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下刑事裁判定罪量刑不当的规避路径分析——以非法狩猎案件的办理为例

新一轮司法改革启动以后,我国刑事案件的办理程序逐渐规范,刑事司法人员的素质日益提高,刑事司法人员主动制造的错案鲜有发生。但审判人员审理部分刑事案件时,有时会因为法律适用错误或者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定罪量刑不当。虽然定罪量刑不当的案件在刑事案件总量中占比不大,但案件数量并不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事审判的公平与公正。在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应当通过队伍培养、平台搭建和机制完善等方式探索一条刑事裁判定罪量刑不当的规避路径。     

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的影响

死刑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所涉及的法律和社会结构也相对复杂。非刑法规范因素对于法律裁判来讲既是一个参考依据,亦可归为一种法源形式,对于死刑案件的裁判通过其中的社会结构价值和案件本身的法律结构进行综合化的考量和推理,以确定思想裁判的范围。刑事政策、受害方态度及民意等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有着一定的影响。然而刑事法治要求对于死刑的裁判并不能赋予非刑法规范因素以独立的功能,裁判的价值是否能够体现还需要以刑法规范作为参照。而非刑法规范因素对死刑裁判的影响又需要借助制度上的约束,才能确保对死刑案件加强司法控制的同时又确保死刑裁判的科学合理性,以促进社会法治化的和谐发展。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思考

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活动证明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存在诸多弊端,学界对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是否应该高于普通刑事案件、死刑案件的定罪标准与量刑标准是否应该同一的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因此有必要在厘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对死刑案件证明标准进行完善。     

论刑事庭审中的证据调查范围

刑事庭审中证据调查的范围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实体真实理论、程序正义理论和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理论为确定证据调查的范围奠定了理论基础。鉴于我国法律对证据调查范围的规定不明确,司法实践中又太随意的现状,在确定证据调查的范围时,应当借鉴国外的立法、司法经验,确立以控辩双方协商为主,法官以职权为补充程序规则。     

刑讯逼供的证明机制

对刑讯逼供存在与否的证明属于程序性事项的证明,其证明同时涉及一般的证明标准和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明机制问题。刑讯逼供的事实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对这种事实的证明在实践中很难完成,因此应当明确:刑事实体法追诉中的刑讯逼供证明的证明责任由新的公诉机关承担,证明标准也应于普通案件中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同时,法官不应承担证明责任。     

日本裁判员的量刑倾向评析北大核心

作为日本司法改革三大支柱之一的裁判员制度实施已近6年。日本裁判员的量刑倾向具有幅度更宽、关注刑罚的防止再犯与教育功能、较少受检察官量刑建议的影响三个特点。裁判员在判决中之所以具有上述量刑倾向,是因为其对被害人感情、被告人信息等量刑事实的特别关注。借鉴日本裁判员制度的有益之处,扩大人民陪审员参审刑事案件范围,改进陪审合议庭构成方式,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审理量刑事实认定问题中的作用,对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具有重要价值。     

日本裁判员的量刑倾向评析

作为日本司法改革三大支柱之一的裁判员制度实施已近6年。日本裁判员的量刑倾向具有幅度更宽、关注刑罚的防止再犯与教育功能、较少受检察官量刑建议的影响三个特点。裁判员在判决中之所以具有上述量刑倾向,是因为其对被害人感情、被告人信息等量刑事实的特别关注。借鉴日本裁判员制度的有益之处,扩大人民陪审员参审刑事案件范围,改进陪审合议庭构成方式,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审理量刑事实认定问题中的作用,对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具有重要价值。     

论刑事审判中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的认定

我国有关立法及司法解释上应当明确＂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这一法律概念,将其范围界定为众所周知的事实、通过权威资料可以迅速查明的事实、法官在执行职务中知悉的事实及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法院在认定这些事实时必须要遵循相应的程序规则。在认定的启动程序上允许公诉机关及当事人申请方式启动程序和法官依职权启动方式并重;在认定的反驳程序中,允许公诉机关及当事人提出弱化、反驳法院认定的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的证据;在认定时间上,应当明确认定是事实审程序中的事情,并不是每个诉讼阶段都可以进行认定。法院一旦认定了不需要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该事实就有预决事实的效力。     

刑事证明基本问题反思

本文对刑事证明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实际上就是以“证据证明的事实”为根据;案件事实除了客观的案件事实外,还有形成的证据事实、收集的证据事实、举证的证据事实和认证的证据事实等;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应采“二元”结合的证明标准,体现“一个幅度”、“三个层次”,单纯的“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皆不可行;应当加强案件证据关系特别是印证关系的研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可合理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力法则。     

