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治理”理念嵌入下的公共文化服务走向

公共文化服务是国家履行公共职责,保障民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手段,提供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政府存在伦理、价值、方式的必要前提。当前,在民众不在场、非文化部门缺位、社会力量乏力等因素的限制下,公共文化服务在现实运作中出现一些形式化、片面化、局部化等问题,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利益保障属性无法得到充分实现,结果则表现为民众利益的受损。参与式治理是一种治理模式,侧重于强调利益相关主体协同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处理中,生产政策和分配资源。借鉴"参与式治理"思维,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在民意表达与回应、政府内部组织协调机制、公私合作、社会组织参与等方面进行体制完善与模式创新。     

以“三社联动”创新特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暨广州市落实“四个走在全国前列”推动基层制度创新的实践

广州市在创新社会治理一直都走在全国前列,通过对广州市优势主导型"三社联动"机制及其典型实践经验进行介绍与总结,明确当前广州"三社联动"机制还存在社区治理职责界定不明、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受限、社会工作的发展环境有待优化、"三社联动"的运行机制还不成熟等诸多困境。因此,需深化社区治理服务模式改革,完善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机制,优化社会工作的发展环境,健全"三社联动"的运行机制,不断推进"三社联动"机制进步与发展,实现特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生态文明建设中协同治理的困境与超越——基于利益博弈的视角

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现象的共存表明,仅靠市场,仅靠政府,亦或是仅靠非政府组织都是不够的,协同治理是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由于生态文明建设中多元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和博弈,使得生态文明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遭遇了重重困境。从利益协调的观念途径、经济途径和制度途径共同入手,建立健全各方利益相协调的机制,实现多元参与主体利益和谐共生,成为当前化解生态文明协同治理困境的当务之急。     

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研究——基于三种实践模式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是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机制创新,是实现维护社会秩序和激发社会活力有机统一的重要路径。实践中,形成了行政机关主导模式、法院主导模式和检察机关主导模式三种主要类型。三类实践模式存在着矛盾纠纷化解过度追求非诉讼化、矛盾纠纷调处协同联动不畅、矛盾纠纷预防系统性阙如等失范风险,以致难以实现修复利益关系、融合治理力量、塑造法治思维和预防矛盾纠纷的治理功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优化矛盾纠纷分流化解机制、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调处机制、建立健全矛盾纠纷预防机制,持续提升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的治理效能。     

社区教育深度融入社区治理的路径探析

社区教育是创新社会治理、深化社区治理的有效载体和重要平台。目前社区教育存在着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多元参与力量发展不平衡、基础能力较弱和资源未能有效开发整合等问题,制约了其助力社区治理作用的发挥。对此,要明晰价值定位形成协同治理机制,增进多元教育主体良性互动推动协商共治,加强社区教育机构实体化建设,充分整合社区资源以善学促善治。     

十八大以来城乡基层治理的新方向、新格局与新路径

十八大以来围绕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各地城乡基层的实践创新迅速展开:以大部制和扁平化为方向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结合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不断完善;多元协同和开放流动的社会治理形态初步形成;城乡基层民主参与逐步常态化。在此基础上,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不断建立健全,并呈现出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互动协同、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并举、城乡基层行政体制机制改革联动的发展特征。在"十三五"阶段,通过优化基层政府权力配置、培育基层社会自主性、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以及促进城乡基层治理民主化和法治化,从而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协同—绩效”体系探究——基于动态空间视域北大核心CSSCI

