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本文分析了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各自的表现形式和理论依据,认为其普遍性的理论依据是人权主体的普遍性,即只要是"人",就都应当享有人权,全人类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道德,而人权的本质正是利益和道德。人权特殊性的理论依据是人权的实现程度及形式,受一个国家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宗教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文章主张,不能把普遍性和特殊性对立起来和割裂开来;西方发达国家应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发展中国家应尊重国际人权共同标准并为其实现而努力。     

人权的本性与价值位阶

只讲人权的阶级性 ,否认普遍性 ;只考虑“多数人的人权”而忽视“少数人的人权” ;片面强调“主权高于人权”、“集体人权高于个体人权” ;或只讲“生存权是首要人权” ,忽视政治人权居先的价值地位 ,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人权是自然性与社会性、阶级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抽象地强调“主权高于人权” ,有可能为以“主权压人权”的专制政权提供理论支持。当今中国的首要人权应是政治人权。     

人权的性质

对于人权的性质,有的人认为人权具有普遍性;有的人认为不能忽视人权的文化相对性。那么,人权究竟是具有普遍性,还是具有文化相对性呢? 一、从《世界人权宣言》角度看人权的性质 世界性人权文件缔结的基础是其内容反映的被普遍接受的行为标准;联合国监督各国遵守国际人权标准。如果这些权利没有被广泛接受,那么     

和谐人权:中国精神与人权文化的互济

根植于冲突与对立的传统人权观已不能应对现代社会文化多元的挑战,人权原教旨主义者的坚守、人权政治学的庸俗实用化、人权法理学的技术性进步都在戕害着人权本身固有的批判精神.以发乎和谐的中国精神化育西方文化本位人权观,并不是对其价值的抛弃或取代,而是对其精神的拓展与提升.基于和谐的人权不仅会使西方人权观超越其历史局限性而赢得其普遍性,也会使中国精神超越其民族性而赢得其世界性.     

对人权的普遍性与人权文化之解析

人权的普遍性要求人权应当是世界性的。人权文化是世界范围内对人权普遍认同、普遍尊重和普遍保障的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更高形态。人权文化的形成既有可能,也是必要的,但现存的“人权的霸权主义”和“人道的霸道主义”则是建立人权文化所必须首先清除的最大障碍。     

论人权的本土特质

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一直是东西方学者关于人权问题的争论焦点之一。任何一种上层建筑都无法回避本土因素,即使对于作为人类共同理想的人权,亦是如此。人权是发展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人权是多元的,不同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不同的人权体系;人权还是现实的,它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物质条件而存在。     

人权主体界说

本文通过分析人权主体理论的历史发展 ,概括出人权主体范围扩展的三个过程。在古典人权理论中人权主体是有限的。现代人权理论中 ,人权的普遍性首先指主体的普遍性。法人所以成为人权主体 ,一则因之其权利为宪法意义上的权利 ;二则因之其保障方式为宪法诉讼方式。人权的国际化使集体成为特别的人权主体。法人和集体作为人权的主体仅具有手段性的意义 ,生命个体才是真正本源性的人权主体     

环境权与宪法--从人权保障的观点谈环境权的宪法意涵

试图以宪法学上的基本理论,尤其是有关人权保障的理论为基础,尝试探讨与厘清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在内容上首先从宪法释义学的角度,分析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体系之间的关系;其次尝试阐明"环境基本权"的意义与可能内涵,为环境与人权的连结提供思考的方向.再者,从国际人权的发展,论述国际人权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连性.     

美国《国别人权报告》之国际法评析

美国《国别人权报告》纯粹是美国国内法的产物,它只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避而不谈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它片面强调人权的普遍性,而否定人权的特殊性;它坚持人权高于主权,认为美国可以对任何国家的人权状况予以横加指责;它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否认人权在本质上是一国的内政。《报告》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大量捏造、歪曲事实;而自身人权状况糟糕的美国,根本就没资格、也无权对他国的人权状况进行评判。     

罗隆基:一个人权理论的构建

罗隆基在人权论战时期,用功用的标准来诠释人权与国家、人权与法律的关系,指出不同时间不同国度的人权具有时空性特点,由此构建其人权理论体系,旨在说明在国民党党治下人权是人们必争的权利,进而评析其人权理论。     

人权精神的危机与拯救

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人权普遍性的展开与人权精神的衰微是同步的。作为现代化产物的文化相对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都在从根基上侵蚀着作为人权内核的否定性原则和批判性精神。拯救人权,有赖于一个超越现代性的视野,需要暂时剥离实证人权法理学的迷雾,进而对人权的现代历史性、政治工具性作出整体性反思和平衡性降解。     

从人权保护的视角考察宣告死亡制度

统摄现代法治社会的灵魂是人权,为失踪人设置的宣告死亡制度与人权保护紧密相关,人权的绝对性使宣告死亡的设置缺乏依据,而人权的相对性又使宣告死亡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良好制度,严格宣告死亡的条件,合理规定死亡的法律后果,使宣告死亡与人权保护相协调。     

