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家法律思想对现代的影响

儒家法律思想所倡导的"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一直延续至今,"春秋决狱"与"亲亲相隐"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法律儒家化的必然产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儒家法律思想对于现代法制建设仍具有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生态法律思想探析

董仲舒秉承孔孟、黄老学说思想,融合法、墨、阴阳众家观点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法律思想体系,提出"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在法律思想上提出德主刑辅、《春秋》决狱、三纲五常的法治理念和制度,其法律思想在古代皇权社会法律系统中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对当前我国生态法制建设和现代公民思想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董仲舒生态法律思想探析

董仲舒秉承孔孟、黄老学说思想,融合法、墨、阴阳众家观点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法律思想体系,提出“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在法律思想上提出德主刑辅、《春秋》决狱、三纲五常的法治理念和制度,其法律思想在古代皇权社会法律系统中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对当前我国生态法制建设和现代公民思想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司马迁的吏治观

儒家、法家和黄老三种思想都对司马迁的吏治观有很大影响,司马迁在吸收和借鉴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德主刑辅、杂以无为的吏治观,自成一家之说。     

由明德慎罚到德主刑辅——西周明德慎罚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西周明德慎罚是当时的重要政治法律思想,其渊源于黄帝时代以德为主、德刑相济的治道观念。周公提出明德慎罚思想,成为西周统治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后世的德主刑辅就是西周明德慎罚思想的发展和深化,并成为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主流观点。在西周明德慎罚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德主刑辅成为秦汉以后治国理政的主体模式,在历史上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和谐稳定起了持久而积极的作用,也为今天我们国家治理模式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资源。     

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的自然主义倾向

以特定的天法关系为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产生了诸多以自然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法律思想 ,主要围绕刑德观、刑罚观展开。其自然主义的刑德观强调刑德并用、先德后刑、德主刑辅 ;自然主义刑罚观则强调刑以秋冬、明慎用刑、灾异赦宥。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自然主义倾向有其独特的内涵和特征 ,与西方自然法思想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韩非的重刑论——从法律文化学的视角分析

重刑论是韩非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理论是韩非的人性论、社会论和历史论等思想的综合体现,也是他贯彻“垂法而治”的根本手段之一。在强调“亲亲”“尊尊”、讲求“仁义道德”、提倡“德主刑辅”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的主流里,这个思想无疑是一朵奇葩。本文将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分析韩非的重刑论产生的渊源、内容、影响和价值。     

中西方传统"德法兼治"的主导倾向及其历史根源--中西方传统"法律"、"道德"的历史差异

“德主刑辅”是中国传统“德法兼治”的主导倾向 ,“封建礼治”是中国“德主刑辅”的历史根源 ;“法主德辅”是西方传统“德法兼治”的主导倾向 ,“民主意识”是西方“法主德辅”的历史根源。中西方传统“法律”的历史差异在于法律的来源不同、法的约束力不同、权力的制衡不同、奉行的宗旨不同 ;中西方传统“道德”的历史差异在于道德的权属不同、道德的观念不同、主体的个性不同、道德的存量不同。     

《管子》良法之治与法的至上性思想分析

《管子》托名管子,实为春秋战国时期齐稷下先生们的论文汇编,其中的法治思想不同于以"严刑峻法"著称的秦晋法家,也不同于作为"德主刑辅"的儒家法思想,具有齐法家的特点,近似于现代意义上的良法。《管子》中的法治信念、立法依据从人性出发,其目的是要达到民富国强、社会和谐有序;在强调法的至上性的同时,注重其他社会控制力量的运用;其法治的实施在为齐国取得了称雄诸侯的霸主功业的同时,国民没有遭受到严刑竣法的暴虐。     

中西传统法律文化差异性探寻

文章从研究"儒法并用,德主刑辅"法律文化的历史渊源入手,通过对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在"起源、形式、性质、发展"等方面的解读,破解西方人把当今中国称为"礼治"国家,而不是"法制"国家的陈旧观念,促进中华传统礼治文明与西方现代法治文明有机融合,更好地为中国现代法律制度建设服务。     