大气污染问题严重影响着京津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现阶段,切实提升区域整体生态福利水平,是实现常态化"利益促动型"协同治理目标的战略要求。通过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机制演化分析发现:京津冀地区"协同—绩效"机制建设缺位,导致"闭环"体系难以自动循环升级、府际非对称利益博弈与多元要素联动滋生的内生性问题尚未被有效解决,从而无法在资源禀赋、经济基础、政治位势及环境承载力等约束下推动地方政府以集体性自组织行为结成稳定的联防联控同盟。基于动态空间视域下"协同—绩效"体系的逻辑探究得出: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协同—绩效"推进,须在中央嵌入式战略引导与宏观调控的基础上,扎根于省、市、县"治理规划—结构建设—过程管控—绩效评价—路径实践"的有序联动,实现府际"同效不同绩"的考核归责,防止"一刀切"式管制;与此同时,需通过促动大气防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益趋同、推进属地管理与区域联动的权责耦合、把控先行先试与全面推进的节奏,推动"协同—绩效"与"绩效—协同"的良性循环运转。     

从“治安”到“平安”:“枫桥经验”再认识

"枫桥经验"是中国基层开展"安全治理"的有效典型."安全治理"是由政府主导、社会组织与民众参与的社会平安与民生改善的协同过程.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看,把"治理"运用于"社会安全"领域,能促进社会安全能力的提升,使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得到协同推进.     

“高位推动”模式下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时空演进——以2014-2019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文本分析为例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进入政策转变阶段的关键时期。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政策需要从"谋思路、打基础"的顶层设计阶段,演变到"攻坚克难"的政策执行阶段。复杂的地缘政治因素使得京津冀协同治理的方式显著区别于"珠三角"等地的准市场机制。基于"三地四方"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文本数据,研究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具有显著"高位推动"特征的区域协同治理模式,即高位推动为协同治理的核心驱动力赋能、长期引导治理主体开展政策协同、重塑协同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基于此,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应注意高位推动作用审慎让渡市场机制,建立社会组织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尝试共建共管产业园区。     

协同治理:创新节能减排参与机制的新思路

受"全能政府"思维的影响,当前政府在节能减排中采取的是单方面主导的路线,政府虽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却收效甚微。文章基于协同治理的视角,在厘清多元主体参与领域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一个政府、社区、企业、环保NGO和社会公众等全面参与的节能减排协同治理模式,并指出在构建这样一种模式时,完善法规机制建设,强化信息公开、激励、监督等政策,创新节能减排体制机制建设等是今后政策制定的重点。     

以“三绿”改革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长期以来,乡村治理主体行政色彩浓厚、治理格局发育迟滞、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不够等一直是制约乡村治理有效的痛点。近年来,仙居县以"三绿"改革(绿色公约、绿色货币、绿色调解)为突破口,强化共建共治共享思维,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专家等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有效破解了乡村治理中长效践行难、主动参与难、矛盾化解难的痛点,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绿色治理之路。     

项目制贫困治理失灵及其路径重构 ——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双重分析

项目制作为我国贫困治理的主要制度工具,已成为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然而,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纵深推进,运用项目制进行贫困治理的失灵现象逐渐凸显。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扶贫资源的项目化运作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垂直化、精准化、高效化,精准扶贫的地方性实践背离了项目制的初衷。结合我国项目制贫困治理具体实践,构建基于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分析框架对其失灵现象进行解析可以发现,项目制贫困治理失灵现象主要源于协同机制缺失、管理结构交叉、精细化管理不足、专项化特征局限等四重因素。同样,我们可以从部门协同与上下级联动、区域协同与整体性治理、精细化治理与多元参与、信息网络与奖惩结合等四个维度着手重构项目制贫困治理新路径,提升项目制运作能力与贫困治理能力。     

基于EMAC模式的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机制北大核心CSSCI

多省交界区是我国公共危机的多发地段,"囚徒困境"与"屏障效应"严重影响治理效果。以湘渝黔边"锰三角"为例,分析了我国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至下而上"推动和"至上而下"干预模式,存在着治理主体单一、缺乏规范化的跨边界合作治理制度保障和一体化协同合作机制等缺陷。美国《州际应急管理互助协议》(EMAC)以法律的形式构建了跨州协同治理框架和运作机制,给我国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极大启示。我国多省交界区应构建全国性的危机救助合作框架、跨省多中心治理网络、一体化的运作流程,以实现跨界协同治理目标。     