怎样根治刑罚执行中的腐败

郭道晖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政法论坛》2004年第2期上撰文《人权的本性与价值位阶》指出，过去中国理论界只讲人和人权的阶级性，而否定其普遍性，视人权为“资产阶级的口号”，这是没有分清作为客观的社会存在的人权同作为意识形态的人权理论、人权法制的区别。其实，人权是基于人类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性客观地历史地形     

普遍人权理论的宗教难题

20世纪60年代末,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促进了伊斯兰人权观的出现,这种从伊斯兰教义出发看待一切人权规范的人权观在伊斯兰世界至今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伊斯兰人权观与人权的"亚洲价值观"在强调人权的特殊性以及非政治化方面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但前者的宗教性决定了其比后者更加根深蒂固。无论是以"国际人权宪章"为基础还是以道德普遍性为基础的普遍人权理论都存在理论上的弱点,很难对与"国际人权宪章"存在诸多矛盾冲突的伊斯兰人权观有足够的说服力,伊斯兰世界多元变化的事实也不足以消除伊斯兰人权观与普遍人权观存在的观念冲突。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西方普遍人权话语中将人权宗教化或者原教旨主义化的倾向具有使人权观念被绝对化和异化的危险,由此很容易成为与其他信仰的冲突之源。只有坚持一种具有反思性的温和普遍人权观才能实现其与伊斯兰人权观等其他价值观的和平共处与有效对话。     

从主体性到关系性:人权论证的范式转向

人权是时代的观念。通过分析人权的概念要素可以看到,尽管人权争议源于对人的理解不同而体现为人权性质上的争议,但在根本上则在于,它们都属于一种主体性哲学框架下的人权论证理论,从而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对人权正当性的追问必然要求实现人权论证的范式转向,即从主体性转向关系性。从关系性视角来论证人权尽管源于青年黑格尔,但只是到当代才由哈贝马斯立足交往行动理论作出了系统的阐明。在实践上,人权论证的关系论转向对进一步深化与推动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公民宪法权利的完善

我国政府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法人权规定之间,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比较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现行宪法人权规定的异同,规范和完善我国现行宪法中的人权规定体系,对于完善我国人权法律保障制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基础性的作用。     

论引渡中国家主权与人权的关系

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基本权利的基础,即是对内的最高权力和对外独立自主的权力,是不受任何其他国家控制的。而人权具有国际性,人权也是近代国际法保护的重要权利。在世界各国引渡实践中,由于引渡的条件的不规范性,多边或双边引渡条约的签订和各国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同等等问题,都在不同程度的制约了引渡国与被引渡国之间的引渡请求的顺利进行。从而,使得国家主权原则与人权原则常常在引渡中产生冲突。分析产生两者冲突的原因以及两者冲突的协调的成功案例,是本篇文章论述的重点。最后,本文总结了对于国家主权与人权关系在引渡实践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冲突与协调措施,对中国在引渡法以及引渡实践中所产生的指导和促进。     

国际人权法之于中国人权法制建设的历时性研究

二战以后,国际人权进入空前发展的阶段。经历了面临世界范围内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对立,国际人权法开始推动普遍的人权价值。60年间,中国人权法制建设在国内法与国际法层面有着紧密的关联。中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是一个后发的、稳步向前的过程。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进入国际人权公约领域。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权法制建设重新起步,加入了人道法以及少数群体、特殊群体的国际人权公约;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中国的人权保障制度有了深刻的发展,并加快了加入国际人权公约的进程。当前,中国在人权法制建设中致力于构建人权话语体系,寻求人权普遍性与地方性的结合。     

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及其法治意义

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认为人权渊源于西方悠久的以斯多葛学派和基督教为代表的普世主义,以及启蒙运动以降所形成的权利思想史,其展现了人权的历史悠久性、内容的层次性和进步性。而以塞缪尔·莫恩为代表的学者反驳了这种人权历史叙事方式,提出了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认为作为全球道德诉求与乌托邦愿景的人权实际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呈现了全球层面人权起源之晚近性、成因复杂性和乌托邦属性。这两种人权的历史叙事方式有一定暗合之处。尽管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有一定局限性,但其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呈现了法治的普遍性认同之内在价值逻辑,为思考全球法治难题提供了价值论意义上的理论视角,为重思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不过,这种法治意义受限于非传统的人权历史叙事方式在人权的道德性与政治性之间的逻辑张力。     

人权的国际保护与不干涉内政

<正> 人权,本是国内法的一个概念,是作为一个法律原则和公民权利被规定在有关国家的宪法、民法或其他法律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某些国际条约开始出现有关保护少数条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权问题大规模地进入国际法的领域.目前,根据国际上较为普遍的意见,人权既包括个人人权,也包括集体人权,即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等.但是,由于国际人权文书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特别是由于各国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民族传统的不同,有关人权的解释和运用,是不同的.再加上一些国家将人权作为推行其对外政策、