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民本思想简论

法家虽然主张法治、重刑等看似严苛的理念,但是在具体的思想上又有相应的制约与缓和,从中体现的爱民与重 民思想不应被后世所忽视.法家的“法治”有别于当代社会主张的依法治国,但其不乏可取部分,对法家思想中的民本观加以分析后,可以利用与我国的法治建设中.     

先秦法家重刑主义批判

先秦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之学,以"刑名法术"为核。其所谓"法"者,若指向法律,则坐实于刑。重刑主义是法家思想的必然归宿,其理论基础包括任力不任德的实力主义、性恶论、重刑爱民论、民众愚昧论等;其内容包括刑主赏辅、"刑用于将过"、"以刑去刑"、"重刑连其罪"等。作为君主专制政治暴力统治的思想基础,重刑主义学说荒谬、残忍,必然导致对生命的蔑视、民生的摧残、基本人权的践踏,秦朝的暴政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汉朝以后儒、法合流,重刑主义遂成为中华法系的基本精神之一,影响深远,至今仍有必要认真检视与深刻反思     

先秦法家思想浅析

众所周知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在其思想理论的指导下,秦始皇"奋六世之余列,挥长策而驭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缔造了秦王朝的辉煌。但重刑伤民,"刑罚积而民怨背",人民终因不堪忍受暴政而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昔日强盛的秦王朝顷刻间灰飞烟灭。从这一历史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出法家思想本身也存在着不可掩饰的弊端。本文从正反两方面简要分析了先秦时期的法家思想。     

试论法家与秦政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缔造了一个统一的秦帝国，但是这个帝国的寿命不足16年。法家进化的历史观与富国强兵、集中君权、重刑重罚的思想成就了秦国的帝业也造成了秦朝“无限皇权”的暴政。秦政将法家与暴政捆绑在了一起。汉及后世政治家、思想家对法家与秦政的反思经过了一个从制度到理论的过程。反思的结果是：使秦创立的皇帝制度从“无限皇权”转变为“有限皇权”,主导思想从法家独霸转变为以儒为主、杂糅各家，古代的中央集权制由此而得以延续完善。     

《商君书》中的治民观

《商君书》一向被人们看作是先秦法家的重要典籍,它记载了法家革新变法、重农重战、重刑少赏等言论,它所反应的政治思想也被运用到了实践当中,且被后世所继承和发展。《商君书》篇篇谈"民","民"成为了其治国的重心,只有理解"民",才能参透它的"治民观"。     

略论商鞅的"重刑"思想

商鞅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法家代表人物,其法律思想是一个有机整体,博大精深。本文从重刑思想的理论基础、内容、表现等方面进行了一定探索,以期对商鞅的法律思想、乃至法家思想有更深的了解。     

法家的重刑思想值得借鉴

法家的重刑思想值得借鉴艾永明“重刑”思想是先秦法家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思想多有批判和否定之词，认为这种主张在政治上是地主阶级残酷本性的体现，在理论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譬如，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织编写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和《中国...     

商鞅重刑理论述评

商鞅是战国法家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重刑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过去对商鞅的研究中,常见有两种倾向:一是单纯强调商鞅主张法治的一面;另是单纯强调商鞅的重刑理论。前为褒,后为贬。其实,商鞅的法治并非只“缘法而治”,而是采用重刑的     

浅谈韩非的性恶论及重刑思想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是在荀子思想的基础上来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思想。韩非以其独特的方式来理解和发展法家思想，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以“性恶论”为前提，提出自己的治国修身之道。韩非的这种治国修身之道虽然是以儒家的思想为基础的，但其思想已经偏离了传统的“礼治”思想，表现出了“法治”的思想，其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用重刑。     

法家思想与中国古代刑讯制度

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以重视口供以及与此相关的刑讯逼供为其突出特征,其中刑讯逼供历经战国时期的发展至秦朝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断狱手段,这与法家思想的理论支持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法家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重刑主义思想为刑讯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理论支撑。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简要的论述。     

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性建构与法家思想的创造性转换

面对21世纪“新战国时代”的诸多挑战,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仍然是各国首要的政治主题.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构,离不开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法家思想文化的支撑.法家思想中“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义、“缘法而治、以法为教”的法治主义和“禁胜于身、立公弃私”的权力制约观等合理内核,能够助推“四个全面”这一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先秦法家思想在21世纪的复兴,绝不是未经批判地在当下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结构中嵌入先秦法家的全部观念和重述其所有的政治法律主张,而应当是对先秦法家思想进行批判性反思、提炼,进而实现三个转换,即由先秦法家的“弱民”转换为现代政治的“强民”;由先秦法家的“君主立法”转换为现代政治的民主立法、以宪护法;由先秦法家的“天道”转换为现代政治的人权.     