河长制:我国流域治理现实困境与创新趋势

"河长制"是我国流域治理的一种创新措施,不仅有效促进了河流生态及沿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实现政府间合作治理、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流域治理的责任归属。然而,在河长制由应急机制转变为常态化机制的过程中,出现了过度依赖行政权、监督机制不健全、协同治理存在责任困境、法律措施不配套以及公众参与度较低的问题。如何克服现阶段的困境,以达到河长制的长效治理,从而实现其快速健康发展,需要从行政组织网络、加强社会监督、健全法律体系以及鼓励公众参与几个方面加以推进。     

公共管理方式转向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格局中,社会公共管理方式正在向多元化、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变。协同治理能够避免单一主体社会管理方式的“失灵”,是我国社会转型、建设和谐社会与法治政府的需要。协同治理过程中,在保障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要积极发展与培育社会组织;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协同治理制度体系与参与机制。     

公众参与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实现——重庆市江北区实践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与源头治理,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 近年来,重庆市江北区鼓励公众参与社会治理, 探索出一条以"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为特征的协同治理之路.本文以江北区为案例, 探讨基层政府推进社会协同治理的做法、价值与经验.     

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目标取向探析

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创新,关键在于构建社区治理的协商互动机制、协同合作机制、信息整合机制、法治监督机制。构建协商互动机制,就是要通过社区的"定期化协商""事件型协商""偶遇型协商"等,推动社区协商的全面化、为居民共识的达成提供基础;构建协同合作机制,就是要通过主体间的全面整合与协作,实现社区治理的整体化、无缝隙化;构建信息整合机制,就是要通过信息的及时收集和发布,实现居民利益诉求的有效聚合、实现治理信息的及时公开;构建法治监督机制,就是要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来推进居民利益表达的法治化及权力监督的法治化。     

协同治理理论探析

协同治理理论是一门新兴的交叉理论,它的两个理论基础是作为自然科学的协同论和作为社会科学的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简单来讲,就是在开放系统中寻找有效治理结构的过程。协同治理理论就是有关在开放系统中有效治理结构形成的研究范式。换一个角度看,协同治理理论就是用协同论的知识基础和方法论来重新检视治理理论。因此,协同治理理论的提出和完善对于改善治理效果,实现"善治"的治理目标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老旧小区改造中协同治理的模式比较研究——基于对北京市3个治理案例的考察

社区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载体，对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物理性设施老旧亟待改造更新和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双重压力之下，对老旧小区改造中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以社团结构和行动秩序两个维度对老旧小区改造中的协同治理机制进行分解重构，阐释老旧小区改造中多元主体参与实践的协同机制和实际效果。实地研究发现：一是现阶段老旧小区改造中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相对滞后于物理性的工程改造；二是老旧小区改造中存在代理型、同构型和合作型三种型式并存的现象且三种模式在改造成效上存在差异；三是理想化的协同治理应是建立于参与力量之间实现互信共利的基础之上，但由于改造更新的差异，协同团队成员易于受到短期市场利益的诱导和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并应朝向融合型协同治理发展。     

信访协同制度化与国家社会治理能力北大核心CSSCI

信访工作牵涉部门繁多,有效的跨部门合作对于推进国家社会治理能力建设至关重要。信访协同失灵反映了"碎片化威权主义"的弊病,损害了国家权威的统一性,给社会抗争提供了政治机会;导致信访事项办理质量低下,引发"非正常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使得矛盾制造方与化解方分离,导致政策制定的草率,给未来矛盾的产生和激化留下了隐患。本文从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信访体系跨部门合作的机制建设,梳理各地在信访协同方面的探索,如群众工作部、联席会议、联动接访、信访大调解、信访大督查、沟通协调会、听证会、领导接访和领导批示等。笔者认为,有效的信访协同,有利于提高国家自主性和内聚力,有利于提高常态下的信访事项办理质量以及社会危机情况下的国家应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