死刑案件的裁判应当排除民意的介入

近年来,我国民意介入死刑案件裁判的现象日益凸显,刑事司法不断地向民意妥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民意的欠缺代表性和非理性特征,以及死刑案件裁判的不可妥协性、专业性和独立性决定了死刑裁判案件应排除民意的介入。死刑案件的裁判向民意的妥协看似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是实际上是以牺牲法律正义为代价,以牺牲司法权威为代价,其最终的结果可能导致人治的重现。所以当死刑案件民意来袭时,法官能坚守住法律的底线是难能可贵的。     

我国量刑程序改革中的证据制度完善

在现代刑事司法中,定罪公正和量刑公正一起,构成了司法公正的丰富内涵.而目前,我国量刑不公的问题却日益凸显,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学界与实务界也开始关注和研究量刑问题.但人们往往是从实体法的角度研究量刑,其实,量刑公正不仅是实体问题,更是一个程序问题.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化是实现量刑公正的程序路径,但量刑程序的科学设置不...     

事实同居关系的刑法承认及其影响论说

刑法上的事实同居,指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二人未经登记而自愿持续共同生活两年以上的事实状态。事实同居广泛存在于现实中,其本质特征是双方物质上及精神上的相互支持以致不分你我,具备了法律婚姻的实质要件。与民法的注重形式要件不同,刑法认定犯罪侧重于实质要件。法律婚姻的效力在刑法上也适用于事实同居,如财产的共同共有权利、同居义务、相互抚养义务,从而影响财产犯罪、遗弃罪、强奸罪、重婚罪的认定。     

量刑事实证明问题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量刑事实和量刑证据纳入法庭审理程序,量刑事实的证明成为量刑程序的核心问题,确立量刑事实的证明规则才能适应量刑程序改革的需要。量刑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与定罪证据有所不同,具有盖然性的关联性的材料即可成为量刑证据。对量刑事实中的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应进行严格证明,而非犯罪事实则适用自由证明法则。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的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非犯罪事实由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刑事法官的法律适用自由裁量权解析

在刑事审判中,对具体案件适用法律时需要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法律适用自由裁量权主要包括定罪自由裁量权和量刑自由裁量权,这两方面都有具体的体现。法律适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有法律发现、先例识别、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方式。     

论刑事诉讼程序的完善

与国外发达法律体系相比,我国刑事诉讼的程序设计仍存在诸多缺陷和完善改进的空间:(1)无罪推定原则并未被正式规定和完全认同;(2)沉默权在我国应及早确立;(3)在程序法上,应把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加以区分,法律真实才是司法诉讼证明的首要任务;(4)简易程序的设计必须符合正当程序理念。     

孤证规则的内在逻辑与制度构成——基于“印证证明模式”展开的论证

孤证规则的内在机理，是通过多个证据的相互印证确保刑事诉讼中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是对自由心证的有益补充。在明确“孤证不能定案”原则的基础上，孤证规则的构成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孤证的认定标准。孤证，是指证明案件核心事实的证据只有一个，孤证既可以是言词证据也可以是实物证据。孤证的判断是实质判断，其标准是证据的信息来源是否同一。二是孤证不能定案的例外。包括“因待证事实证明标准降低而设置的例外”和“基于经验法则而设置的例外”，前者适用于对程序性事实、非要件事实、量刑事实的证明，后者则包括完整记录犯罪行为的录音录像、遗留在隐蔽位置的生物组织、证明被告人案发时唯一在场的证据等。     

绝对还是相对：对既判力事实的司法认知

诉讼法一般是从证明对象的角度看既判力事实是否对涉及该事实的后诉事实的预决效力,而笔者则从司法认知的角度来认识既判力事实的预决效力,既判力事实是否具有预先确定的绝对效力,法官在后案中无须当事人举证证明,作为司法认知的事项直接进行确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断然肯定或是否定既判力事实作为司法认知的对象,都是错误的。既判力事实对司法认知的效力具有相对性,有的既判力事实是司法认知的对象,有的既判力事实则不能成为司法认知的对象。     

阻却违法性事由错误的重新定性——以“假想防卫”为例

阻却违法性事由错误的问题在我国刑法通说上一直被简单地按照事实认识错误的原则来处理,但其中依然存在一些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问题,比如关于阻却违法性事由的错误到底是否属于事实错误,以及直接按照事实错误的原则来处理是否真正合理。事实上这无法解决关于阻却违法性事由错误行为的恶意的共犯问题。以假想防卫为例借鉴限制法律效果的责任理论,可以重新认识和解决阻却违法性事由的错误问题。     

法律如何解决政治性问题 --波斯纳的视角

很多法律问题和政治密切相关,有些政治问题也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波斯纳认为,在美国的文化中,不必因为法律中渗透了大量的政策或政治而大惊小怪,因为法律从来都不是仅仅由法条构成的封闭的系统.法官应该有更高的政治敏感性,以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判决的公正与否很大程度上是力量对比折射到人们的政治共识或者道德共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