法家法治思想的再评说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与现代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和原则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因此,在前哲时贤认识的基础之上,有必要对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关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问题、君主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问题、重刑治国与轻刑治国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论<<霸言>><<五辅>><<君臣上>><<形势解>>篇的成书年代和学派倾向: …

本文认为，《霸言》篇可能是完成于齐襄王时期，而不是“写于田齐强盛之时”；是具有儒家倾向的谋略学说，而不是“齐法家的政治、军事作品”。《五辅》篇可以从一般地定为“作于战国”，进一步确定为作于公元前３１８年至公元前２８３年之间；它不是“齐法家之作”，而是吸收了法家思想的儒家理论。《君臣上》篇不是“齐法家著作”，其主导思想是儒学。《形势解》篇并不是“无疑属于齐法家学派”，而是吸收了法家、道家思想的儒学作品。     

中国传统的“慎刑”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社会，从夏朝到清朝，历代统治者颁布了残酷的刑罚，滥施重刑、酷刑，充分体现了法律实践中的重刑主义性质①。先秦法家的重刑主义思想乃是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必然产物。历代统治者也强调礼法并用，把儒家伦理纲常作为制定法律的根本指导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慎刑”主张，它不仅有谨慎判刑的意思，也有减省刑罚的意思。蕴涵轻刑化的价值取向。儒家的“明德慎罚”、“哀予今折狱”。“省刑恤杀”的主张，无不暗含着轻刑的倾向，体现了刑罚谦抑的精神，对现代法制具有重要价值。     

略论韩非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

韩非是战国后期法家之集大成者,其政治法律思想固然继承了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慎到、申不害的思想,但更建立在其自己的哲学基础之上.韩非的以“法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一部分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方法.本文试图分析一下其法律思想建立的哲学基础.“法治”理论的哲学基础韩非的“法治”理论,主要在于说明实行“法治”的历史必然性与必要性,而这个理论则是建立     

商鞅的预防和治理犯罪思想

商鞅是中国古代法家学派防治犯罪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同儒家注重礼义道德的感化作用相反，商鞅否定礼义道德，一味强调“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突出强调刑罚的威慑作用，以达到一般预防犯罪的目的。本文对商鞅的人性“好利恶害”、“定分（确定事物的名分）止争”、“制民以法”、重刑止奸等防治犯罪的思想主张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和论述。     

韩非子的人性论及其当代价值

韩非子是先秦“百家争鸣”中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思想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其人性论思想。他吸取了商鞅、慎到和苟子等人的人性论观点,建立了人性自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的。韩非的人性论以好利为出发点,以得利为归宿。以个人的利益作为轴心,是其人性论的基本特点。他提出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因人情”的思想主张是以其对人性的认识为依据的。本文通过对其人性论的分析,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指出其对当代社会管理以及依法治国方便的当代价值。     

韩子亡秦论——商鞅、韩非法律思想之比较

韩非亡于秦,韩非亦使秦亡。非其力能堕秦城、败秦军,其学使然。人们曾给韩子冠以“法家集大成者”的头衔,对其学识的广博倍加赞许,但却常常忽视他已不是“纯粹的法家”。他的“集大成”并没有给法家增添新的光彩,相反,却把由商鞅阐发而行之于秦的法家之学引入歧途,淹没了秦法家原有的合理思想。前人常把秦二世而亡的责任记在法家的帐上,这是不公正的。仔细比较一下商鞅、韩非的法律思想,结论应当是:兴秦者商鞅的法治思想,亡秦者韩非的“集大成”之学。     

法家刑事政策思想的当代启示

法家的刑事政策思想透露着强烈的法律工具论的功利主义色彩,这种以君、官、民三极高度对立的社会模型为背景、以"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为基础、以富国强兵为施政目的的重刑主义理论具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其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而言,则更多的应该是反思性的。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指引下,加强道德建设也应当是我国刑事政策的重点之一。     

论法家关于奖赏之法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法家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重刑主义者，但他们关于奖赏方面的法律思想也是很丰富的。法家法律思想中重视奖赏之法的思想启示我们，奖赏与刑罚一样，既是法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法律调整社会关系不可缺少的手段。为此，我们应重视激励性立法的研究工作，在法律中增添有关奖赏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