯坦梯级模型为我们研判公众参与效力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在地方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效力主要表现为公众参与对地方人大五年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编制活动的约束力。目前,我国公众参与制度的规范性和可执行力都较弱,尚处于从"无参与"到"象征性"参与的较低层次,既缺乏全国统一的上位法规范,也没有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地方性法规体系。我们有必要加强公众参与的效力机制建设,健全公众参与的权利救济与保障体系,并强化公众参与的程序效力水平与立项决策责任制度。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建设

在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过程中,科学的公众参与机制必不可少。这不仅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尝试,也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和走访调研公众参与现状得出,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是制约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创新的最主要因素。其中,保障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敢";激励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愿";教育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会";沟通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能";评价机制缺乏,导致公众"不知"。因此,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的保障、激励、教育、沟通和评价等机制,是实现公众有序参与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