儒家的德刑观及其现代价值

一、儒家德主刑辅模式的演变与内涵儒家的重德传统源远流长。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①儒家德治思想的核心是认为道德乃立国之本。这是他们对社会动荡与变迁的深刻体察和理性反思。殷商因失德而亡国，所以周公旦一再强调“敬德”、“明德”。郑国的子产也认为：“德，国家之基也。”②可见，先哲们把德治上升到关系国家强弱、治乱、兴亡的高度，对道德的社会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由于刑政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为其后盾并以物质的力量为自己开辟道路，它对百姓的震慑和约束作用更为直接有…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

我国古代法家的一切从法而断、依法办事的法治思想和儒家的德主刑辅、注重教化的德治主张,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达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才能保障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论我国古代刑法制度中的“宽严相济”

'宽严相济'的刑法思想,承袭了我国自古以来'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刑法制度。它在西汉中后期之后,发展成为'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策略,最终形成封建社会'德刑并用、礼法结合'的刑法传统。在当代,'宽严相济'的思想对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内圣外王政治伦理察辨

内圣外王的政治伦理在本质上倾向于政教合一。内圣的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思想是法治社会形成的负面因素，外王“正名”思想对尊卑有序的领导体制的推崇，与现代政治理念和领导体制相违背。内圣外王的政治伦理对社会思想有钳制作用，对普通民众参政以及现代领导体制有消极影响。     

德法合治:历史沿革、时代价值与未来方向

德法合治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的治理模式,从西周时期到清朝末年,大体经历了从"明德慎罚"到"德主刑辅"再到"德礼为本、刑罚为用"三个发展阶段。法律安定天下,道德滋润人心,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法治中国建设要汲取传统法律文化的养分,德法结合必须渗透到法治各个环节:在法律制定层面,立法要体现道德的价值取向,用法律规范重要领域的道德,用道德改良背离情理的法律;在法律实施层面,禁止任何人从失德行为中获得不当利益,禁止符合道德的行为承受不利后果;在法律遵守层面,用法治教育助推道德素养的提升,用道德建设促进民众守法意识。     

论通过法律的国家治理方式

<正>历史的传统和执政的习惯,导致现行的治国方式上,决策者依然习惯性依赖政策。在政策治国和法律治国的选择上,政策重于法治。治国体系和治理能力,还有待漫长的跋涉和探索。依法治国的中国实践: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中国古代治国的正宗方式是"德主刑辅"。法律的地位并不高,"礼"和"德"才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改变了治国模式,通过法律的国家治理方式开始显现。按照国家领导人的说法,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于是有了1950年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1954年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真正重视法律的治理,则要到1978年。     

《孔子家语》的政治哲学意蕴

建立君主垂拱而治、百姓安居乐业的大同社会,是《孔子家语》的政治哲学内涵。其中既包括德主刑辅、宽猛相济的德法观,又涵盖"尊贤"的用人原则与"以民为本"的为政宗旨。这些思想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法哲理,对我们当前治国理政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商事习惯的形成及其近代演变

传统中国,政府对商人及商业的平衡政策导向及不断发展的商业形势,为商事习惯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而儒家学说与国家制定法则为其提供了法律支撑。在长期的商业交易往来和行业自治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商人的道德价值观为原型的商事习惯。至近代,中国被迫融入国际潮流,商事习惯也因此而被烙上时代痕迹,发生一些新变化。此演变不仅表征了近代中国由"身分"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也契合哈特的规则进化理论。     

重视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为政以道”、“正人正己”和“德主刑辅”等思想,至今成为管理成功者的一剂秘方。     

“德主刑辅”思想对道德与法治课程建设的启示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颁布，特别是“德法兼修”理念的凸显，对该学科的教育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我国有着深厚历史和文化根基的“德主刑辅”思想，对我们重新思考厘定“德”“法”的作用、把握处理好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的关系、贯彻落实好新课标具有启示意义。基于“德主刑辅”思想探讨道德与法治课程与教学实效性的增强，需要我们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重申“以德为先”;提升教师的道德领导力，充分发挥教师主体的价值引导作用；注重寻求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内容的关联点，促进二者的相辅相成；强化情感教育的渗透，发挥情感教育感化心灵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